材料 唐代漕运改革首推刘晏。“安史之乱”使中国北部的社会经济遭到极大破坏，藩镇趁乱拒向朝廷缴纳贡赋；而朝廷长期仰赖的东南之地，虽未经战火摧残，却因运河年久失修、战争破坏而难以通运。刘晏受命于唐王朝严重危机之时，组织兵丁，发动民工，疏浚淤塞河道，改善运输工具；实行雇佣法，“以盐利雇佣，分吏督之”，用官府在江淮专卖食盐所获利润雇佣民工运输。并在唐玄宗年间裴耀卿转搬法的基础上，由直达改为分段联运；实行“教漕卒”，训练能适应各种水势和驾驶各种船只的船工水手；创立漕运奖励制度，“十运无失，授优劳，官其人”。

——摘编自吴琦《中国历代漕运改革述论》

材料一秦地本是戎狄之区……直至秦孝公变法时，秦人还不脱戎狄之俗。例如，他们还父兄子弟和姑媳妯娌同寝一室，沿着游牧时代以一个帐幕为一家的经济办法。这种陋俗经商鞅的严禁才消灭。

——张荫麟《中国史纲》

材料二秦是个体小家庭定型化时期，所谓定型化是指它不仅作为一一个具有一一定血缘关系的亲属集团，而且成为一个最基本的社会组织细胞；在政治上得到了国家的承认，是户籍的最基本单位；在经济上成为一个耕织结合在一起，自给自足的独立经济实体。以一对夫妻为核心的小家庭，男耕女织，构成相互提携力最顽强的小圈子，家庭成员间在生产劳动中彼此毫不攀比，生产积极性高涨，父子戮力，相忍饥寒，朝夕艰苦从事。勤俭持家、艰苦奋斗良好民风的形成与自力更生个体小家庭的训练是分不开的。个体小家庭作为社会生产的社会组织形式其作用不可低估。直系个体小家庭成员间相互依存性最强，血缘关系简单，彼此亲合度达到最高点，父、家长权、夫权降到最低点，因而也是最稳定的一种家庭形态。

——张金光《商鞅变法后秦的家庭制度》

材料一   1899年1月，康有为在回忆“公车上书”时说：“再命大学士李鸿章求和，议定割辽台，并偿款二万万两。三月二十一日电到北京，吾先知消息，即令卓如（梁启超）鼓动各省，并先鼓动粤中公车，上折拒和议，湖南人和之……时以士气可用，乃合十八省举人于松筠庵会议，与名者千二百人，以一昼二夜草万言书，请拒和、迁都、变法三者……并日缮写，遍传都下，士气愤涌，联轨察院（都察院）前里许，至四月八日投递，则察院以既以用宝（光绪帝批准和约），无法挽回，却不收。''许多论著据此认为康有为发起和组织了“公车上书”，并将之视为资产阶级改良派走上政治舞台的标志。

——摘编自《康南海（康有为）自编年谱》等

材料二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史学界对康有为的说法提出了诸多质疑。茅海建详细查阅清朝军机处《随手档》《早事档》《上谕档》《电报档》《洋务档》《收电》《交发档》《宫中电报电旨》等档案，提出，“从二月二十七日至四月二十一日，在不到两个月的日子里，上奏、代奏或电奏的次数达154次，加入的人数超过2464人次。……在各省，封疆大吏电奏反对者（反对签订和约）己过其半数；在京城，翰林院、总理衙门、国子监、内阁、吏部官员皆有大规模的联名上书；举人们的单独上书也达到了31次，加入的人数达到了1555人次；举人们参加官员领衔的上书为7次，加入人数为135人次。"'四月初八日（5月2日），即康有为所称‘不收'其上书的当日，都察院代奏了官员举人的上书共计十五件。”“由此可以证明，康有为组织的十八行省公车联名上书，并非都察院不收，而是康有为根本没有去送。”

——摘编自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二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