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嘉祐三年(1058年），王安石提出了一整套培养公职人员的办法，努力奠定变法的思想基础与组织基础。首先，他针对学校教育空疏腐败的现实，提出以“尚实用”为原则来培养人才，其教育内容具体来说则包括德性的养成及处理具体政务能力的培养。其目的显然是培养政治精英或国家治理者。王安石建议，在进士考试中，取消诗赋、贴经和墨义，改为经义和策论。在人才的任用上，他再次强调了德才兼备的传统观点，认为应以个人德才的高低为依据，在社会有序分工的基础上实现国家的公共治理功能。他积极推行高薪养廉的制度以遏制腐败。他还提出利用礼法相结合的手段来进行保障。两者结合既是减少改革阻力的“托古改制”，同时也是为了通过礼、 乐、刑、政的使用保证国家治理结构有序运行的创新尝试。

——摘编自宋丙涛、张庭《历史教训与当代启示：王安石变法的公共经济学分析》

材料   为了“定民之居，成民之业”，管仲分全国为二十一乡，其中工商六乡，士十五乡。工商专心本业，免服兵役。士乡即农乡，平时农夫耕田，战时当兵。士乡规定：“五家为轨，轨为之长。十轨为里，里有司。四里为连，连为之长。十连为乡，乡有良人焉，以为军令。”每家出兵一人，“五家为轨，故五人为伍，轨长帅之。十轨为里，故五十人为小戎，里有司帅之。四里为连，故二百人为卒，连长帅之。十连为乡，故二千人为旅，乡良人帅之。五乡一帅，故万人为一军，五乡之帅帅之”。这是兵农合一的劳动力编制，对于加强齐的国力当然起不小的作用。管仲相桓公，制定了“尊王攘夷”的策略，对于团结友邦、打击敌对势力，提高本国在列国中的地位，收到显著的效果。据统计，齐桓公在位的四十余年间，齐会盟诸侯二十六次，用兵二十八次。这都有管仲的功劳。

——白寿彝《中国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