箴是中国古代的一种一告诫、规劝为主的文体。百官作箴以规谏王的过错，成为西周政治文化的一大特色。春秋战国时期。官箴形态开始出现从箴君到箴臣的变化。汉代，官箴对不同官职提出不同的要求，职业特色越来越明显。宋元明清时期，官箴呈现“官吏自箴”的特点。官箴书的创作者均为官员士大夫，所规谏对象则是文武百官。汉唐时期的官箴书，主要是针对官员进行道德说教；到宋元时期，官箴书的内容以从政经验、政务指导为主，或人际关系，或刑狱诉讼，或钱粮征收，针对性极强。到了晚明及清代，官箴文本融合其他领域的专业知识，或混编公牍文书，组成了新式文本，成为更加实用的行政教科书。唐宋以前的官箴。主要针对高层官员。到明清时期，官箴针对的范围扩大为县级以下官吏，一些地方胥吏也成为官箴告诫的对象。
——摘编自时小红《中国传统官箴文化及其现代价值》
根据材料信息，任选一个角度拟定一个论题，结合中国古代史的相关史实加以阐述。（要求：论题明确，持论有据，论证充分，表述清晰）
2 . 材料 宋太祖针对“五代以来，领节旄为郡守者，大抵武夫悍卒，皆不知书，必自署亲吏代判，郡政一以委之，多擅权不法”的现象，于乾德三年下诏：“诸州长吏或须代判，许任宾席公干者，勿得使用元从人”，郡政由方镇的元从转移到朝廷委派的宾席公干者手中，宋廷开始剥夺藩镇的治民权。随着北宋统治的巩固，中央政府逐步废除节度使、刺史等唐五代时期军政合一、由武人担任长官、有利于藩镇割据的地方行政机构。到北宋仁宗时期.地方行政的管理从唐代的刺史制转变到宋代的知州制。以转运使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安抚使司为主的宋代路级机构，除安抚使由所在路的首州知州兼任外，其他三司号称“监司”，作为中央的派出机构代表中央管理地方，宋政府极其重视其人选。南宋学者叶适曾说：“国家因五代之极弊，收敛藩镇之权尽归于上，一兵之籍，一财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为之也。欲专大利而无不受其大害，遂废人而用法，废官而用吏，禁防纤悉，特与古异”，“万里之远，颦呻动息，上皆知之”。
——摘编自陈长征《唐宋地方政治体制转型研究》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代到宋代地方行政体制的主要变化。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宋代地方行政体制改革的作用。
材料 唐前期仿秦汉实行州县二级制。安史之乱，唐在全国设方镇任命节度使。平叛后， 方镇成为一级新政区，出现方镇州县三级制。方镇严重南弱了中央权力，唐最终亡于藩镇割 据。宋开国即收节度使政权、兵权和财权，所领诸州归中央，实际形成了州县二级制。但汉唐以来，国家幅员广袤、县级政区数目庞大，在二级制之上不设监察区是不可能的，但设监察区必然走向三级制，造成削弱中央、混乱分裂。如何突破二级制到三级制循环怪圈？宋派知州管理政务,直接奏事直辖中央;转运使转输地方财赋，以天下地形分路而治，路成为州之上新型区划；设按察使、安抚使、常平使等诸监司，溪辖地均称路。宋代路制不是州之上单一区划，其事权分诸监司，在权力分配上形成了二级半或虚三级制。宋朝路制使地方处于极度分权和无权状态，出现了内重外轻局面，带来长期积弱，内忧外患不止。
——摘编自《州县二级制向道（路）州县三级制的转化》
（1）根据材料，指出宋代统治者在地方行政区划上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并分析宋代重视这一问题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地方行政区划改革内容，并简析其历史影响。
材料一 儒学之所以成为中国传统思想主干，还在于原始儒学本身的多因素多层次结构所具有的包容性质，这使它能不断地吸取融化各家，在现实秩序和心灵生活中构成稳定系统。由于有这种稳定的反馈系统适应环境，中国传统思想一般表现为重“求同”。它通过“求同”来保持和壮大自己，具体方式则经常是以自己原有的一套来解释、贯通、会合外来的异己的东西，就在这种会通解释中吸取了对方，模糊了对方的本来面目而将之“同化”。
——摘编自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
材料二 中国科举大事记
| 朝代 | 概况 |
| 隋朝 | 606年，科举制产生。整个隋朝，举行了五次考试，中举者总共十余人。 |
| 唐朝 | 唐高宗时期颁《五经正义》于天下，令每年明经依此考试；武则天时设武举，由兵部主持。 |
| 宋朝 | 992年，糊名考校（盖住考生姓名来改卷）成为定制；1015年，始置誊录院，令封印官封试卷后，由书吏誊抄为录本。1124年，礼部试进士一万五千人，徽宗特令增百人额。 |
| 明朝 | 明太祖令“专取四子书命题试士”；明宣宗时始分南北中卷取士；明成化年间，八股文定型。 |
| 清朝 | 光绪年间七月，废科举，广设新式学堂。 |
——据翟国璋主编《中国科举辞典》整理
（1）结合材料一指出儒学的突出特点，请以荀子思想、董仲舒新儒学、宋明理学为例加以说明。
（2）依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概述科举制演变的趋势。
（3）结合上述材料和所学，简析科举制对儒学和儒生的影响。
材料一 1683年，康熙帝派施琅攻取台湾，次年，置台湾府隶属福建省，下辖台湾、凤山、诸罗三县，设各级职官，驻扎军队。开设厦门至台湾对渡航线，实行给照制度，严防无照偷渡。招徕流民垦荒，兴修水利。雍正时，增设彰化县淡水厅、澎湖厅及四个巡检司，放宽移民限制，降低新垦土地的赋税。乾隆时增设泉州、福州与台湾的对渡航线，在台推行摊丁入亩。清政府在台湾各县设县学、书院私学，“教以孝悌之义”。至乾隆末汉人移民台湾已达百万，台湾米、糖等大量销往大陆。
——摘编自陈碧笙《台湾地方史》等
材料二 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后，台湾开口通商。鸦片成为最主要的输入品之一，可与茶、糖等物物交易，甚至被作为“工资”付给劳工。除米谷仍是两岸贸易的主要商品外，茶、糖、樟脑成为台湾三大出口国际商品，广销日、澳、欧美等地，带动了山区土地的开发。原来的郊商（从事海峡两岸贸易的商人和商人团体）贸易规模进一步扩大，洋商及买办出现并发展，但并不占明显上风。1877年福建巡抚丁日昌在台湾架设了中国第一条电报线；1885年台湾设行省，巡抚刘铭传在台疏浚基隆港，修筑基隆到新竹的铁路。台湾北部逐渐成为全台政治、经济、军事与文化的中心。随着经济的发展与生活水平的提高，台湾民众大量购买外来品，上海服饰被视为流行先锋，洋酒、洋饼进口大量增长，西式医疗、新式学堂亦经教会引入台湾。
——摘编自许雪姬《晚清台湾的社会经济与社会发展》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政府治台措施的特点，并简析其作用。
（2）根据材料一、二概括晚清时期台湾社会经济的新变化，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变化的原因。
材料一 雍正帝否认《春秋》有“尊王攘夷”“华夷之辨”的内容，认为《春秋》大义在于扶植纲常、辨定名分，故曰“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提出四海之内共尊一君的君主专制大一统观念。接着，雍正帝又分析了历史上一统政治的形成和发展，提出“中国之一统，始于秦；塞外之一统，始于元，而极盛于我朝，自古中外一家，幅员极广，未有如我朝者也”。雍正帝的“大一统”思想是在清朝国力日益强盛的形势下，与汉族士人反清思想作斗争的过程中产生的，包含着维护清朝统治地位的动机。这种新的“大一统”理论，使清帝以天下之主自居，不容忍任何分裂割据现象，因而加强了对边疆地区的经营管理，空前地巩固了中国的统一，奠定了中国领土疆域的基础。
——摘编自刘泽华《中国古代的“大一统”论与“正统”观念》
材料二 罗马帝国边缘省份对于中央的离心力巨大，于是帝国后期出现四帝共治、东西分裂的政治割裂。帝国覆灭后，漫长的中世纪，基督教成了人们心灵的慰藉，这本是欧洲文明又一次统合的契机。然而，11世纪，基督教分为天主教与东正教两个相互拆台与对立的宗教派别。16世纪的宗教改革又让一大批民族国家逐步兴起，将世俗政权凌驾于宗教权力之上。还有来自南方的伊斯兰势力入侵伊比利亚半岛与巴尔千半岛，这种外部力量威胁为欧洲内部多元势力的崛起提供了契机。
——摘编自王凯迪《历史上的欧洲为何难以走向统一》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雍正帝提出“大一统”理论的时代背景并分析其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同中国古代“大一统”相比罗马帝国政治的特表征，并简析11—16世纪欧洲难以实现统一的原因。
材料一 中国历代都非常重视对官吏的选拔，制定了许多种不同的人事选拔方式，由此形成了中国古代富有特点的选拔制度。夏商西周时期，所谓“天子之子为天于，公之子为公，卿之子为卿，大夫之子为大夫”;汉代统治者认为孝是“百行之冠，众善之始”,廉则是为官之根本、民之表率，因为对孝廉的考察和荐举十分重视，自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形成制度化，每岁必举;隋炀帝大业三年（公元607年）下诏分科举士，所设十种科目，显然其中最主要的是品德内容。唐朝时科目分为常科和制科，以秀才、进士和明经三科最为重要，武别天当政时首设武举。宋朝时把进士以外的其它科目合并“诸科”，明清时则取消“诸科”，只设进士一科。
——摘编自朱绍侯《中国古代史》
材料二 历史上，随着社会经济、政治、教育科技文化的发展，政府的结构和功能日益复杂，政府工作人员大量增加，在旧式的官僚集团中逐步形成了现代意义的文官。为了对文官这一特殊及特区进行管理，西方各国逐步形成了一整套对文官的分类、考试、录用、考核、奖惩、待遇、培训、晋升、调动、解职、退休、保障等作系统规定的规章制度和体制，目的在于选贤任能，提高行政效率。这就是现代西方各国的文官制度（公务员制度）。
在西方封建专制下，文官的行政行为如果超出法律授权范围或违反法律规定，便是违法渎职，要受到司法制裁。同时。文官对国家、对人民、对上级、对部属都有法定关系。他的职位、地位、待遇依法受到保障，非因违法失职不受免职、停职等处分。实行功绩制，（Meritsystem）这是现代文官制度最重要的原则之一,是为反对封建特权、个人赡徇制和政党分肥制的弊端，实现担任公职“机会均等”的原则建立起来的。功绩制体现了“任人唯贤”和“奖优罚劣”。它包括两方面:公开考试，择优录用;严格考核，论功行赏。在西方封建专制、个人赡徇和政党分肥制下，官吏、官员的任用、升黜、赏罚往往根据君主、政权机关的首脑或政党领袖个人的好恶，即不重视业务能力，对业务能力也没有什么客观的衡量标准。功绩制则根据较为客观的标准确定的业务能力和其它工作素质，决定文官的录用、升降和奖惩。用人重知识化、专业化，除美国外，现在西方各国一般都规定相应的学历作为一定职级文官考试录用的条件。美国虽对学历无明确规定，但在考试时，也极注意检验应试者的基础知识和专业能力。政党分肥制倡导者的“政府工作平凡简单，任何人皆可胜任”的理论，是现代文官制度所彻底否定的。……现代文官制度则规定“政治中立”，实行职务常任。西方各国都规定文官不得参加某些政治活动，不得担任选举公职（要担任，就要辞去文官职务），不得接受政治捐款等，并规定文官“无过失不受免职处分”、“不随内阁而进退”，保证文官的职位、去留、待遇、前程不受党派政治斗争的影响。
现代西方文官制度不同于西方封建官吏制度及早期个人赡徇制和政党分肥制的这些特点，是随着西方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通过人民长期民主斗争及几次重大的官员制度的改革，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尽管目前仍有些弊端,并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政府和文官都不能完全避免违反制度的现象，但这一制度的确立毕竟是历史上的巨大进步，其中有很多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对现代社会化经济的发展和现代政府的人事管理是普遍适用的。在我国目前的人事制度改革中，大有借鉴的必要。
——摘编《论西方文官制度特点》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官吏选拔制度的沿革历程。
（2）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西方文官制的特征，并分析文官制度的作用。
材料一 “始皇初并天下，罢诸侯，置守尉，遂分天下为三十六郡，每郡置守，一丞、两尉以典之。郡名曰内史、三川、河东-巴都，蜀郡、黔中、长沙。后又置闲中、南海、桂林、象郡四郡。凡四十郡。”
——明张岱所著《夜航船》
材料二 元朝制订了一整套比较严密的政策。将行省权力规范在大而不专的模式内。行省实行群官负责和圆署会议制，行省多名官员中，常常是蒙古人、色目人、汉人交参任用。重要政务“事从公议”，而且常有“众论不齐”的情况。成宗朝前后，行省官朝觐述职和不定期迁调，朝廷遣官钩考、巡察等，或经常举行，或成为定制。行省路以下官吏的铨调开用，由朝廷三年次遣使举行。元代行御史台及廉访司法既注意对一般地方官府的普遍监察，更把行省当作地方监察的重点对象。行省区划主要以中央军事控制为目的，不惜打破自然地理界限，不顾区域经济联系，人为地造成犬牙交错和以北制南的局面。从而使行省官失去了扼险而守、割据称雄的地理条件。
——摘编自李治安 《元代行省制的特点与历史作用》
请回答:（1）据材料并结 合所学知识，指出秦朝此种制度的设立在政治体制上带来了怎样的变化?这种变化带来怎样的积极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元代加强对行省控制的措施，并分析其影响。
9 . 材料一 唐朝建立了一套有效的谏官系统，谏官以皇帝为监察对象，把皇帝当作国家最高官吏，对传统的以法治官，不失为一项重大突破。谏官，职能为对君主言行等违失进行直言直谏，劝使其改正错误。……谏官系统作为皇帝的监察镜，及时纠正不少决策错误，避免祸国殃民之政。虽受到皇帝和谏官自身政风的局限制约，但其监察功能是无容置疑的。
——摘编自李孔怀《中国古代行政制度史》
材料二 明清时，对官员的监察制度达到了顶峰。明改御史台为都察院，又罢谏院，设六科给事中，独立于六部。科道并立，地方设十三道巡按御史，同时设督抚，各省的提刑按察司也有监察权，形成地方三重监察，网络可谓严密。清朝，科道合一，地方依明制。同时，制定了我国古代最完整的监察法典《钦定台规》。至此，中国古代监察制度达到了顶峰。
——杨鸿年、欧阳鑫《中国政制史》
请回答：
（1）根据材料一、二，分别概括唐朝和明清监察制度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明清监察制度发展到顶峰的原因。
材料一 礼教是古代社会思想政治教育中最基本的内容。始于西周，注重将礼义的传授与礼仪的训练相结合，主要体现在学生的日常教育中；春秋战国时期，礼教理论逐渐形成与发展；汉王朝将礼教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重视礼仪规范建设，制定了礼仪规范，并通过学校进行礼仪教育；西晋时期比较重视学礼，北魏孝文帝将礼教视为治国之本；唐代以化民成俗来实施礼教，用制度规定强化礼教，完善礼的内容，且通过对孔子的褒奖、树立孔子在教育中的地位来实施礼教；宋代统治者，重视兴建孔庙和对孔子及其门人和后裔的封赐优礼，这一点在族规家训中也有充分体现；在明代的小学课程结构中，规定晚学把习礼仪、演习诸礼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小学教材也把《家礼》作为教本。清朝继承了之前的礼教内容和方式。
——摘编自傅琳凯《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史研究》
材料二 建党初期，我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努力抓革命教育，创办工农业余学校和革命干部学校；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共产党内盛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1928年，毛泽东指出要实行“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古田会议确立了红军教育的思想和方法；抗战时期，党把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干部学校教育的中心环节。1936—1938年间创办了一大批培养抗日革命干部为目标的干部学校。为了克服我党干部队伍中普遍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错误倾向，我党第一次在党内开展了大规模的整风运动。1949年，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首次提出了“两个务必”的要求。
——摘编自王秀良《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礼教的特点及影响。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开展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特点和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