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科举制虽然自隋唐以来已有三百年的历史，而隋唐时的科举从根本上讲还多多少少的带有荐举制的性质。“唐世科举之柄、额付之主司，仍不糊名。又有交朋之厚者为之助、谓之“通榜’”，“自唐以来，进士皆为知举门生，恩出私门，不复知有人主。”北宋时期，出生寒族的士人多无权贵牵引，强烈反对荐举制，要求一切以程文为去留。太祖乾德元年九月二十七日诏：“礼部贡举人，自今朝臣不得更发公荐，违者重置其罪。”真宗时期，“礼部贡院封印卷首，自此始”，“于内阁糊名考校，分为六等，别录本，去其娃名”。陈彭年等人奉命制定“景德条制”，誉录法和糊名法以科举条例的形式制度化。殿试也在唐早已有之，成为常例制度也是在北宋。开宝六年，太祖亲审知贡举官李昉取舍非当案，这是皇帝亲自处理的第一个科举案，从此殿试作为科举最高考试程序确立下来，并且为明清沿用。

——摘编自路任翰《北宋科举条制考》

材料一   郡县制对早期国家起了否定的作用。它的出现反映了历史的巨大进步，早期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长期存在氏族制的血缘关系残余。郡县制的发展动摇了建立在血缘关系之上的宗法制和分封制。商鞅变法确定了秦郡县制发展的方向，而郡县制的发展又是秦得以发展为帝国的重要原因之一。

秦汉中央掌握了郡县主要官员的任免权，分离郡县的行政权与军权，建立严格的监督制度。帝国内部组织现出鲜明的以地缘关系为结合的特点，郡下设县，县下依次设乡（亭）里、什、伍等组织。秦汉郡县的管理范围涉及民政、财政、司法、教育、选举、监督等诸多方面。在郡县内部，还建立了监察和考核制度，监督官员履行职责的情况。中央政府对郡县实行严格的控制。

——摘编自易宁《秦汉郡县制、罗马行省制与古代中西文明的特点》

材料二   罗马帝国以地中海为中心，扩展到很远的地方，并在那里传播希腊、罗马文明，也给那里带来统一；所到之处都由罗马法官根据罗马法进行判决，从而使地方上的社会秩序被宣布无效。在相对稳定的帝国内部，各民族的文化包括法律文化得到不断的交流和融合。罗马国家积累了丰富的统治经验，为后世公法的发展特别是地方制度的发展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可以说，古罗马的行省制开了地方制度的先河，是西方国家地方制度的历史源头，罗马公法成为后世欧洲公法发展的重要历史渊源。

——摘编自朱勇《古罗马行省制演变的法文化价值》

材料 清朝改土归流后，大量人口流入武陵民族地区，地区文化冲突出现，既不利于社会稳定发展，又给当地治理带来种种困难。

武陵民族地区各地方政府，通过发展儒学教育体系，均建构起了由学宫、书院、义学、私塾构成的多元教育体系。各地利用石刻、牌坊、志书、口头传颂等方式，把符合儒家行为规范的人树立为楷模。通过赋予荣誉称号等途径扩大其影响力。修建儒家文化象征建筑，如忠义祠、节孝祠、武庙、文庙等。官府还在给街道、坊市、桥梁等命名时处处体现儒家精神。

在“修教齐政，不易其俗”原则指导下。对差异性文化，只要不与儒家精神相违背，官方不干涉其具体形式，多体现在建筑、饮食、服饰、生产、节庆等方面。对那些与儒家精神有悖但能主动调适重构者，亦能任其流存发展，多体现在歌舞、信仰等方面。某些含有积极成分，有利于维护秩序的少数民族文化，在改造后甚至被官方纳入正统。在永顺府，改土归流初就发布了《详定市场》《详定斛斗》《示禁衙索诈》等系列文告，将打击唆讼作为重要的政绩。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改土归流后武陵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取得了良好成果。

——摘编自莫代山、王希辉《改土归流后武陵民族地区移民的文化冲突与调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