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对“公”“私”关系的讨论和晚明资本主义萌芽的论说，曾经使我们将那个时代称之为“启蒙时代”。……但黄宗羲们没有真正的否定君主制度的合理性，他们也没有设想出一个权力更替和权力制约的机制。急剧的改朝换代，决定了他们的“待访”必将成为一种“空守”。因此，对他们思想的启蒙色彩要做仔细的检讨，或者说他们的启蒙意义要到晚清才得以真正展现。

——摘编自干春松《儒学概论》

材料二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一部典型的民权宪法，第一次比较充分的体现了规范国家权力、保障国民权利的宪政理念，从而开启了中国近代立宪的新篇章。它以根本法的形式确认了主权在民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否定了统治中国2000多年之久的封建主义的专制制度，从而树立了帝制非法和共和合法的观念，促进了民主主义潮流的大发展和人民思想的大解放。

——摘编自袁兵喜《权利与权力的规制——<中华民国临时的法>之宪政理念》

材料一   近代法国启蒙学者关注公民教育，认为专制国家的教育只是“培养好奴隶”，不会造就出真正的人。公民教育应由民主国家设立机构来领导与管理，以推翻教会对教育权的垄断与掌控。狄德罗认为优良的自然素质绝非贵族所独有，“天才、才能和美德出自茅屋里的要比出自宫廷里的多得难以计算”。只因在恶劣的社会制度下，民众的子女得不到合理的教育，其中的天才被埋没。在当时法国“优秀的爱国者”和“始终正直的公民”极为稀少的情况下，道德教育尤为重要。卢梭要求儿童多了解祖国，他认为只有掌握包括数学、文学等科学知识，方能逐渐成为合格的公民。这些构想为推动臣民教育向公民教育的转变提供了思想先导。

——摘编自刘春兵《思想启蒙与公民塑造－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中的公民教育思想探析》

材料二   民国初期是近代中国公民教育的产生发展阶段。《临时约法》首次对公民权利作出规定，为公民教育提供了法律基础。在学习借鉴西方公民教育之初，不少学者强调“德国公民教育之思想，不可完全移植于我国”。商务印书馆和《中华教育界》等民间社会机构发表西方公民教育著作文章，顺应时代要求，自觉承担推动公民教育的重任。朱元善于1916年提出，“教育之方针自当以新国家之本质为主眼，而置重于共和立宪国民之养成”，“非实施公民教育不可”。随着西方公民教育思想的不断传入，人们提倡将民主共和精神的培养作为公民教育目标模式构建的基础，使公民教育范围扩展到社会公共生活领域。

——摘编自朱小蔓、冯秀军《中国公民教育发展观脉络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