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宋代城市，除了专门的酒楼、茶馆、食店（风味饭店）、肉行、饼店、鱼行之外，还有许多流动商贩，产品包括点心、干鲜水果、肉脯等不下百种。东京城商铺林立，一应俱全，尤其是来自海外的香料铺也出现在街头，说明当时市民百姓阶层也开始使用香料了。宋代政府让各类商人组成行会，并按行业登记在册，否则就不能从事该行业的经营。盐、茶等商品具有特殊性，往往会由政府专营。

——摘编自刘永加《唐宋时期如何活跃消费市场》

材料二   20世纪30年代国内外严峻的局势催生了国货运动，国民政府工商部严令各省市总商会，国货商品必须冠以国货字样。官办的《广播周报》专门开辟了无线电问答节目，围绕国货访谈展开讨论。此外，民国时期的报馆、杂志社与出版社等亦聚焦于国货运动，登载了各种有关国货运动的文章、评论、条例与统计报告等。在提倡国货运动的声浪中，多数城市富裕家庭衣食住行的必备品至少部分由洋货变为国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出口商品的相关状况

——摘编自《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人买卖遍全球》

材料一苏州地区的社会生活，在晚明时代发生了很大变化。追求奢靡，去朴从华，新奇刺激，轻视礼教，成为当时城市社会取向。社会各阶层在追求物质生活的多样化、享乐化的同时，还对文化生活必需品提出了新的要求，文化生活因此而繁荣发达，纷呈多样。该地风尚往往开风气之先，成为许多地区乃至全国争相效仿的时尚。而到了清朝前期，苏州举凡吃、住、行、玩，都有相应的服务行业和服务设施，达官富豪可以在那里尽情享受，技艺百工可以在那里觅食谋生。市民生活与市场的联系更为紧密，他们追求高档次的物质生活，社交形式趋新，追求丰富的精神生活等。

——摘编自韩佳女、姚媛、赖冰清《论明清时期的江南城市与文化》

材料二自1760年到1800年，英国的城市人口比重由10%上升到20%，但这个时期属于城市化的早期阶段，上升速度比较缓慢。1760年的英国，工业革命的范围主要是轻工业，分布在钢铁、煤炭、交通等重要的部门，由于关键的技术问题未得到解决，一时尚未有突破性的进展。19世纪是英国城市化迅猛发展的阶段，在1801~1851年，英国城市人口所占的比例由20%上升到50.2%，基本上实现了城市化。在这个阶段中，纺织业的发展是城市化前进的重要动力，随着蒸汽机的普及，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到1815年时，英国已拥有几千台蒸汽机，英国的棉纺织企业主大部分成了“蒸汽工厂狂”。这个阶段出现了一批由交通运输业带动产量的城市。自19世纪20年代第一条铁路的建成到19世纪50年代铁路网的形成，英国仅用30年的时间，其间，与铁路发展配套的各行业也有了较大的发展。

——摘编自牟元军《论英国近代城市化进程》

材料一 秦汉时期封建皇室和各级官府在宫殿、官署、陵墓等建筑上耗费的大量木材，主要依靠役卒、刑徒采伐天然森林获得，其余则向民间采购。官府的木材需要带动了木材贸易的活跃，商人和部分官员积极参与贩卖木材，谋取暴利。受采伐与运输技术的限制，木材多为就近取材，以本地的名贵木材为主。人口稠密的长安、洛阳地区的重要木材供应地，就是关中西部的陇右地区，这带动了关中地区的一些交通便利的城市成为木材的集散地。然而，由于秦汉时期在林业生产上存在的重采伐、轻种植的倾向，这对黄河流域的森林资源造成了一定的破坏，这一定程度上妨碍了木材贸易的发展。

——摘编自罗启龙《秦汉林业若干问题研究》等

材料二明代木材贸易吸引了资本雄厚的徽州商人的参与，徽商取代官府成为木材贸易的主导方。为扩大利润，徽州木材商人买下山场，雇工造林、管理、砍伐，实现了植树和贩材的有机结合。明中期以后，木材市场进一步扩大，对不同类型、不同品质的木材需求日多，尤其是平民生活需要的家具与燃料用的木材。所以不少徽州木材商人深入川、湘、云、贵、赣、闽等地采购，然后沿长江水道及海路转运到长江中下游各大城市，这带动了武汉、芜湖、南京、镇江、上海、杭州等木材贸易枢纽城市的繁荣。

——摘编自梁明武《明清时期木材商品经济研究》等

酿酒业、酒文化与社会发展有着密切关系，在东西方都有悠久历史。

材料一在宋朝的一些重大事件中，无论是“黄袍加身”，还是“雪夜访普”“杯酒释兵权”，都有酒的影子。从《东京梦华录》中的记载可知，北宋时期宫廷宴饮礼节十分繁琐。在东京城的酒肆里，酒客们花钱取乐，酒事活动丰富多彩。在孟元老笔下，北宋东京城酒楼众多，经营有序。酒楼经营者对酒楼中各族各色人等都以礼相待。北宋中期后，东京城的夜市分布范围极广，通宵达旦的夜市为酒客提供了饮酒的便利。农历五月初五是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又称“午日节”），古人认为这一天是不祥的“恶日”“毒日”，故在此日举办各种辟邪活动，并饮菖蒲酒。在北宋，无论是皇亲贵胄还是普通百姓，其婚嫁礼都伴随着多种多样的酒事活动。

——摘编自王佳佳《北宋东京城酒文化研究》新乡学院学报2020年5月

材料二19世纪末，德国葡萄酒法律开始以天然糖分含量作为品质判定的标准，葡萄酒的分级依据放弃了中世纪方式，转而以化学测量评定葡萄汁来对葡萄酒分级。当时一向推崇新教的普鲁士对此大加赞赏，而实际上，德国葡萄酒市场也是一样的想法。在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间，德国业界迎来了“黄金时代：随着德国的工业化进程，很多新型机器被投入到葡萄园的生产中。在酿酒的过程中，有些人用了一些不诚实的方法，走了一些捷径：用希腊的葡萄干代替德国原产葡萄，或是直接灌装意大利的廉价葡萄酒，甚至掺入糖水……许多诚实守信的酒庄主要求出台新的法规以保护合法权益。1892年，法规通过了第一草案：禁止恶劣的欺骗行为。

——摘编自Reinhard Lowenstein《德国近代葡萄酿酒史》

材料一   自唐初以来，唐延以积极的态度谋求和平的国际交往。唐代侨民极多，长安城有侨民10万余；唐末时定居于广州的侨民已近12万人。就侨民所从事的职业来看：有僧侣、学者、画家、匠人、艺人、商人等，他们积极参与唐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唐代外商们可以自由地“任于内地贸易”，几乎在各条路线上都可以看到外商们忙碌奔波的身影。外商广泛参与经济活动使唐代的社会生产不仅要满足国内需求，更要满足国际社会以承担起国际生产的任务。唐朝统治者处理当时国际关系时，贯彻儒家“平天下”与“协和万邦”理想，唐太宗要“四海一家”，唐玄宗则要“存至公之道，永协和平之义”。在和平共存之指导下，唐朝与周边和平交往，“蕃汉非常快活，甲兵休息，互市交通……彼此丰足，皆有便宜”。

——摘编自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

材料二   近二百年的海禁之后，明隆庆元年（1567年），朝廷在漳州海澄月港宣布部分开放，准许私人海外贸易。船申请文引，缴纳饷税，即可出洋贸易，由此进入海外贸易的“发展繁荣期”。这一时期，以月港为中心的漳州河口的闽南海商贸易经营范围相当广阔，横跨环中国南海。国际上，与日本人所在的长崎平户、西班牙人所在的马尼拉、荷兰人所在的巴达维亚，都经常性地保持活络的贸易往来。贸易经营的货物以丝、瓷、糖、黄金、茶为大宗，每次贸易的金额数量都相当大。月港出口商品的来源地是多源的，不仅从闽南地区漳州河邻近地区采集收购输出商品，同时也从福建福州、广东等地和江西、浙江、江苏、安徽等省，甚至远达山东、四川采购。以月港为中心的漳州河口海上贸易的发展，不仅极大地带动了漳州河一带社会经济商品贸易的繁荣发展，也刺激、吸引、带动国内其他地区，特别是江南诸省的对外商品产业的发展。

——摘编自涂志伟《明中晚期以月港为中心的国内海上贸易网络》

材料一   在经济上，这段均衡期（1660—1730年）应当被理解为一段稳步增长而非停滞不前的时期。整个欧洲商业繁荣。西方世界到处都建起漂亮的新古典风格的交易所。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土地市场、商品市场都在更加高效地运作。银行也迅速增加，比如英格兰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等。每一个欧洲国家都修缮道路、扩建港口，并开凿运河、搭建桥梁。直到1654年，柏林仍然不过是小河旁一个拥有五千居民的定居点，但到1740年，它已成了一座拥有将近十万人口的宏伟城市。维也纳从一个阴森的中世纪堡垒变成了瑰丽壮观的帝国首都。

——摘编自[美]大卫·哈克特·费舍尔《价格革命：一部全新的世界史》

材料二   明清时期商业城镇的发展十分迅速。清代中叶直隶、河南、山东商业城镇人口占城市总人口的比重达40%以上。商业城镇中人口超过府城者至少有10多个，人口规模超过一般州县城的为数更多。新兴商镇的大量崛起使城市数量大大增加，这些商镇在行政建置上虽然只是一个镇，但其人口规模和市场辐射功能很多已超过一般州县城，其中的一部分在其后的发展中升格为行政中心城市。清代中叶，冀鲁豫三省可视为流通枢纽和地区性商业中心的城镇有30余个，已超过三省的府城总数，这些商业城镇正在越来越明显地改变着传统行政中心城市的绝对统治地位。

——摘编自许檀《明清华北的商业城镇与市场层级》

材料三   在西方，最早有关明清“停滞论”的表述出现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而后，著名学者魏特夫、佩雷菲特等也对明清时期中国社会发表了类似见解，这些断言使“停滞论”在西方世界得到了一个相当普遍的认同。这样一种超稳定、无变化、停滞的中国社会面相在国内也同样形成了一种刻板印象，而有关“停滞论”的反思很早之前就出现了。

——摘编自朱浒《明清中国社会停滞了吗？——中西比较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