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28～1930年间的上海：到处是人潮，在各种交通工具之间，在老式和新式汽车之间，在为争得人力车费而疯狂奔跑的苦力之间，冒险地挤来挤去；远处传来一阵阵清脆的打麻将牌声以及在回力球场和跑狗场里赌博的喧闹声；满街幽微地散发着甘甜而辛辣的鸦片烟气味；无数乞丐及衣不蔽体、蓬头垢面的孩子们哀声乞讨；里弄里，家庭主妇们倒洗马桶的声音和生煤球炉子的青烟以及横跨弄堂的晾衣竹竿上挂着的“万国旗”，使里弄显得狭窄、杂乱和压抑。

——摘编自严昌洪《20世纪中国社会生活变迁史》

材料二   1934年1月，毛泽东指出：“我们要胜利，一定还要做很多的工作……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

——摘自《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材料三   1945年7月，黄炎培访问延安后在日记中写到：当地老百姓衣服整洁，乡村来的妇女不穿裙，皆是天足，没有发现绅士式的男子和涂脂抹粉、洒香水、高跟鞋等摩登装束的女子，没有褴褛污秽的流浪者，在街上没有看见过面带烟容而颓唐的人。

——摘编自黄炎培《八十年来》

材料   明代中后期，“商贾之家，策肥而乘坚，衣文绣绮……其富与王侯同也”。扬州商人因资本雄厚，更是“无不盛宫室，美衣服、侈饮食、饰舆马及诸摊钱之戏”。商贾们的美衣服风俗很快就蔓延到了整个社会，“中外臣僚士庶之家，靡丽有华，彼此相尚，而借贷费用，习以为常……首饰则滥用金宝，娼优下贱以绫缎为约，市井光棍以锦绣缘袜，工匠技艺之人任意制造，殊不畏惮。虽蒙朝廷禁止之诏屡下，而民间僭用之俗自如”,使得原本民风非常淳朴的地区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晚明服饰的变化中，以苏州为代表的吴中地区，由于得天独厚的经济条件，服饰最为新潮，引起周围地区乃至全国各地的关注，遂成为时代风尚播布的策源地。时人谓苏州“善操海内上下进退之权，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吴俗习奢华，乐奇异，人情皆观赴焉。吴制服而华，以为非是弗文……四方重吴服，而吴益工于服”,以至于有“吴俗奢靡为天下之最”的说法。

——摘编自毛佩琦主编《中国大通史》

材料   自1900年后，北京饮水卫生事业发生了较大变化。早期，技术改良改善了北京饮水状况。凿井技术的进步，使深水井逐步普及，很多人喝上了甜水。接着，基于现代设备和化学化验的自来水公司建立起来。此时，现代饮水卫生的观念尚未形成，不过，人们已从简单地以口味苦甜区分井水的好坏，发展到具备一些关于饮水的科学知识。1925 年后，北京饮水卫生进入到国家主导时期。技术进步带来的改变只是一种附带效果，而细菌理论指导的公共卫生则是一种官方的主动作为。1920年代，北京的西方医学教育取得了长足发展，人们开始应用科学细菌方法检验水质。1928年8月，公共卫生成为政府职责之一，政府设立了专门的卫生行政机构，一方面积极建设专业公共卫生人才队伍，另一方面又大力普及科学饮水卫生知识。

——摘编自杜丽红《知识、权力与日常生活——近代北京饮水卫生制度与观念嬗变》

材料一   夫西服未文，然衣制严肃，领袖洁白，衣长后衽，乃孔子三统之一，大冠似箕，为汉世士夫之遗，革舄（生皮制的鞋）为楚灵王之制，短衣为齐桓之服，故发尚武之风，趋尚同之俗，上法泰伯、主父、齐桓、魏文之英风，外取俄彼得、日明治之变法，皇上身先断发易服，诏天下……与民更始，令百官易服而朝，其小民一听其便，则举国尚武之风，跃跃欲振，更新之气，光彻大新。

——摘编自康有为《请断发易服改元折》（1898年9月）

材料二   孙中山以阳历1912年1月1日为民国元年元旦，其目的是显而易见的：一是共和成立，不用皇帝年号，而改为民国纪年，便于民众记忆；二是阳历没有闰月，减少了农历中闰月的换算，便于年度预算；三是与国际上普遍采用阳历的潮流相适应……1912年1月13日，孙中山发布《临时大总统关于颁布历书令》，令内务部编印新历书……这部历书将旧历书上吉凶神宿一律删除。

——摘编自左玉河《从“改正朔”到“废旧历”——阳历及其节日在民国时期的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