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两晋以后，佛教渐盛。宣扬“三世轮回”“因果报应”“灵魂不灭”的佛教，得到皇帝、士大夫的倡导、扶植、引发了严重的社会后果。强大的寺院经济不仅严重地影响了封建朝廷的经济收入．而且也妨碍了世俗地主的利益。公元489年左右、范缜写成了《神灭论》主张“形神相即”“形质神用”，否定“形亡神存”，指责“浮屠害政，桑门螽俗”。

——摘编自杨世秀《浅谈范缜及其＜神灭论＞》

材料二   宋代“材英佛壮”（以探究请法实相与自我证悟为特征）因义理过于烦琐深奥，逐步趋于式如。与之相对的“功选型佛教”（以功德思想与他力医放为基础）由于契合了“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并之案必有命块”的传统报应观念，再加上简单易行，颇有民众情绪，成为普通民众佛教修行的主要选择，正是名日繁多的佛事活动和功德回向的福报观念，使佛投这一信仰系统与中国社会现实生活紧紧联系在一起，使沸寺呈现出香火鼎盛，信众云集的景象。

——摘场自陈雷（宋代佛数世俗化的向度及其启示）

材料一   朱熹认为，“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榖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明代顾亭林也说：“如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尊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在这种战争硝烟味极浓的政治环境中，孟子向统治者推行以德化人的“王道”理论势必行不通。

——摘编自肖观梅《浅析孟子政治思想在战国不被重视的原因》

材料二   赵宋王朝依靠文人，大兴科举，平民士人因此而崛起，具有了强烈的自觉意识，逐步走上了政治舞台。宋代自开国创制以后的几十年里，社会积弊很深，政治气氛越来越消极。同时统治者借佛、老思想粉饰太平，以佛、老那种清静、无为来为他们的因循守旧作辩护。这种不思进取、无视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的社会事实，促使有忧患意识的儒者同时发出了辟佛、老和改革政治的呼声。唐末五代是人欲炽盛、天理不存的时代，士人无耻，学风不正，有识之士多认为惟有重振儒学才能磨砺士气，重建道德。因此，复兴儒学是解决一切难题的唯一途径。

——摘编自叶平《北宋儒学复兴的社会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