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从前中国人常爱说“读书明理”一句话。在乡村中，更常听见指说某人为“读书明理之人”。这个理何所指？不烦解释，中国人都明白的。它绝不包含物理的理、化学的理、一切自然科学的理，就连社会科学上许多理，亦都不包括在内。却是同此一句话，在西洋人听去，亦许生出不同的了解罢！中国有许多书，西洋亦有许多书；书中莫不讲到许多理。但翻开书一看，却似不同。中国书所讲总偏乎人世间许多情理，如父慈、子孝、知耻、爱人、公平、信实之类。若西洋书，则其所谈的不是自然科学之理，便是社会科学之理，或纯抽象的数理与论理。因此，当你说“读书明理”一句话，他便以为是明白那些科学之理了。

——摘编自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

材料二   朱熹论“理”，一则明其绝对、永恒，在气之先，二则明其运动不息而无处不存。针对佛教“空虚”之说，特别强调“理是实理”“万理皆实”，在人性论方面，他认为“道心”禀受于天地，为“理”之体现，至纯至善，虽下愚小人亦皆有之。“人心”则生于形体之私，善恶相混，驳杂不纯，虽上智君子亦不能无。道心、人心既集于一人之身，即须以“精”“一”功夫加以扩充制约。精，一之道，其一则在“内省”“居敬”，其二则是“践履”“格物致知”。

材料　在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儒家学说并不是一个很受统治者待见的学说。后来在董仲舒的努力下，儒家学说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但汉亡之后，儒家思想曾出现低迷期。进入宋代，儒家思想进入了鼎盛期。经过宋明时期的辉煌之后，儒学几乎停止了发展，儒生们开始反思儒学本身的局限性，寻求救国之道。到了民国，更是有鲁迅等一众文化界名人认为中国之败，根源在于文化，在于千年来儒学在老百姓心中根深蒂固的落后思想。因此，有必要将这些落后思想连根拔除。

——摘编自冯友兰著《中国哲学简史》

材料   儒学正统地位确立之后，治经道路，随着时间的推移，愈走愈窄，从而严重地阻碍了儒学的发展。自南北朝以来，佛教、道教获得了大发展，在意识形态上大有取代儒学之势。进入宋代，小规模的农民起义不断。大规模的边境冲突也时有发生，一些儒家学者想从儒学经典中去寻找挽救社会危机的思想武器。同时，这一时代，广大平民有机会加入读书人的行列，他们由于出身贫苦，没有旧的经学传统的束缚，所以易于建立新的儒学体系。在这种形势下，自北宋中期起，儒学发展出了新学派——理学，它是一套包括宇宙观、人生观、认识论、方法论在内的理论体系。它认为“理”是自然界和社会的根本原则，也称“天理”。人生的目标，应当是“存天理、灭人欲”。理学还提出“格物致知”，认为只有深刻探究万物，才能真正得到其中的“理”，达到对普遍天理的认识。

——摘编自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

材料     韩愈（768-824）一生四为博士任祭酒（相当于今国家教育部长兼国立中央大学校长），对国子监糟糕的办学状况了解“白至德后，兵革未息，国学生不能廪食，生徒散尽，堂墉领坏，常借兵健居止。这种状况激发了韩愈改革教育以培养“适用堪事”人才（即将学生培养成为“有德、有材、有艺、有文”之人）的决心。

韩愈从培养“适用堪事”人才的需要出发，并结合“明先王之教”的教育宗旨，认为因子监下辖学校（国子学、太学、四门学等）除开设规定的课程外，其课程内容还应当包含文、法、民、位、服、居、食等方面。韩愈在《清复国子监生徒状》，提出降低国子监学生准入门槛，准许品级较低者子弟入学以充实国子监各学。韩愈在《国子监论新注学官牒》，提出严选学官的办法，同时他也举荐了很多德才兼备的人充实国子监教师队伍。在校风、学风整顿上，韩愈提出：“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摘编自张传递、钟伟春《“适用堪事”与“碩学闺材”－韩愈与蔡元培大学人才观及培养思想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