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康德正是在启蒙运动的成就和弊病都充分地体现于法国大革命之中的时候开始他对启蒙的反思的，他不足像法国启蒙思想家那样试图扮演一个救世主的角色，用知识把人民从愚昧状态中解放出来，而是倡导“自己思维”，使人民通过“有勇气使用你自己的理智”来自己从“咎由自取的受监护状态”走出来，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思维”的原则杜绝了把一己之见强加给他人、强加给社会的可能性。如果说法国启蒙思想家倡导的自由更多的是发表意见和采取行动的自由的话，康德所倡导的自由首先是思维的自由。

——摘编自李秋零《康德与启蒙运动》

材料一   17世纪的英国以宗教改革为目的的清教实力日益壮大，矛头直指黑暗腐败的国教并逐渐占据优势；17世纪60年代初成立了科学团体“皇家学会”，人们热表于进行天文医学、物理化学等方面的研究和实验；在不足百年的时间里，英国从一个君权至上的严格的等级社会变成了一个充满活力的、多种实力并存的物质社会。在独特的政治传统、理性的宗教改革和清教运动、领先的科学成就及早发内资产阶级革命等众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英国成为法国乃至整个欧美启蒙运动的发源地。

——摘编自谌章明《英国启蒙运动的思想特征及其影响》

材料二   在康德那个时代，启蒙意味着一种觉醒，从自然王国中发现真理，用真理取代宗教迷信。在20世纪的中国，启蒙意味着一种背叛，要求砸碎几千年以来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封建纲常礼教的枷锁。此时，中国迟到的启蒙理想，在其西方故乡早已过时。中国和西方启蒙及自由主义的这一不幸时差，使中国的自由主义和启蒙运动与其西方导师的当代思潮大异其趣。

——摘编自骆徽等《中西启蒙运动比较初探》

材料一 立法权，不论属于一个人或较多的人，不论经常或定期存在，是每一个国家中的最高权力，但是，第一，它对于人民的生命和财产不是、并且也不可能是绝对地专断的。因为，既然它只是社会的各个成员交给作为立法者的那个个人或议会的联合权力……他们的权力，在最大范围内，以社会的公众福利为限。第二，立法或最高权力机关不能揽有权力，以临时的专断命令来进行统治，而是必须以颁布过的经常有效的法律并有有资格的著名法官来执行司法和判断臣民的权利。第三，最高权力，未经本人同意，不能取去任何人的财产的任何部分。

——（英）约翰.洛克《政府论》

材料二 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参议院对于临时大总统，认为有谋叛行为时，得以总员四分之三以上之出席，出席员三分之二以上可决弹劾之。

凡为国民，管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共琴。议会以国民公犟之议员构成之，例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

——摘编自人教版《选修2教师用书》

材料   英国约翰·洛克（1632-1704年）的政府学说影响巨大。其在1669年为北美殖民地起草的《基本法》中主张建立一个“最适应君主的政府”、避免“多数人的民主政治”。20世纪美国学者梅里亚姆据此评论“洛克害怕建立‘多数人的民主”’。但洛克1689年出版的《政府论》却主张理想的政府形式是“多数决定原则”的完全民主制。并且强调政府应按协议保护“所有公民”的所有物，即生命、自由和财产不受侵害。中国当代学者刘祚昌曾据此评论“洛克站在大有产者集团的立场上竭力维护大有产者的利益”。但洛克的“所有物”其实不只有“财产”的含义。且为了保障公民的“所有物”，洛竞进一步认为：掌握政府权力的“同一批人，既拥有制定法律的权力，又拥有执行这些法律的权力，就会诱惑其去以权谋私，这与政府成立的目的相悖”。20世纪英国哲学家伯林据此评论：“洛克是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主流政治传统的始祖。”

——摘编自[英]约翰·洛克《政府论》（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