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巨翅老人(节选)

加西亚·马尔克斯

雨下到第三天，佩拉约两口子在屋里打死了成堆的螃蟹。佩拉约只好穿过被雨水淹没的院子把它们扔到海里去，因为他刚刚出世的孩子发了一夜烧，他寻思都是这些螃蟹招来的晦气。①中午，光线十分微弱，佩拉约扔完螃蟹回到家里，模模糊糊地看见院子当中有一个什么东西在蠕动和呻吟。他走近一看，原来是一个老头儿趴在泥水里，他身上长着一对巨大的翅膀，很碍事，无论怎么挣扎都站不起来。

佩拉约被眼前可怕的情景吓坏了，赶紧跑去找他的女人埃利森达。他女人当时正把凉毛巾敷在生病孩子的头上，被佩拉约一把拉到院子中间。两个人惊愕地望着倒在地上的人。那人衣衫褴褛，口中的牙齿稀稀拉拉，他那像落汤鸡似的老态龙钟的样子显得格外可怜。身上那对大兀鹫翅膀又脏，羽毛又稀疏，一动不动地摊在泥水里。他们叫来了一位能掐会算的邻居来看看他。

② “他是一个天使，”她告诉他们说，“我可以肯定，他是为你们的孩子来的。只是因为这个可怜的家伙太老了，结果被雨打落在地上。”

第二天，大家都知道了佩拉约家里捉到一个活脱脱的天使。整整一下午，佩拉约拿看他那根警棍站在厨房里守着，临睡前还把他从泥水里拽出来，同母鸡一起关进铁丝编的鸡笼里。半夜，孩子醒了，烧退了，想吃东西了。于是两口子大发慈悲，决计把天使放走。但是，当他们趁着晨曦走到院子里的时候，看到左邻右舍全都聚集在鸡笼前逗天使玩儿。这帮人对天使毫无敬畏之心，竟还从铁丝网往里给他扔吃的东西，仿佛他不是什么神灵，倒是马戏团里的一只动物。

这个耸人听闻的消息传开，惊动了贡萨加神父。他七点前赶到时，首先重温了一遍教义。③当贡萨加神父走进鸡笼用拉丁语向他问候时，这位全然不懂人间言行的老者几乎连他那老态龙钟的眼睛也不抬一下。这证实了那东西并不懂得上帝使用的语言，也不知道问候上帝的使者。神父开始怀疑他在作假——他那副可怜的模样与高贵的天使毫无共同之处。于是神父离开了鸡笼，简短地告诫好奇的人们，叫他们不要被天真蒙住了眼睛。

捉住天使的消息不胫而走。几个小时后，院子里便像熙熙攘攘的市场一般。于是埃利森达想了个好主意：把院子筑起围墙，收五分钱门票看天使。好奇的人们从老远的地方赶到这里。佩拉约和埃利森达雨提多高兴了，因为不到一个星期，家里所有的房间都堆满了钱，而等着朝圣的香客已经排得一眼望不到边了。

这时，有人在村里搞了一个巡回展出，展出的是一个由于违背父母之命而变成蜘蛛的少女。看蜘蛛的门票不仅比看天使的门票便宜，而且允许观众就她的痛苦遭遇提出任何问题，还允许颠来倒去地观察她，好让所有的人都不怀疑这桩可怕的事实的真实性。这是一只可怕的意大利狼蛛，身体有一只绵羊大小，长着一个忧伤的少女的脑袋。④最叫人揪心的还不是她那离奇的外表，而是她原原本本地讲述她不幸经历时那种痛心疾首的表情。当她几乎还是一个小姑娘时，有一次她偷偷地溜出家门去参加一场舞会，当她跳了一宿舞从森林里回来的时候，突然一声炸雷劈裂长空。从裂缝中迸出一道可怕的闪电将她变成了蜘蛛。

当那个变成蜘蛛的少女名声大噪的时候，而佩拉约家的院子就又变得像连下三天暴雨时那么冷清，空无一人，只有螃蟹在屋里到处爬。房东两口子对此毫不惋惜。他们用收的门票钱造了一幢两层的住宅，有阳台花园，门槛修得高高的。偶尔佩拉约两口子会用克辽林消毒水清洗鸡笼或熏点卫生香，但这并不是为了恭维天使，而是为了驱除已经神不知鬼不觉地在全家蔓延的恶臭。

天使不仅熬过了那个严酷的冬天，而且随着春天的到来开始恢复了，在十二月份，他那布满阴郁的瞳仁又渐渐地变得明亮起来，翅膀上开始长出又大又硬的羽毛。

一天早上，埃利森达正在切洋葱片准备午饭，似乎觉得一阵海风吹开了阳台门的插销，刮进屋里。于是她从窗口探出头去，惊讶地看到天使正展翅欲飞。他十分笨拙，结果把菜地弄得一塌糊涂，那翅膀在阳光下一阵乱扑腾，差点儿没把棚子打翻。最后总算飞了起来。在看见他颤巍巍地扇动着老兀鹫翅膀飞过最后几家的房顶后，埃利森达为自己也为他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她一面切着葱头，一面盯着他。直到再也无法看见，因为这天使再也不会扰乱她的生活，而只是地平线上模模糊糊的一个小点了。

(有删改)

3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大卫•科波菲尔（节选）

狄更斯

如今，我对世事已有足够了解，因而几乎对任何事物都不再引以为怪了。不过像我这样小小年纪就如此轻易地遭人遗弃，即使是现在，也不免使我感到有点儿吃惊。好端端一个极有才华、观察力强、聪明热情、敏感机灵的孩子，突然身心两伤，可居然没有人出来为他说一句话，我觉得这实在是咄咄怪事。没有一个人出来为我说一句话，于是在我十岁那年，我就成了谋得斯通·格林比货行里的一名小童工了。

谋得斯通·格林比货行坐落在河边，位于黑衣修士区。那地方经过后来的改建，现在已经变了样了。当年那儿是一条狭窄的街道，街道尽头的一座房子，就是这家货行。街道曲曲弯弯直达河边，尽头处有几级台阶，供人们上船下船之用。货行的房子又破又旧，有个自用的小码头和码头相连，涨潮时是一片水，退潮时是一片泥。这座房子真正是老鼠横行的地方。它那些镶有护墙板的房间，我敢说，经过上百年的尘污烟熏，已经分辨不出是什么颜色了；它的地板和楼梯都已腐烂；地下室里，成群的灰色大老鼠东奔西窜，吱吱乱叫；这儿到处是污垢和腐臭：凡此种种，在我的心里，已不是多年前的事，而是此时此刻眼前的情景了。它们全都出现在我的眼前，就跟当年那倒霉的日子里，我颤抖的手被昆宁先生握着，第一次置身其间时见到的完全一样。

谋得斯通·格林比货行跟各色人等都有生意上的往来，不过其中重要的一项是给一些邮船供应葡萄酒和烈性酒。我现在已经记不起这些船主要开往什么地方，不过我想，其中有些是开往东印度群岛和西印度群岛的。我现在还记得，这种买卖的结果之一是有了许多空瓶子。于是有一些大人和小孩就着亮光检查这些瓶子，扔掉破裂的，把完好的洗刷干净。摆弄完空瓶子，就往装满酒的瓶子上贴标签，塞上合适的软木塞，或者是在软木塞上封上火漆，盖上印，然后还得把完工的瓶子装箱。这全是我的活儿，我就是雇来干这些活儿的孩子中的一个。

连我在内，我们一共三四个人。我干活儿的地方，就在货行的一个角落里。昆宁先生要是高兴，他只要站在账房间他那张凳子最低的一根横档上，就能从账桌上面的那个窗子里看到我。在我如此荣幸地开始独自谋生的第一天早上，童工中年纪最大的那个奉命前来教我怎样干活儿。他叫米克·沃克，身上系一条破围裙，头上戴一顶纸帽子。他告诉我，他父亲是个船夫，在伦敦市长就职日，曾戴着黑色天鹅绒帽子参加步行仪仗队。他还告诉我，我们的主要伙伴是另一个男孩，在给我介绍时，我觉得他的名字很古怪，叫粉白·土豆。后来我才发现，原来这并不是这个孩子起初的名字，而是货行里的人给他取的诨名，因为他面色灰白，像煮熟的土豆般粉白。粉白的父亲是个运水夫，还兼做消防队员，以此受雇于一家大剧院。他家还有别的亲人——我想是他的妹妹吧——在那儿扮演哑剧中的小鬼。

我竟沦落到跟这样一班人为伍，内心隐藏的痛苦，真是无法用言语表达。我把这些天天在一起的伙伴跟我幸福的孩提时代的那些伙伴作了比较——更不要说跟斯蒂福思、特雷德尔那班人比较了——我觉得，想成为一个有学问、有名望的人的希望，已在我胸中破灭了。当时我感到绝望极了，对自己所处的地位深深地感到羞辱。我年轻的心里痛苦地认定，我过去所学的、所想的、所喜爱的，以及激发我想象力和上进心的一切，都将一天天地渐渐离我而去，永远不再回来了，凡此种种，全都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之中，绝非笔墨所能诉说。那天上午，每当米克·沃克离开时，我的眼泪就直往下掉，混进了我用来洗瓶子的水中。我呜咽着，仿佛我的心窝也有了一道裂口，随时都有爆炸的危险似的。

账房里的钟已指向12点30分，大家都准备去吃饭了。这时昆宁先生敲了敲窗子，打手势要我去账房。我进去了，发现那儿还有一个胖墩墩的中年男子，他身穿褐色外套、黑色马裤、黑色皮鞋，脑袋又大又亮，没有头发，光秃得像个鸡蛋，他的大脸盘完全对着我。他的衣服破旧，但装了一条颇为神气的衬衣硬领。他手里拿着一根很有气派的手杖，手杖上系有一对已褪色的大穗子，他的外套的前襟上还挂着一副有柄的单片眼镜——我后来发现，这只是用作装饰的，因为他难得用来看东西，即使他用来看了，也是什么都看不见的。

“这位就是。”昆宁先生指着我说。

“这位，”那个陌生人说，语调中带有一种屈尊俯就的口气，还有一种说不出的装成文雅的气派，给我印象很深，“就是科波菲尔少爷了。你好吗，先生？”

我说我很好，希望他也好。其实，老天爷知道，当时我心里非常局促不安，可是当时我不便多诉苦，所以我说很好，还希望他也好。

“感谢老天爷，”陌生人回答说，“我很好。我收到谋得斯通先生的一封信，信里提到，要我把我住家后面的一间空着的屋子——拿它，简而言之，出租——简而言之，”陌生人含着微笑，突然露出亲密的样子说道，“用作卧室——现在能接待这么一位初来的年轻创业者，这是本人的荣幸。”说着，陌生人挥了挥手，把下巴架在了衬衣的硬领上。

“这位是米考伯先生。”昆宁先生对我介绍道。

“啊哈！”陌生人说，“这是我的姓。”

“米考伯先生，”昆宁先生说，“认识谋得斯通先生。他能找到顾客时，就给我们介绍生意，我们付他佣金。谋得斯通先生已给他写了信，谈了你的住宿问题，现在他愿意接受你做他的房客。”

“我的地址是，”米考伯先生说，“城市路，温泽里。我，简而言之，”说到这儿，他又带着先前那种文雅的气派，同时突然再次露出亲密的样子，“就住在那儿。”

我朝他鞠了一躬。

“我的印象是，”米考伯先生说，“你在这个大都市的游历还不够广，要想穿过这座迷宫似的现代巴比伦，前往城市路，似乎还有困难——简而言之，”说到这儿，米考伯又突然露出亲密的样子，“你也许会迷路——为此，今天晚上我将乐于前来，以便让你知道一条最为便捷的路径。”

我全心全意地向他道了谢，因为他愿不怕麻烦前来领我，对我真是太好了。

“几点钟？”米考伯先生问道，“我可以——”

“8点左右吧。”昆宁先生回答。

“好吧，8点左右。”米考伯先生说，“请允许我向你告辞，昆宁先生，我不再打扰了。”

于是，他便戴上帽子，腋下夹着手杖，腰杆儿笔挺地走出来。离开账房后，他还哼起了一支曲子。

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半张纸

（瑞典）奥古斯特·斯特林堡

最后一辆搬运车离去了；那位帽子上戴着黑纱的年轻房客还在空房子里徘徊，看看是否有什么东西遗漏了。没有，没有什么东西遗漏，没有什么了。他走到走廊上，决定再也不去回想他在这寓所中所遭遇的一切。但是在墙上，在电话机旁，有一张涂满字迹的小纸头。上面所记的字是好多种笔迹写的：有些很容易辨认，是用黑黑的墨水写的；有些是用黑、红和蓝铅笔草草写成的。这里记录了短短两年间全部美丽的罗曼史。他决心要忘却的一切都记录在这张纸上——半张小纸上的一段人生事迹。

他取下这张小纸。这是一张淡黄色有光泽的便条纸。他将它铺平在起居室的壁炉架上，俯下身去，开始读起来。

首先是她的名字：艾丽丝——他所知道的名字中最美丽的一个，因为这是他爱人的名字。旁边是一个电话号码，15，11——看起来像是教堂唱诗牌上圣诗的号码。

下面潦草地写着：银行。这里是他工作的所在，对他说来这神圣的工作意味着面包、住所和家庭，——也就是生活的基础。有条粗粗的黑线划去了那电话号码，因为银行倒闭了，他在短时期的焦虑之后，又找到了另一个工作。

接着是出租马车行和鲜花店，那时他们已订婚了，而且，他手头很宽裕。

家具行，室内装饰商——这些人布置了他们这寓所。搬运车行——他们搬进来了。歌剧院售票处，50，50——他们新婚，星期日夜晚常去看歌剧。在那里度过的时光是最愉快的，他们静静地坐着，心灵沉醉在舞台上神话境域的美及和谐里。

接着是一个男子的名字(已经被划掉了)，一个曾经飞黄腾达的朋友，但是由于事业兴隆冲昏了头脑，以致又潦倒到无可救药的地步，不得不远走他乡。荣华富贵不过是过眼云烟罢了。

现在这对新夫妇的生活中出现了一个新东西。一个女子的铅笔笔迹写的“修女”。什么修女?哦，那个穿着灰色长袍、有着亲切和蔼的面貌的人，她总是那么温柔地到来，不经过起居室，而直接从走廊进入卧室。她的名字下面是L医生。

名单上第一次出现了一位亲戚——母亲。这是他的岳母。她一直小心地躲开，不来打扰这新婚的一对。但现在她受到他们的邀请，很快乐地来了，因为他们需要她。

以后是红蓝铅笔写的项目。佣工介绍所，女仆走了，必须再找一个。药房——哼，情况开始不妙了。牛奶厂——订牛奶了，消毒牛奶。杂货铺，肉铺等等，家务事都得用电话办理了。是这家的女主人不在了吗?不，她生产了。

下面的项目他已无法辨认，因为他眼前一切都模糊了，就像溺死的人透过海水看到的那样。这里用清楚的黑体字记载着：承办人。

在后面的括号里写着“埋葬事”。这已足以说明一切!——一个大的和一个小的棺材。

埋葬了，再也没有什么了。一切都归于泥土，这是一切肉体的归宿。

他拿起这淡黄色的小纸，吻了吻，仔细地将它折好，放进胸前的衣袋里。

在这两分钟里，他重又度过了一生中的两年。

但是他走出去时并不是垂头丧气的。相反地，他高高地抬起了头，像是个骄傲的快乐的人。因为他知道他已经尝到一些生活所能赐予人的最大的幸福。有很多人，可惜，连这一点也没有得到过。

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老人与海（节选）

海明威

“东北风，微风，”老人说，“天气对我有利啊，鱼儿。”他的左手抽筋还没完全好，但它慢慢能张开。

“我讨厌抽筋，”他想，“这是身体的背叛。”有时人们会因为食物中毒上吐下泻，在众目睽睽之下大煞风景。他觉得抽筋也是对自己的羞辱，尤其是孤身一人的时候。

太阳落下去的时候，为了给自己打气，他想起了那次在卡萨布兰卡的一家小酒馆里，他跟一个从西恩富戈斯来的大块头黑人比手劲，那个黑人是码头上力气最大的。整整一天一夜，他们俩把胳膊肘撑在桌面那道粉笔线上，前臂伸直，两只手紧紧握在一起。两人都试图把对方的手压倒在桌面上。煤油灯下，他一直盯着那个黑人的胳膊、手和脸。相持八个小时之后，他们每四个小时换一次裁判，好让裁判有时间睡觉。血从他和那个黑人的指甲缝里渗了出来，他们俩都死死地盯着对方的眼睛、手和前臂，人们走进走出，坐在靠墙的高脚椅上观看。墙壁是木制的，漆成明亮的蓝色，灯光把他们两人的影子投射到墙上。黑人的影子大得出奇，随着微风吹动灯盏，巨大的影子在墙上摇曳。

整个晚上，两个人风水轮流转，人们把朗姆酒送到那个黑人嘴边，给他点燃香烟。朗姆酒一下肚，那黑人就会拼命使劲儿，有一回他把老人的手扳下去将近三英寸，那时候的老人还不是老人，而是“冠军”圣地亚哥。但是老人又把手扳了回来，两人成了平手。当时，他有把握击败黑人，那是个好样的黑人，一个了不起的运动员。天亮时，人们要求把比赛定为平局，可裁判却直摇头。老人用足了力气，硬是把黑人的手一点点往下扳，直到落在木头桌面上。比赛从星期天早上开始，一直到下个星期一早上才结束。人们要求算作平局，因为他们得到码头上去干活儿，把成袋的蔗糖装上船，或者到哈瓦那煤行去上工。其实人人都想让比赛有始有终。可不管怎么说，他结束了这场角逐，而且是赶在大家必须去干活儿之前。

打那以后好一阵子，人人都管他叫“冠军”。春天里他们又进行了一场比赛。他轻而易举就赢了，因为在第一场比赛中，那个来自西恩富戈斯的黑人被他打垮了自信心。后来他又比赛过几次，就不再参加了。他坚信，只要自己一心想要做到，就能打败任何人。他也确信不疑地认为，掰手腕对用来钓鱼的右手不大好。在几次练习赛中，他曾经试着用左手，可他的左手总是不听使唤，不怎么得力，他对左手毫无信赖可言。

此刻还有一点阳光，老人想直到晚上天气转冷之前，这只手应该不会再抽筋，可是到了晚上，真担心它会出什么幺蛾子。

一架飞机从他头顶上飞过，沿着航线前往迈阿密，他眼看着飞机的影子惊起一群群飞鱼。“有这么多飞鱼，说明附近一定有鲯鳅。”他一边说着一边把身子向后仰，他想试着向船后靠，去看看那只鱼群，但是因为海水颠簸，他只能暂时坐着不动。小船在慢慢地前进，他一直望着飞机，直到它消失在视线尽头。

坐在飞机里一定会觉得很新奇，他想。不知道从那么高的地方望下来，大海是什么样子？要是他们飞得不是太高，一定能从空中清楚地看到鱼。在捕龟船上的时候，我待在桅顶横杆上，在那么高的地方甚至也能看到不少东西。从那儿往下看，鲯鳅的颜色显得更绿，你能看见它们身上的条纹和紫色斑点，还有游动着的整个鱼群。为什么在黑沉沉前景的海流中飞快游动的鱼，背部都是紫色的，而且一般来说都有紫色条纹，又或斑点？鲯鳅看上去是绿色的，这当然是因为它们实际上是金黄色的。不过，当它们实在饿极了要吃食的时候，身体两侧会现出紫色条纹，跟大马林鱼一样，这是因为愤怒吗？还是因为他们极速逃窜所引起的？

天快黑的时候，老人那根粗钓线被一条鲯鳅咬住了。他第一次看见那条鲯鳅是在它跃出水面的时候，在最后一缕阳光的照射下，它呈现出真金一般的颜色，在空中狂乱地挣扎摇摆。那条鲯鳅惊慌得一次次跃出水面，好像在做杂技表演。老人费力地挪到船尾，蹲下身子，用右手和右臂拽着粗钓线，左手把鲯鳅往回拉，每扯回一段钓线，就用赤着的左脚踩住。等鱼到了船尾，绝望地来回乱窜乱跳，像尖刀一样砰砰地砍向船身。老人探出身去，把这条带着紫色斑点，金光灿灿的鲯鳅拎进船里。那鱼的嘴在钩子上抽搐一般急促地张合不停，又长又扁的身体、尾巴和脑袋在船底乱撞一气，直到老人用木棍猛击那金闪闪的鱼头，它才颤抖一阵，纹丝不动了。

老人把鱼从钩子上取下来，又装上一条沙丁鱼做鱼饵，扔进海里，然后他慢慢挪到船头。他洗了洗左手，在裤子上擦干。他把沉重的钓线从右手换到左手，又在海水里洗了洗右手，这当儿，他眼里望着太阳沉入大海，还有那斜入水中的粗钓线。

“你们还是老样子，一点儿没变。”老人说。不过，他观察着拍打在手上的水流，发觉船走得明显慢了。

“我来把两只桨横绑在船尾，这样一来，夜里就能让它慢下来，”他说，“你们能熬夜，我也行。”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一天的等待

[美国]海明威

他走进我们的房间关窗时，我们还没有起床，不过我发现他好像生病了，全身哆嗦，脸色苍白，步履蹒跚，似乎动一下就会疼痛至死。

“哪儿不舒服了，宝贝儿？”

“头痛。”

“赶快回床上躺着去。”

“不，我没事儿。”

“你先回床上去，我穿好衣服就去看你。”

不一会儿，他穿好了衣服，坐在火炉旁。这个九岁男孩看上去又虚弱又可怜，我摸了摸他的额头，烧得很厉害。

“上床躺着，”我说，“你发烧了。”

“我没事儿。”他说。

医生很快来了，给孩子量了体温。

“多少度？”我问医生。

“一百零二度。”

下楼后，医生留下三种药，是三种不同颜色的胶囊，并交代如何服用。一种是退烧药，一种是止泻药，还有一种是抗酸药。他解释说，流感病菌只有在酸性环境中才能存活。他似乎对流感很在行，还说只要发烧不超过一百零四度就没什么好担心的。只是轻度流感，只要当心别引起肺炎，就没有什么危险。

我回到房里，记下孩子的体温和服药的时间。

要不要我读书给你听？

“好的，您想读就读吧。”孩子说。他脸色苍白，眼窝下方有黑晕。他静静地躺在床上，对周围发生的一切似乎漠不关心。

我大声读起霍华德·派尔的《海盗故事》，可我发觉他根本没有听。

“感觉怎么样，宝贝儿？”我问道。

“目前为止，还是那样儿。”他说。

我坐在床脚，自顾自地念着书，等着到时间再给他吃另一种胶囊。按理说他应该睡着了，可是我抬头一看，他正神情古怪地盯着床脚。

“怎么不去睡会儿？吃药的时候我会叫醒你。”

“我还是醒着好。”

过了一会儿，他冲我说道：“爸爸，要是您觉得心烦的话，就不用在这儿陪我。”

“没有什么可心烦的。”

“不，我是说，如果这事会给您带来烦恼的话，您就不用待在这里了。”我以为他有点儿神志不清了，十一点按医嘱给他吃完药，我便出去了。

户外有些寒冷，天空中下着雨加雪，飘洒在地面，形成一层薄冰，那光秃秃的树木、灌木丛、修剪过的树枝、草坪和空地，似乎都被笼罩在寒冰里。我牵着小爱尔兰塞特犬出门，沿着大路和结了冰的小溪往前走，可是，要在光溜溜的冰面上站立和行走，真是有点困难。红毛犬连跌带滑，一路趔趄，我也重重地摔了两跤，猎枪都被甩了出去，在冰面上滑出去老远。

一群鹌鹑躲在悬着树枝的高高的堤岸下，被我们惊飞了，我立刻举枪击落两只。有几只仍然栖息在树上，其他大部分都钻进了灌木丛。要想把它们赶出来，你得在生长着灌木丛的土地上跳几下。结果，你在这些又滑又有弹性的树枝上摇摇晃晃，还没站稳时，它们又飞了出来，你很难瞄准。我击落了两只，放跑了五只。不过，我在动身返程时，在离家不远的地方发现了一群鹌鹑，不禁窃窃自喜，还剩下许多，改日再来寻觅猎捕。

回到家，家里人告诉我孩子不让任何人进他的房间。

“你们不能进来，”他说，“千万不要被我传染。”

我走到他身边，发现他还保持着我离开时的姿势。他面色苍白，但两颊烧得通红，眼睛依旧一动不动地盯着床脚。

我测了他的体温。

“多少？”

“一百来度吧。”我说。其实是一百零二度四分。

“刚才是一百零二度。”他说。

“谁说的？”

“医生。”

“你的体温没问题，”我说，“没什么好担心的。”

“我不担心，”他说，可是我忍不住。

“不要想。”我说，“放松点儿。”

“我挺放松的。”他说着，眼睛直直地盯着前方。显然，他在极力克制自己。

“喝点水，把药吃了。”

“您觉得这有用吗？”

“当然有用了。”

我坐下来，打开《海盗故事》，读给他听，但看得出来，他根本没兴趣。于是我停了下来。

“我大概什么时候会死？”他问道。

“什么？”

“我还能活多久？”

“你不会死。你这是怎么了？”

“哦，不，我会死的。我听到他说一百零二度。

“人发烧到一百零二度是不会死的，你真是在说傻话。”

我知道会的。在法国上学的时候，同学们告诉我，发烧到四十度就活不了了。我已经一百零二度了。”

原来自早上九点起，整整一天时间，他都在等死。

“你这可怜的宝贝儿，”我说，“哦，可怜的傻宝贝儿，这就像英里和公里的问题。你不会死的。那种温度计不一样。用那种温度计测，三十七度是正常体温。而用这种温度计测，正常体温是九十八度。”

“您肯定？”

“十分肯定。”我说，“这就像英里和公里的换算一样。你知道，就好像我们车速开到七十英里，该换算成多少公里一样。”

“哦。”他说。

他紧盯着床脚的目光渐渐轻松了一些，一直绷着的那股劲儿也终于缓了下来。第二天，他轻松极了，为了一点儿无关紧要的小事儿就大哭大叫起来。

矿车

小田原和热海之间开始修筑铁路是良平八岁那年的事，良平天天去村外看施工。说是施工，其实只是用矿车推土——这个让他很感兴趣。

矿车上有两个土工直挺挺站在土堆后面。因为下山，矿车不用人推，一路自动奔驰。车厢掀动着，土工的短褂底襟张开，细细的钢轨划起弧形——良平有时一边眼望如此光景，一边心想当一个土工多好，至少想跟土工一起坐一次矿车，哪怕仅仅一次。矿车来到村外平地时，自然而然停在那里。与此同时，土工们从车上轻轻跳下，把车上的土掀在路轨的终点。然后推起矿车，开始往所来的山上那边爬去。良平那时心想，坐不上车倒也罢了，哪怕推上一次也好。

一天，良平一个人伫立在偏午时分的工地眼望矿车来来去去。这时，除了装土的车，有一辆装枕木的车沿着应是干线的宽轨爬来。推这辆矿车的两个都是年轻人。良平从看见两人时起就觉得他们似乎平易近人。

“叔叔，我帮你们推好吗？”其中一个穿格子衫的兀自低头推车，但回答意外爽快：“噢，推吧！”良平钻进两人中间，用足力气推了起来。“好大的力气嘛！”另一个耳夹卷烟的人也夸奖良平一句。

推着推着，铁路坡度渐渐徐缓起来。良平心里担心得不行，生怕对方道出“行了不用推了”那句话。但两个年轻土工只是腰比刚才直了些，仍默默往前推车。良平终于忍耐不住，胆战心惊地问道：“一直推下去好吗？”“好好！”两人同时回答。良平心想两人果真是好人。

继续推了五六百米，铁路再次陡了起来。两侧橘林里有好几个黄果沐浴着阳光。还是上坡路好，可以一直让我推下去——良平一边想着，一边用浑身力气推车。

从橘林中间爬到顶头，铁路陡然变成下坡。穿格子衫的那个对良平说：“喂，上！”良平立即跳上车去。矿车在三人上车的同时，撩起橘林的香气，沿钢轨一路滑下。坐车比推车舒服得多！良平让风鼓满衣服，心里浮上理所当然的念头。并且这样想到：去的路上推的地段多，那么回的路上自然坐的地段多。

来到有竹林的地方时，车静静停止下滑。三人又像刚才那样开始推车前行。不觉间，竹林变成杂木林。上坡路上点点处处积了落叶，生了红锈的钢轨都看不见了。坡路好歹爬完，这回但见高耸的悬崖的对面，一片无边无际的冷飕飕的大海铺展在眼前。这时良平脑袋里忽然清楚觉出自己跑得太远了。

三人又坐上矿车，车在杂木林的树枝下——右边就是大海——跑去。可是良平已无法像刚才那样欢天喜地了，他心里盼望快些回去。但不用说，他也十分清楚：不到该到的地方，车也好他们也好，都不可能返回。

车在一家茅草屋茶馆前停下，一位土工从茶馆出来时给了良平一包粗点心。三人推着矿车爬上徐缓的坡路。良平手虽搭在车上，但心里想的是别的事。

翻过坡路往下走到底，又有一家同样的茶馆。土工们进去之后，良平坐在车上只顾惦记如何回家。茶馆前开放的梅花即将在夕晖中隐去。天快黑了！想到这里，良平再也无法呆坐下去。他踢了一脚矿车轮，明知自己推不动，却呼哧呼哧推了几下，想以此冲淡焦躁的心情。

土工们出来后，手扶车上的枕木，若无其事地对他这样说道“你该回去了，我们今天住下不走了”“回家太晚，你家里要担心的”。

良平一下子惊呆了。天马上就黑了，再说今天的路走得极远，而现在自己必须一个人走回去——他顿时明白过来这些。良平差点儿哭出来。但他知道哭也无济于事，这也不是哭的时候。他向两个年轻土工不自然地点了下头，沿铁路飞奔起来。

良平沿着铁路一侧忘我地跑了一阵子。奔跑时，发觉怀里的一包糕点碍事，遂甩去路旁，顺手把木屐也脱下扔在那里。于是薄袜底直接踩进石子，脚倒是轻快多了。他一边感觉着左边的大海，一边跑上陡急的坡路。眼泪不时涌上来，使得他不由歪一下脸——他拼命忍住，唯独鼻子抽搭不止。从竹林旁跑过之后，衣服也因浸透了汗而让他觉得不便，他边跑边脱下衣服扔在路旁。跑到橘林时，四下已经黑了。只要保住性命……良平一边想着，一边连滚带爬继续奔跑。

井边提水的妇人们和从田里回来的男人们看见良平跑得气喘吁吁，都问他：“喂，怎么了？”他一声不吭，只顾从杂货店、理发店和明亮的住房前跑过。

跑到自家门口时，良平终于禁不住“哇”的一声大哭起来。哭声传向四周，父母等人一时围了上来。尤其母亲一边说着什么一边抱住良平的身体。良平手脚挣扎着，抽抽搭搭哭个不停。也许是哭声太厉害了，附近三四个妇人也赶到昏暗的门口。父母自不用说，那些人也异口同声问他为什么哭。但他无论别人怎么问都只管大哭特哭。回想跑那么远的路的过程中的惊惧，觉得怎么哭都哭不够……

良平二十六岁那年和妻子一起来到了东京。不知为何。他有时会毫无理由地回想起那时的自己。真的是毫无理由吗？在劳顿疲惫的他的面前，那片暮色笼罩的竹林和坡路至今仍时断时续细细地向前伸展……

（有删改）

俄罗斯性格

（苏联）阿·托尔斯泰

当德国鬼子已经被打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的时候，我的朋友叶戈尔·德略莫夫的坦克在小山冈上的一片麦地里中了弹，机组有两名战士当场牺牲。中了第二弹后，坦克着起火来。驾驶员丘维略夫拖着他爬过一个又一个弹坑到救护站去。

叶戈尔·德略莫夫活了下来。他在医院里躺了八个月，做了一次又一次整形手术，医生给他重新做了鼻子、嘴唇、眼睑和耳朵。八个月之后拆掉绷带的时候，他看见了自己的面孔。那个把一面小镜子递给他的护士，把身子转了过去，抽泣起来。他立即把镜子还给了她。

他说：“这还不算是最糟糕的事。就这副嘴脸也一样能活下去，一样能回到战场。”

他被批准休假二十天，为了彻底养好身体，他动身回家探望父母去了。

他下了车后步行了十八俄里。四面是厚厚的积雪，空气潮湿，周围阒无人迹。冰冷的风不停地吹开他军大衣的下摆，在他耳边孤独凄凉地呼啸。等他进得村来，已经是傍晚时分了。他忽然停下脚步，把手插在大衣兜里，摇了摇头，转过身斜插着走到父母住的房子侧面，站在齐膝深的雪里弯下身子往窗里探望。叶戈尔·德略莫夫隔着窗子看着母亲，心里明白：绝不能让母亲受惊，不能叫她苍老的面孔由于绝望而抽搐。

他打开篱笆门进了院子，走上台阶敲起门来。母亲在门里应声问道：“是谁呀？”他回答说：“是苏联英雄格罗莫夫中尉。”

他的心剧烈地跳出来，使他不由得一肩头靠到了门框上。是呀，母亲并没有听出他的声音来，就连他自己也好像是头一回听到自己的声音。动了多次手术之后，他的嗓音变了，变得嘶哑不清了。

“玛利娅·波莉卡尔波芙娜的儿子德略莫夫上尉托我给他母亲捎口信问好来了。”

母亲立即打开门，扑到他跟前，握着他的双手问道：“我的叶戈尔活着吗？他身体好吗？您这位大哥请进屋去吧！”

叶戈尔·德略莫夫在桌子旁边的长凳上坐了下来，他开始对母亲讲她儿子的情况，也就是讲自己的情况，讲得很详细：讲他吃得怎样，喝得如何，什么也不缺，身体一直很好，总是快快活活；同时也讲了他和他那辆坦克参加过的战斗，但是讲得很简单。

“请您告诉我，打仗是不是挺可怕的？”母亲打断他的话这样问道，一面用那双黑黝黝的、此刻对他视而不见的眼睛直盯着他的脸。

“是的，老妈妈，当然是挺可怕的。不过我们已经习惯了。”

他的父亲叶戈尔·叶戈罗维奇回来了。他对客人瞧了几眼，在门槛上跺了跺已经穿破了的毡靴，不慌不忙地解下围巾，脱掉短皮大衣，然后走到桌子跟前和客人握手问好。啊，这是他多么熟悉的手啊，这就是他小时候每当犯了错误父亲用来惩罚他的那只又宽又大的手啊！父亲什么也没有问便坐了下来，半闭着眼睛，也开始听着他讲的那些事。

德略莫夫上尉坐的时间越长，把自己的事当成别人的事讲得越多，就越是没有办法把真相和盘托出，坐在父母的桌子面前，他既觉得幸福温暖，又感到委屈心酸。他们就像当年那样坐下来吃晚饭，在吃饭的时候，德略莫夫上尉才发觉母亲特别留神地盯着他握勺的那只手。他苦笑一下，这时母亲抬起头来，脸上的肌肉痛苦地抽动着。

父母在火炕上腾了一个地方给他睡。在隔扇的那一边，父亲不时轻轻地打着鼾；母亲翻来覆去，唉声叹气，睡不着觉。上尉用双手捂着脸趴在那里，心里想道：“妈妈呀，我的妈妈呀！难道到这会儿你还认不出我来！难道你就认不出这是我？……”

就在这一瞬间他下定决心要走，而且明天就走。

他回到了原来所在的团队。战友们怀着由衷喜悦的心情迎接他归队，这就使他卸下了那个把他折磨得吃不下、睡不着、喘不过气来的精神包袱。

大概过了两个星期，母亲来了一封信：

“你好，我最最亲爱的儿子。我真怕给你写这封信，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去想才是。有一个人从你那儿到咱家来过，这个人好极了。他本来打算要住几天的，可不知为什么收拾起东西说走就走了。打那以后，我就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总觉得那是你回来过。你爹为了这个尽骂我，他说：‘你这个老婆子发疯了吧，要是这个人是咱们的孩子，难道他不会明说吗？……他干嘛要瞒着呢？如果他的脸变得和来过咱家的这个人那样，咱们该感到自豪才对。’你爹老是想要把我说服，可是我这颗做娘的心呀，却还是一个劲地认准了，小叶戈尔呀，你给我写封信来，告诉我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莫非我真是疯了不成？……”

叶戈尔·德略莫夫把这封信给我看了。我对他说：“傻瓜呀，你这个傻瓜！快给你母亲写封信请罪吧！别把她折腾疯了……她就那么稀罕你的脸蛋子了？！因为你的脸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她还会更疼你哩！”

他当天就写了这样一封信：“亲爱的双亲：请原谅我糊涂不懂事，回过咱家的那个人确实是我——你们的儿子……”

过了几天，我和德略莫夫正站在靶场里，一个士兵跑来对他说：“大尉同志，有人找您。”这个士兵虽然站得规规矩矩，可是脸上那副表情好像打算去喝二两庆祝什么喜事似的。我们动身回镇上去，当走近我和他合住的房子时，我看见他六神无主，无缘无故地一个劲儿地清嗓子……我想：“坦克手呀，你这个坦克手，怎么还会这样紧张！”我们走进屋去，他走在我的前面。我听见他说了一声：“妈妈，你好哇！这是我呀！……”于是我看到一个瘦小的老太太扑上去紧贴在他的胸前。

是啊，这就是俄罗斯性格！看来，一个人是平凡的，但是，当严峻的灾难降临的时候，他的心中会产生一种伟大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