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迄今为止，我们可以将美学划分为两种，一种是中国大美学，一种是西方小美学，二者既各有独立存在的价值，又可以互补、兼容，相互为用，相得益彰。从本质上来看，传统的中国美学是最接近美学本质的，追求中和、天人合一，而不是追求系统的概念化、知识化；它是一种诗学，有审美特质，不像西方近现代美学那样追求科学化、概念化，带有一种目的性。所以，中国传统美学是大美学，儒家的“中和”美学思想就是中国艺术文化的最高境界。

中和，意即中正和谐，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之一。在儒家经典《中庸》中，“中和”既是人性修养的道德标准，又是在其提出至善、至诚观点后所形成的一种中国传统美学的审美形态。《中庸》有言：“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这里的“至诚”是圣人之德，只有充分发挥自己善良的本性，才能达到所谓的人伦之和、天地之和，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尽善”“尽美”。因此，只有善与美相统一，才能让至诚、至美、至善审美化，并渗透到中和之道中。中庸之道的最高层次是天人合一，正所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意即我们在审美过程中要适中、和谐。中，是稳定天下之本；和，是为人处世之道，只有实现“中”与“和”的统一，才能达到天人合一之境，实现中和之美。

儒家的中和美学思想作为中国传统美学的基本审美形态之一，对我国的传统文化艺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孔子称赞《诗经》“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这种观点后来发展成“温柔敦厚”的诗教说，即主张在文学作品中有节制地宣泄情感，而不要把感情表达得过分强烈。在这种文学思想的指导下，中国文学在整体上呈现出了一种中和之美，很少有剑拔弩张的表达狂怒、狂喜情感的作品，而是以“怨而不怒”的方式来批判现实，在抒写个人内心情感的时候，总是温婉曲折、含蓄深沉地寻找适度的表现方式，这正是中华民族所体现出的平和、宽容，充满“中和”思想的大美之学。因而在优秀诗歌、戏曲等的创作和形成过程中，“中和”的美学思想在文学审美和艺术表现上得到了充分体现。

儒家的“中和”思想是中国最高的美学理想，贯穿于中国传统社会以及人生的方方面面，不仅在文学审美上创造出了平淡朴素、恬静安逸、怨而不怒的“和”之理想境界，使传统文化艺术的表达呈现出含蓄委婉、冲和的特点，也对当今社会的治国之道、人们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以及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等具有重要的意义。张岱年在《中国哲学大纲》中指出：“中庸是真善美的统一，道德与知识的统一，宏观与微观的统一，高明与平凡的统一。价值取向是重人而不轻天，重群体而不轻视个人，重本而不轻视末，重利益也重视义，重视人文也重视科技，重视和谐而不取消斗争。”因此，在治国之道上应该实现和政之美，做到不偏不倚、协调适中、刚柔相济，以避免矛盾冲突，稳定社会秩序，达到“至和”“至美”的境界；在为人处世上，要注重加强自身修养，充分发挥善良的本性，宽容待人，和谐相处，以达到“至仁”“至善”的境界；在人与自然的相处中，要追求和谐统一，将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相互依存，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摘编自张龄予《“中和”的大美之学》）

材料二：

中国美育现代性建设遇到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社会美育方面，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但是工作和生活的压力剧增，人们越来越沦为工业社会的奴隶和工具，思想被物欲支配，变得干枯、乏味、平庸、空虚，这也是当今社会道德滑坡、文化失范、各种社会问题孳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伴随市场经济和工业社会而来的大众文化正在以猛烈的势头消解神圣，躲避崇高。温柔甜蜜的爱情小说、神奇曲折、刀光剑影的武侠剧、低吟浅唱的流行歌曲，光彩炫目的广告形象以及虚拟的网络空间等,一切看似丰富多彩但却在不断消解人们对审美的认识，降低人们的审美趣味。

另一方面,学校的美育建设也困难重重，首先，对美育没有给予相应的重视，在应试教育的影响下，学校只重知识传授，注重升学率的提高，而忽视了育人的大目标。同时，陈旧的教育观、人才观深入人心，在学校的课程安排中美育也处于被忽视的地位，而且完全让步给智育，学生只能在接连不断的测验、考试中浴血奋战，致使学生身体素质不理想，心理素质堪忧，知识在增长，道德塑造却在滑坡，阻碍了学生的全面发展。因此，审美素质的降低是当代美育现代性建设面临的重要难题。

中国美育现代性建设中遇到的问题，说明了美育没有能充分发挥其作用或者说当今的美育自身存在不足。就其原因客观方面来说，是改革开放市场经济迅速发展，进入消费社会或者大众文化泛滥的社会所必然遇到的问题。但是，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中国现代美育隔断了与传统美育的联系，完全照搬西方模式所致。因此，中国美育现代性建设仍是一项未竟的事业。

（摘编自祝亚楠、卢政《论古代“中和论”美育观与中国美育现代性建设》）

材料一：

中国古代语言规范的核心内容是确立某种语言或方言作为全国通用的交际工具，即以地位规范为主。最早有记载的通用语是“雅言”，即周天子居住地的方言，在各方言中居于较高地位。当时用“雅言”去读解经文是对读书人的基本要求。《论语·述而》云：“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春秋战国时期，全国性通用语已经不复存在。《吕氏春秋·知化》云：“夫齐之与吴也，习俗不同，言语不通。”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马上着手全国通用语言文字的确立。许慎《说文解字·叙》云：“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也。”秦朝文字规范统一的措施对共同语的确立有很明显的促进作用。到了汉朝，随着国家的统一和强盛，语言的统一性大大加强，扬雄《方言》中的“通语”即是可通行于四方的共同语，是以汉朝都城所在地的秦晋方言为基础发展起来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导致其语言情况“南染吴越，北杂夷虏”（《颜氏家训·音辞篇》）。由于洛阳是东汉乃至魏晋时期的政治文化中心，所以洛阳方言的影响非常大，洛阳太学书生诵读经典的读书音“洛生咏”享有较高的声誉，为各方言区人所模仿。颜之推主张“以帝王都邑，参校方俗，考核古今，为之折衷”，也就是以帝王都邑语音作为规范语言的基础语音，他反复校量，最后取南方金陵语音和北方洛下语音两相折中，作为南北通用的标准语音。“这种主张，奠定了隋唐统一中国后的语言规范的理论基础。”隋唐至宋，主要通过颁布官修韵书来确立和推广通用语的语音标准，比较重要的如《切韵》《唐韵》《广韵》等。因为洛阳、长安、开封等地区一直是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所以这些地方的方言就具有了通语性质。元朝定都大都以后，学校教学都使用以大都语音为标准音的“天下通语”，国家的主导性或基础性方言由中原地区向北偏移。明朝和清朝继续以北京作为都城，北京地区方言作为全国通用语的基础方言地位进一步巩固，称为“官话”。

纵现中国古代语言规范的历程，语言规范的主要内容就是选择何种方言作为全国通用语，一般都城所在地方言就成了全国通用语。两千多年的发展历程，王朝的都城基本建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及华北平原——西安、洛阳、开封、北京等地，政治上的优势决定这些地方的方言先后成为全国性的通用语，通用度非常广，其使用范围已经不仅仅局限于这些新老都城所在地，而是广泛存在于华北、东北、西北、西南、江淮等广大地区，最终成了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基础方言。

（摘编自刘楚群《当今语言规范观：中和诚雅》）

材料二：

语言规范的“雅正观”贯穿古今。现代汉语时期，强调“正”多于强调“雅”，讲“规范”多讲“雅顺”少。在教育普及的当下，在重视文化的当下，既要讲“正”又要讲“雅”。当然，雅正是就规范而言，对语言本身，对语言生活，则不必也不应强调“纯洁”。通过语言规范来匡谬正俗，这种规范观虽然较为传统，也常有批评，但仍然在社会上较为流行，也确实是语言生活所需要的。

语言规范的行为，本质上是对语言变项的选择。语言在历时发展中，在共时应用中，都会出现变异和分歧，一个语言项目可能形成若干变项。语言变项的存在是常态，是语言丰富发展的一种表现，当然也是语言整合的对象。语言观范就是对语言生活中存在的语言变项的选择，就是依照语言发展规律的选择。认识语言规范的这一性质，树立语言规范的“选择观”，可以从根本上摆正语言规范与语言发展的关系，可以自觉地在语言规范过程中去发现语言发展的新规律。语言规范不是“无事生非”，而是在语言生活中出现了紊乱现象时，需要动用社会之力帮助语言的自组织机制发挥作用，从而使语言生活恢复到新的有序状态。

语言规范的根本目标是为语言生活服务。“语言生活观”要求语言规范既要反映语言生活现实，又能引导语言生活向前发展。评价语言规范是否合适，就看它是否客观反映了语言生活实际，看它能否科学地指导语言生活。

既然如此，了解语言生活，认识语言生活，是做好语言规范的必要条件。语言生活错综复杂，常要使用现代的各种观测方法，比如建立动态流通语料库，就如同水文监测、气象监测一样，利用这一语料库来监测语言生活的各种变化。观测语言生活，也包括观测语言舆情。语言舆情是社会语言意识的重要表现，同时，通过语言舆情也能够逐浙形成新的语言意识。

一个观念可以改换一个视角，改换一个视角可以发现一片新的学术视域。在雅正观、选择观、语言生活观的综合关照下，我们便会开拓更多新的学术视域，必然会对语言规范有一个更为全面的认识，语言规范研究必然会有一个跨越性的新发展。

（摘编自李宇明《语言规范试说》）

材料一：

最近，围绕某流量明星被国家话剧院录取，获得一级演员岗编制的新闻引发了舆论的广泛热议，中间穿插关于“小镇做题家”和流量明星作比较的讨论，推动着舆情急速升温。随着7月15日公示结束，国家话剧院给出的情况说明并没有起到平息舆情的作用，反而再度把舆论推向了第二波高潮。

当然，在这样以亿计的参与者大规模讨论中，肯定会有一些杂音、一些情绪化的声音、各种趁火打劫蹭热度。如果我们尽量排除情绪，用理性客观的态度去认真讨论这件事，应该如何看待？

这里面涉及的公平可以分为几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合规意义上的公平。做这件事有没有依据？当事方能不能为自己的行为找到依据？就录取这件事而言，这次国家话剧院的声明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从合规性来看，至少目前的调查结果看来，这套流程客观上没有违纪违规之处。

但是从舆情的反应上来说，我们发现，人们追求的公平不仅仅是这种程序意义上的公平。很多时候公平作为一种价值，我们追求的是某种结果——这种结果不仅是客观状态还有主观认知。

中国是一个特殊的国家，在我们几千年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中，对于考试作为阶级上升的通道，在不同社会阶层和人群中推动公平所起的作用有一种特殊的认知，这种特殊的认知作为一种集体的记忆是嵌入在我们的基因当中的，平时也许你不会感觉到它的存在，但是一旦被激发，就会出现这次事件刺激之后涌现上来的那样一种情绪。这种情绪在中国历史文化的加持下具有更强的合理性。

除了历史因素，更重要的是在今天的中国，我们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人民当家作主的美好新中国，就像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的“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发展不充分不均衡之间的矛盾”，这里面的“美好生活的向往”所包含的一个要素就是公平。

不说它是全部，也不说它是唯一，但它非常重要、非常关键，离开了它，很多东西都无从谈起。

正因如此，网上很多讨论者认为这件事“关乎国本”，有人说这是危言耸听——有那么重要吗？这可能只是一个个案。但事实上这恰恰是大众的基本认知，是群众的心声，这种心声必须得到尊重和有效的反馈。

我对这一类事件的基本认知是：如果一种现象、一种做法，它的程序被社会上的大多数人认为是不公平的，它导出的结果是不好的，大家是拒绝接受的，但是这套做法却符合规定的，那么这种“合规的不公平”就是最大的不公平。

这种不公平就是所谓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发展不充分不均衡之间的矛盾”里的“矛盾”。我们需要去面对和改进，即使这种改变不是一蹴而就的，因为这种合规化的不公平涉及到微妙的、复杂的、系统性的利益调整。但是我们要正视它的存在，而不能无视、甚至蔑视它。

我们的社会始终在自我完善中前进，人类历史告诉我们，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政府、任何一种制度，要在历史的长河中存续就需要具备自我校正错误的能力，这种自我迭代的能力也是中国从1840年、1949年以来的独特比较优势。这其中非常重要的环节就是民众对于公平的朴素追求和向往，这种追求的表达对这个国家的每一个人都是至关重要的。

（摘编自沈逸《明星入编，我们要警惕“合规的不公平”》）

材料二：

最近，因为顶流明星考编事件，以及一些媒体的“神助攻”，“小镇做题家”这个词也被引爆网络。这个词背后所涉及的教育公平、阶层流动、就业难等问题，很值得人们深思。

“小镇做题家”最早诞生于网络，大致指的是那些出身于农村或者小城镇的学子，埋头苦读，通过高考实现了人生的进阶，却缺乏一定的视野和社会资源，即使靠多年苦读，也很难追平原生家庭和出身带来的差距。而“小镇”，则成了普通家庭或者寒门的代名词。

笔者以为，“小镇做题家”确实不应被嘲讽。古今中外，每个人出生后所处的环境、拥有的资源是不一样的，人生路上的竞争是客观存在的，求学和生活从来都不是轻轻松松的，这不能怪个人，个人也不能因为困难而放弃。出生于“小镇”没有什么不光彩，中国有无数个“小镇”；通过“做题”来追求梦想、实现自我也没什么不好，“做题”是学习文化知识、检验学习成果的重要手段。不管怎样，没有一种追求更好人生的努力可以被轻视。即使来自“小镇”，通过不断努力，人生的舞台依然可以很大。

高考制度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高考制度从恢复到巩固发展，经历了几次重要改革和完善，为我们国家一路高歌猛进提供了源源不断、不可替代的战略支撑。可以说，高考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最公平的制度之一，必须坚持。在这种以考试主导的人才选拔体制下，中国绝大多数优秀学生都具备“做题家”的特质。不可否认，高考制度固然有其一定的局限，但对普通家庭来说，高考依然是孩子改变命运最公平的途径，是社会实现阶层流动最有效的方式。也正是因为“不看面子看卷子，不拼关系拼分数”，出生“小镇”的人，通过“做题”找到了打开未来之门的钥匙，才有了实现“鲤鱼跃龙门”的可能。“做题家”就意味着“高分低能”吗？显然不是。几十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突飞猛进，中国各行各业人才辈出，很多人都是通过“做题”，获得了更高层次的教育，逐步成长为社会的中流砥柱，成为创造“中国奇迹”的中坚力量。谁说“做题”就一定选拔不出来优秀的人才？所以说，从本质上看，“小镇做题家”这五个字其实有污名化之嫌，暴露了一些人的傲慢和偏见，其本质上是个“伪标签”。

如果有人拿“小镇做题家”来给一个群体贴标签，犯的就是只看现象、不看本质的错误。因为它背后隐藏的下一步逻辑就是：当面临人生的一切不顺心、不如意，都可以归咎于你的所谓“阶层”和“出身”，刻意忽略了人的成功与失败，有很多因素，不能一股脑全部归咎于学生时代的经历。

被一些人瞧不起的“小镇做题家”，恰恰是生活的强者，在现有资源条件约束下，他们拼尽全力攀登突围，展现出来的恰恰是“奋斗”二字。有多少大师巨匠、科技巨擘不也是来自乡村城镇，是“小镇做题家”出身吗？这种不肯向命运屈服、不愿向寒苦低头的精神，难道不值得鼓励吗？真正令人不齿的，反而是那些用一句轻飘飘的“小镇做题家”，就抹杀别人多年的努力，却总以为自己高人一等的精神贵族们。说小了，这就是真正的“指责型人格”；说大了，很有制造争议话题、搞社会撕裂嫌疑。

（摘编自之江轩《嘲讽“小镇做题家”？谨防傲慢和偏见》）

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基于两种移位的合力：第一，西洋小说输入，中国小说受其影响而产生变化；第二，中国文学结构中小说由边缘向中心移动，在移动过程中吸取整个中国文学的养分因而发生变化。后一个移位是前一个移位引起的，但这并不减弱其重要性。没有这后一个移位，20世纪中国小说不可能在短短几十年时间内获得自己独立的品格，并取得突出成就。

在论述西方小说的启迪时，我有意把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简化为西洋小说对中国小说的影响过程，在“挑战——应战”的模式中理解中国小说形式的嬗变，以便详细勾勒晚清作家和“五四”作家共同完成的转变的运动轨迹。而在论述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时，我着重强调这两代作家主要不是接受中国古代小说，而是接受以诗文为正宗的整个传统文学的影响；在引笑话、轶闻、答问、游记、日记、书信等形式入小说以及借鉴“史传”传统与“诗骚”传统的过程中，有意无意中部分转变了中国小说的叙事模式。我把西方小说的启迪与传统文学的转化作为论述重点，但并不否认文化背景的变迁为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提供了必要的历史条件。把纯形式的小说叙事学研究与注重文化背景的小说社会学研究结合起来，沟通文学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而又不流于生拉硬扯牵强附会，无疑是十分必要的：但并非易事。

从表面看，晚清作家与“五四”作家的区别，表现在“五四”作家比晚清作家更多借鉴西洋小说技巧。如此说来，中国小说叙事模式演变的过程也就成了中国作家逐步掌握西洋小说技巧的过程。这未免把复杂的文学运动简单化了。晚清作家的根本缺陷是受社会思潮影响而无力突破“中体西用”的格局，幻想接受新技巧而保留旧道德。从林纾、吴趼人一直到辛亥革命后的鸳蝴作家，都以为可以借用西方小说的叙事技巧而撇开其思想内容。殊不知抛开对个人内心生活的关注而学第一人称叙事，抛开现代人思维的跳跃与作家主体意识的强化而学叙述时间的变形，一切都成了变换“布局”之类的小把戏。与晚清作家比，“五四”作家转变思维方式，周作人谈“直译”、说“模仿”，鲁迅、沈雁冰学思想同时学技法。“五四”作家借助“拿来主义”冲破“中体西用”的限制，把西方小说的“内容”和“形式”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接受。新技巧只有在适合表现新人的新意识时，才可能真正被感知和利用。当然，晚清作家与“五四”作家相比，距离不在具体的表现技巧，而在支配这些技巧的价值观念。作家对世界与自我认识有突破与革新，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才可能真正实现。“五四”作家突出小说中的非情节因素，借用容易产生强烈感情色彩的第一人称叙事，以及根据人物内心感受重新剪辑情节时间，这一切当然都是为了突出作家的主观感受和艺术个性。而所有这些，跟“五四”时代个性主义思潮之强调尊重个性、尊重自我无疑是一脉相承的。

单从社会思潮角度，当然也可以部分解释这两代作家的艺术革新的成败利弊，但很难真正体现“小说革新”的特点。因而我选择小说的书面化倾向作为影响于小说叙事模式转变的文化因素来重点论述。中国小说主潮实际是由宋元话本发展起来的章回小说。白话利于叙事、描写乃至抒情，可章回小说脱不掉说书人外衣，作家就只能拟想自己是在对着听众讲故事。即使只是拟想的，那么作家就只好讲故事，而且只能以说书人口吻连贯讲述以情节为中心的故事。自觉把写作对象定为“读者”而不是“听众”，这是晚清才开始的。报纸、杂志的出版，使小说可以“朝脱稿而夕印行”，甚至下章还没动笔，上章已印成铅字与读者见面。书籍的大量印行，使作家不再谋求藏之名山传之后世，而是直接迅速地跟读者对话。由拟想中讲故事到明确地写小说，这一转变使作家得以认真考虑“写——读”这一传播方式可以容纳的各种技巧。说书人口吻不再是必不可少的了：连贯叙述也不再是别无选择的选择了；同样，小说也不一定非以情节为结构中心不可了。中国小说这一传播方式的转变一从口头化到书面化，无疑为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提供了必要的文化背景。

（摘编自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导言》）

材料一：

人类的阐释自始至终都在追求真理性和澄明性，那是人类向往的阐释目标，也是阐释的理想境界。真理和澄明虽然昭示的是阐释的两个不同的层级，但都指向一个事实：阐释是面向公众的。这意味着阐释是一种公共性的行为，只有坚守公共性，才能圆人类的阐释之梦。离开公共性，阐释不可能，更遑论真理性和澄明性！阐释本身有它的内在规则，这个规则总体来说极为复杂，不可一概而论，更不好随意确定。它可能是整个人类的规则，也可能是生活在特定区域或国家、操持不同语言、从事不同专业研究者的规则；它遵循的是人性的共同性，或者是沟通、交流之后业已达成的共同性，其终极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实现意义的澄明。

我们言说政治，政治就是一个公共性问题；我们言说历史，历史就是一个公共性问题；我们言说道德、伦理，道德、伦理就是一个公共性问题；我们谈论文学、艺术，文学、艺术就是一个公共性问题。公共性本身不是一种价值判断，但它又蕴含着价值判断。也就是说，公共性包含着真理和谬误。真理不可能对任何人、任何事、任何族群都是真理，更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谬误也是。当然，这种公共性是受时间和地域限制的，没有永远的真理和谬误，而公共性却是永远的。公共性的存在需要公共阐释去解惑释疑，需要公共阐释去彰显真理。在一定程度上，公共阐释维持着时代的公开、透明，维持着社会的公平、公正，维持着政治的民主、正义，维持着人类的审美判断。

（摘自李健《共阐释：作为一种阐释理论的合法性》）

材料二：

“公共阐释”也即“阐释的公共性”，是对文学阐释行为根本属性的一种界定。任何一种阐释行为，都是一种参与生活、理解世界的方式，只有“公共阐释”才能让每一个个体有效并且高效地充分对话。与之相对的，则是“个体阐释”，也即阐释的个体性。它强调每一个个体都是独特的，都有着自己的个性、性别、民族与生活经历，对待同一问题的视角与态度确实存在着诸多差异。但是，如果仅仅将两者确定为二元对立的概念，显然是将问题简单化了。一般来说，“个体阐释”中会带有“公共阐释”的烙印，每一个个体都不是独立存在于这个世界的；而“公共阐释”中也会带有“个体阐释”的痕迹，如果没有个体作为基础，就不会出现阐释的具体性与交互性。面对如此棘手的“阐释循环”，诚如海德格尔所言：“决定性的事情不是从循环中脱身，而是依照正确的方式进入这个循环。”这一进入就是一种“介入式”的阐释行为。在置身于他者之中时，个体也在不断地拓宽自己的视域。这里的他者既指向个体（文学作品、个体读者），也指向整体（社会历史环境），更是要领会到“整体只是源于单个情形的范式展露”。文学阐释激活了世界、读者、作者与文本这四个时常被不同的文学理论切割破碎的要素。

文学阐释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阐释”。它首先面向的是文学作品，即对文学作品作出阐释主体的感受、理解与判断。在具体的文学阐释过程中，存在着以“个体阐释”为基础，并从个人走向社群再到整个人类的一种趋势。这一过程的每一次完成则意味着“个体阐释”得到了时空的检验而成为“公共阐释”。

从政治学的角度，我们往往会将“公共性”与“私人性”对立起来谈，但是如果转移到文学领域，“公共性”的问题还有其自身独特的理论维度。这就是“文学之内”和“文学之外”的问题。正如韦勒克和沃伦所说，“事实上，任何文学史都不会没有自己的选择原则，都要做某种分析和评价的工作”。从20世纪西方文论发展史来看，文论研究的重点出现了一个从“文学之外”转向“文学之内”，再转向“文学之外”的过程，即我们通常所描述的从“作者中心”向“文本中心”再向“读者中心”的两度转向。而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看来，即使是“文学之内”的隐含作者、叙述者和人物及其关系，也是社会历史的再现或投射，这些均是现实生活在文学世界中的一种艺术化表达。

因此，强调“公共阐释”或“阐释的公共性”，应该落脚到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批评的基本点上，即在处理“文学内外”关系上，坚持“文学之外”的关系为主来统摄“文学之内”的关系，重建“隐含作者”“叙述者”与“真实作者”“理想读者”“真实读者”以及人物间的社会关系的投射等。只有这样，我们的文艺批评才能真正发挥其应有的社会历史功能，这也正是强调“公共阐释”或“阐释的公共性”的要义之所在。

（摘自曾军、辛明尚《文学阐释的公共性及其问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