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美”作为某种与“真”、“善”不同的价值，是古人早就体会到了的。但审美价值有两个层次，需要作些分辨。其较浅显的层次，是审美对象能产生一种别于实用的特殊效果，如诗文的辞藻和声律之美，虽无当于实用，却自为一种价值；其较深的层次，是审美作为人类意识把握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与知识的方式取径不同而归极不二。从历史上看，审美价值的前一个层次，是容易被人们感知，故而更早为人们所论述了的。汉魏六朝时代，诗赋大兴，文集从经子史书中独立出来，“文笔”说、“声律”说流行，都说明时人已经把审美效果作为独立的价值来追求。
然而，仅此还无以回答保守者的责问：毕竟这有什么用处？于是，有人把“立身”与“作文”判为二途，说“作文”华艳放荡并不妨碍其“立身”的朴实端严。这也不过消极地讲声律翰藻的追求无伤大雅，却不能积极地为审美价值作出令人信服的辩护。而且，仅就翰藻纷披、宫徵靡曼论审美，是不能把“美”论述为与“真”、“善”同等之价值的，它至多是一种无伤于“真”和“善”的良性赘瘤，存之即便无碍，去了倒也干净。所以，声律翰藻的追求固是审美意识觉醒的表现，但若停留于这一层次，那么马上就会有人把这良性赘瘤当作恶性肿瘤来攻击的。要在中国传统的价值体系中为审美价值确立其合理地位，还有待于审美观念的进展。
我们可以注意一下六朝文论中的一个矛盾：一方面，声律辞藻越来越被认为是诗文的根本属性，另一方面，声律过于复杂、辞藻过于繁富，却也一般要被反对。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是所谓“文质彬彬”之说，即要求声辞方面的一定程度的讲究能与内容相适配。然而，在“文质”论的一般形态中，“文”与“质”其实属于两种不同的价值，“文”的价值在审美方面，“质”的价值却在政治、道德诸方面，两者的适配虽非不可能，但颇有“牛体马用”的味道。与此相应的是，在对于诗文风格的品评上，南朝人经常赞赏的风格是“清”，到唐代犹是如此。所谓“清”，其实是对声律辞藻的运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既要讲究声律辞藻，又不能让它障蔽意义（“所诠”）。然而即便如此，声辞在这里依然是第二位的，文之大义另有所在，此与把声辞认作诗文根本属性的观念仍相矛盾。
时至宋代，人们对于文学作品的关注重心从“能诠”全面地转向“所诠”，诗文“写什么”远比“怎么写”显得重要，故文学批评中屡屡出现表示文义的“理趣”一词，使用者大都强调它高于字面功夫的意义。这固然使一部分内容“当乎义理”却缺乏审美特征的作品获得了过高的评价，但也带来审美观念的深入。从苏轼的“反常合道”之“奇趣”到陈师道作诗“不犯正位”，都已超越声律辞藻等字面效果，而在诗文的意义层次探求作品的审美价值。我们之所以重视“反常合道”一语，就在它实际上有见于审美价值的第二个层次，即某种特殊的观照、把握世界之方式。而所谓“诗以奇趣为宗”，就是说，对世界的审美把握是诗的精神、诗的主旨。如此，则声律辞藻等字面审美效果的追求，也就不再与内容相异趣。所以，我们认为“理趣”说的形成，是中国传统审美观念获得了深入发展的一个标志。
（改编自朱刚《“理趣”说探源》）
材料二：
所谓宋诗的“议论化”，是指诗的艺术表现形式，即它以议论的概括方式进行诗歌创作；而“理趣化”，则是指诗歌内容方面的哲理和奇趣，它以表现人生哲见和生活理趣的内涵为旨归。不过，宋诗这种议论化、散文化的新诗风，究竟是功是过？却历来评价不一。南宋最早批评宋诗者是“贵含蓄”的张戒，他首先指责“子瞻以议论作诗，鲁直又专以补缀奇字……诗人之意扫地矣”，他说苏、黄及其后人“不知咏物之工、言志之为本也。”我们究竟应该怎样看待宋诗的议论化和“尚理”呢？
艺术创作就是要为审美内涵提供相应的形式外观和载体，凡是一切能够体现人类心灵中美好、珍贵东西的艺术形式或载体，都是艺术本质的需求。而人的审美精神由于社会时代的不断发展，它也会逐步随之变化而发展，这就决定了艺术表现形式的多维性。宋诗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运用议论化的词句方式恰当地表达了宋人心灵中“尚理”的审美内蕴，不仅是符合诗歌创作的艺术本质的，而且还是一个独特性的创造和开拓，是对盛唐成就的一种超越。这样说来，张戒诸公，其论点的片面性和偏颇性，也就一目了然了。
再进一步看，诗歌可以以性情为其本质特征，但并不排斥理性观念，因为人的精神世界是个有机的整体，情性与理性虽然分属为两个不同的领域，却又存在着一定的沟通，当诗歌进行深刻的理念活动进程时，它可对审美情感发生必要的引导和哲念的升华，从而促进审美情感活动的有利发展和内涵的丰富。虽然，理念并不能完全脱离开审美情感而孤立存在,还要“议论须带情韵以行”——即理念必须由审美情感来加以浸透，否则就容易使诗歌堕入肤浅粗疏的泥沼。所以，苏轼在他进行其“以议论为诗”时，提出了“诗以奇趣为宗，反常合道为趣”的命题，即把“理”与“趣”结合起来，使“趣”与“奇”相追逐。所以盛唐的“情景交融”，与宋诗的“情理交融”，应该说二者都有其独特性的创造，都有其存在的正当理由。因此，张戒把“情”与“理”对立起来，企图用盛唐的“性情”这一块印章盖满诗史中的全部作品，不仅是徒劳的，而这本身就走进了取消艺术独创性的死胡同。
（改编自朱靖华《略说宋诗议论化理趣化》）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保守者从功用的角度质疑人类把握世界的特殊审美方式，认为其对于社会没有什么用处。 |
| B．“文质”论在解决诗文声辞与内容之间的矛盾时，很好地适配了两种异质形态的价值。 |
| C．直至宋代，审美价值的较深层次得到某种程度上的认识，推动了传统审美观念的深入发展。 |
| D．苏轼提出“诗以奇趣为宗”，是出于诗歌中的理念可以对审美情感发生必要的引导的原因。 |
| A．作者以“良性赘瘤”为喻，其意在于论证审美价值在中国传统价值体系中的地位不高。 |
| B．苏轼以“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语言入诗，体现了宋诗“理趣化”的特点。 |
| C．南宋张戒批评指责苏轼“以议论作诗”的新诗风，这与他对诗歌本质的认识有密切关联。 |
| D．陆游咏梅，赞其“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表明他重视诗歌的深层审美价值。 |
| A．“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萧统《文选序》） |
| B．“诗不能离理，而贵有理趣。”（沈德潜《清诗别裁》） |
| C．“万趣会文，不离辞情。”（刘勰《文心雕龙》） |
| D．“理过其辞，淡乎寡味。”（钟嵘《诗品序》） |
5．针对诗歌说理，宋人严羽在《沧浪诗话》中尊唐而抑宋，认为诗歌趣味只在于“吟咏性情”，而与“理”无关。请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你对此的理解。
材料一：
中外文学史上都有所谓传奇小说及传奇叙事传统。传奇小说是一种传录奇闻的文体，传奇叙事常带有理想色彩和夸张的成分。
就中国小说叙事的发生而言，自唐以来所形成的传奇叙事模式，是中国小说发展达到成熟阶段的一个基本标志。传奇叙事基本要素就是情节的奇幻与人物的特异。从中国小说史发展的角度看，自唐传奇小说开始，到宋元话本再到明清章回体小说，传奇叙事逐渐成为中国小说发展中最为流行、最易接受的叙事模式之一。因此说，传奇叙事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叙事模式和叙事传统。
西方小说的“诗的”“史诗的”或“神话的”传奇叙事作为一种叙事传统，以幻想的姿态填补着社会发展的个人实现感，孕育了个人与社会错落有致的风韵，但始终与中国古代的传奇叙事模式“异构同质”。所以，无论是最初中国现代小说的发端，还是直至今日中国小说的发展，受西方传奇叙事的影响很少，始终都呈现着一种对中国“传奇叙事”经验与传统进行承袭、转型和创新发展的轨迹与样貌。
在以清末民初“新小说”为肇始的中国现代小说的转型中，依据社会改良与思想启蒙的时代要求，中国小说在开始真正走出封建文学传统主题规范与形式束缚的同时，又因“传奇”的故事化叙事、大众化接受以及民间化发展的特殊价值，表现出一种对传奇叙事的特殊选择。其后在中国“五四”以来现代小说叙事理念及模式确立的过程中，尽管表现出一种向西方小说学习的、反传统的整体态势，但作为一种强大的文学传统，传奇叙事非但没有消失，反而不断焕发出更为巨大的新生力和影响力。
整体梳理中国现当代小说的发展过程，会发现中国的传奇叙事呈现出不同的样貌。鲁迅《故事新编》借传奇叙事之形，以悬置于历史与现实之间的情节和人物来叙事，以传达观照现实人生的良苦用意；张爱玲以普通人为原型的“新传奇小说”，则是以新都市文化景观与现代都市大众阅读背景下所生成的另类与特异的都市书写，以传奇叙事形成了传统与现代之间、雅与俗之间的对立共构；以革命的历史与英雄的传奇契合而成的“现代革命传奇”和当代的“红色经典传奇”，采用多重视角的多元化叙事结构，让不同人物从各自角度对同一件事物进行讲述。实际上从上世纪二十年代的“革命文学”开始，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文学与八十年代的小说，都呈现着典型的传奇叙事样貌；九十年代以后的小说更加以最具有流行品格的传奇叙事模式，通过市场化运作来获得大众阅读的最大可能性。
在当前的文学与文化环境当中，各种各样的西方话语常常都具有主导甚至霸权的意味。如果我们今天仍旧将“叙事”作为一种舶来品，依然看不到承袭中国文学传奇叙事传统之“中国经验”的内容，看不到中国整个二十世纪以来的小说叙事中富有的文学精神意味，那么，不仅是我们没有真正把握中国文学本土经验的内在精神与外在传承，同时也会使中国文学在全球化语境下走向世界、走进世界的追求与实践中，始终都缺少甚至是放弃了一种自我的、自主的精神依托和现实资源。
传统与发展、民族与世界始终是一种对立共构关系，全球化时代对中国文学自身及其与世界文学的建构的认识，既离不开对悠久的传奇叙事传统的确认和梳理，也离不开对其他中国经验的发现和发掘，尤其是在走进新时代的中国文学如何讲好“中国故事”的意义上。
因此，要立足中国经验，在当下新时代意义上探寻中国文学自身发展的路径。
（摘编自张文东《传奇：中国文学对本土经验的探寻》）
材料二：
作为传奇叙事模式中极具代表性的英雄叙事，在今天对其重新审视具有重要的意义。回顾21世纪初的中国文学，英雄叙事模式与英雄主义间存在裂隙。英雄叙事模式是一种个性化、戏剧化的想象性存在，而英雄主义强调的是一种精神性的建构，指向的是崇高的理想追求与高贵的人格尊严。英雄叙事模式当然可以满足大众对英雄主义的想象性期待，并为作家预留了巨大的创造空间；但文学毕竟不能远离生活真实，艺术地还原现实生活始终是检验作品成色的重要尺度。和平年代，庸常且碎片化的生活如何把握？军人的心灵世界和精神图景如何建构？英雄的价值意义怎样表达？这些瓶颈问题终究无法经由对传奇英雄的戏剧性虚构而绕过，而只能在对时代主潮的把握和对英雄叙事模式的重建中寻求突破。
在采用英雄叙事模式写英雄小说时，有的作家虽然写的是现实题材，但缺乏穿透事象直达本质的锐利目光，导致作品所关注的并非当下现实生活中最震撼人心、最带有趋向性的景观，传达的思想和观念并非当今时代发展的主流；有的作家缺少对新一代革命军人的心灵世界的生动描摹，缺少对人性的深度探索与掘进，缺少对生命存在的体察和关照。今天，我们要讲好中国英雄故事，应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表现内容，用新的英雄叙事模式体现中国梦的丰富内涵。
（摘编自傅强《讲好中国英雄故事》）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传奇叙事是中国小说的传统叙事模式，自唐传奇小说后逐渐流行并促进了中国小说的发展。 |
| B．在中国现代小说的转型中，传奇叙事在脱离了封建传统文学的束缚后被中国现代小说接纳。 |
| C．梳理中国传奇叙事的发展轨迹，会发现中国文学在今天有着自己可以探寻和借鉴的本土经验。 |
| D．掌握新的英雄叙事模式，正确处理英雄叙事与英雄主义的关系，有利于英雄人物的精神构建。 |
| A．传奇叙事是中国小说最为流行的叙事模式，容易被大众接受，它一直得到小说家们的青睐。 |
| B．鲁迅、张爱玲等中国小说家们致力于采用传奇叙事模式写作，从而推动了中国小说的发展和转型。 |
| C．“鲁智深倒拔垂杨柳”体现了情节奇幻与人物特异的特点，是《水浒传》采用传奇叙事模式的典例。 |
| D．只有做好对时代主潮的把握和对英雄叙事模式的重建，才能解决英雄叙事对英雄的戏剧性虚构问题。 |
| A．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鲁迅） |
| B．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费孝通） |
| C．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鲁迅） |
| D．克服民族性是文化的胜利（爱默生） |
5．学校拟开展“如何讲好新时代英雄故事”主题研讨活动，你作为学生代表作典型发言，请结合材料列出发言要点。
材料一：
时间观念上的整体性和生命感，使中国人采取独特的时间标示的表现形态。它不同于西方主要语种按“日-月-年”的顺序标示时间，而是采取“年-月-日”的顺序。人们对此也许习以为常；不过一种文化方式正是到了习以为常的境地，方能沉积为民族群体的潜意识。中西文化之异，并不一定在于我有的你没有，而在于可以互相对应的时间标示采取了逆行的顺序，或者处于顺序构成的不同位置。道理很明显，在“年-月-日”或“日-月-年”时序表述中，同样的组合因素以不同的结构组合，或以不同的顺序排列，是具有不同的意义的。顺序也是一种意义，而且是精神深处反复估量和整理了的意义。不同的顺序反映了二者的差异：一、它的第一关注点不同，是年还是日，是整体还是部分；二、它在第一关注以后的思维方向不同，是以大观小，还是以小观大；三、确定了思维方向以后，它的前后环节的衔接方式不同，是以前环节统率后环节，还是以前环节积累成后环节，是统观性的，还是分析性的。在中国人的时间标示顺序中，总体先于部分，体现了其对时间整体性的重视，其统观性、整体性时间观念异于西方的积累性、分析性时间观念。由此他们以时间整体性呼应着天地之道，并以天地之道赋予部分以意义。
时间的整体观是与天地之道的整体观相联系的，或者说，前者是后者的一部分或一种表现形式。中国远古时代，人们观天以测岁时，依靠对日月星辰运行的轨道和位置来标示出年岁季节、月份和日子，以此指导自己的农业生产和社会生活。因此远古人对天象运行位置比后人更关注、更熟悉，与天象的心离得也似乎比后人更近。顾炎武的《日知录》卷三十说：“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农关之也。‘三星在天’，妇人之语也。‘月离于毕’，戍卒之作也。‘龙尾伏晨’，儿童之谣也。后世文人学士，有问之而茫然不知者矣。”这里引用的诗句，出自《诗经》和《左传》，所谓火、三星、毕、龙尾，都是古代的星宿名称，诗句所讲都是星宿运行的形态和位置。而所有这些都被农民兵士、男女老幼用来表示岁月时令，表达人的感受和心情，可见古人是把天道、时间和人心交融为一个整体了。
以时间呼应天道的思维方式，具有类乎宗教信仰的仪式感和典重感，在古老的时代已经沉积为中国人的精神原型。这种精神原型的生成，意味着中国的时间标示已经不能被看作一个纯粹的数学刻度，而是隐喻着某种关于宇宙模式的密码。这种整体性时间意识把天象运行、季节更替、万物荣枯，以及人对于自身的生命形态和年华盛衰的体验如此等等的非常丰富的文化密码，赋予大小相衔的时标顺序之中。中国人把握某个时间点，不是把它当作一个纯粹的数学刻度来对待的。假如他具有深厚的文化体验，他是会把这一时间点当作纵横交错的诸多文化曲线的交叉点来进行联想的。
——摘编自杨义《时间表述形态和文化密码》
材料二：
中国传统计时采用的主要是干支法。干支两两交叉，可用于年、月、日、时辰的表述。中国文化自古注重人与时的和谐，“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之一，中国文化赋予了时间更多抽象神秘的含义。天时往往通过某种不可知的力量影响事物的发展。此种思维方式使中国文化传统非常注重“时”的顺背。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农历除了作为一种表述时间的重要手段，更多的则作为一种生活行为的指导，如迁居择址、婚丧嫁娶等。“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使中国文化在感知事物时强调主客一体，导致中国人对时间的感知带有浓厚的主观色彩，受客观时间的拘束程度很小。人们对客观时间的感知界限往往比较模糊，最明显的是汉语语法构词系统中没有表示过去、现在、将来这些时态变化的语法标识。中国人表达时间的常用词汇常常采取模糊表达方式，例如“过了半天”“一小会儿”等等。这些常用的时间表达方式大多需要说者和听者依靠特定语境才能准确理解。
西方文化采取的则是“二元”的思维模式，将主体与客体明确分开，研究主体与客体的相互关系。这种哲学观念使西方人对时间的认识更加注重对自然时间和物理时间的探讨，具有很大的客观性。在西方文化中，年、月、日是严格按照天体星球的运动来计算的。西方人很早就意识到时间中的过去、现在、将来，并对此有所区分，在时间中只有“过去”“现在”“将来”这几种明确的运动形式。与汉语截然不同，西方语言大多需要通过动词复杂变位表示动作时间的明确差别。例如，英语时态有过去时、完成时、将来时、进行时等等，这种划分对于没有相应时间概念的中国人来说在理解上有一定的困难。
——摘编自韩银燕、钱鑫《跨文化交际中的中西方时间观念差异对比》
材料三：
——摘编自中国新闻网《【图解】这，就是二十四节气》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年-月-日”“日-月-年”这两种不同的时间标示方式根源于中西方不同的文化和思维方式。 |
| B．在中国远古时代，天道决定岁时，岁时反映天道，人们通过观测天象测定岁时，指导劳作和生活。 |
| C．中国人表达时间常用模糊表达方式，与中国人对时间感知的主观性有关，也与汉语没有时态变化的语法标示有关。 |
| D．材料一“以时间呼应天道”与材料二中“人与时的和谐”都体现了中国人天道、时间和人心融合的观念。 |
| A．材料一采用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论证结构纵向展开，在逻辑上逐层递进。 |
| B．材料一引用顾炎武《日知录》的相关内容，巧妙地衔接了上下文，也有力支撑了论点。 |
| C．材料二以农历指导迁居择址、婚丧嫁娶的例子，论证了中国传统文化赋予时间神秘感。 |
| D．两则材料均采用引用、对比和举例论证的手法，证明了中西方时间观念存在差异性。 |
| A．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
| B．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 |
| C．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 |
| D．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 |
5．请结合材料一和材料三，谈谈二十四节气体现了中国人怎样的时间观念。
材料一：
“距离”一词的本义是对时间和空间而言的。如从此时到彼时、从此地到彼地之间隔着一个长度，人们就把这种时间、空间相隔的长度叫做距离。“心理距离”说中的“距离”，不是指时空相隔的长度，而是指心理的距离，是指我们在观看事物时，在事物与我们自己实际利害关系之间插入一段距离，使我们能够换一种眼光去看。这种距离的插入，是靠自己的心理调整而实现的，所以叫做“心理距离”。
古往今来，一切伟大的诗人、艺术家之所以能从寻常痛苦甚至丑恶的事物里发现美和诗意，就是因为他们通过自己的心理调整，能够将事物摆到一定的距离加以观照和品味的缘故。例如竹子，在一般人的眼里，它不过是可以架屋、造纸和当柴烧的寻常之物，但中国古代诗人面对竹子，却另是一种眼光，从它那里发现了一个又一个鲜活、美丽、清新的世界。“寒天草木黄落尽，犹自青青君始知”，“绿竹入幽径，青萝拂行衣”。在这些诗人的眼中，看待事物的普通方式已彻底改变了，所以普通的竹子已具有生命的颤动和美好的性格，竹子在诗人的“心理距离”的作用下，已进入了艺术世界，获得了美的意味。
审美体验中的“心理距离”是存在“内在矛盾”的。一方面，艺术作品是否能感动我们，引起我们的“共鸣”，这与艺术作品所描绘的生活情景跟我们自身的独特的生活经验、体会相吻合的程度成正比。艺术作品中所描绘的生活情景与我们的个人经历愈是吻合，我们对艺术作品的领会就愈是深切入微，艺术作品就愈是能打动我们。另一方面，艺术作品所描绘的生活情景与我们的生活经历愈是贴近，我们就愈容易把作品的艺术世界与自身的生活经历混为一谈，我们也就愈容易从艺术世界退回到自身经历的现实世界。这样，愉快的审美鉴赏就可能变成一种痛苦的自伤身世了。上述两条规律似乎是不相容的。第一条规律强调欣赏时距离要小，第二条规律则强调欣赏时距离要大，所以称为“距离的内在矛盾”。
那么如何来解决审美体验中的“距离的内在矛盾”呢? 英国美学家、心理学家爱德华·布洛提出，“无论是在艺术欣赏的领域，还是在艺术生产中，最受欢迎的境界乃是把距离最大限度的缩小，而又不至于使其消失的境界”。这种“不即不离”的境界之所以是理想的艺术境界，在于它对“距离的内在矛盾”作了妥当的安排，它既不使因距离过远而无法理解，也不使因距离消失而让实用动机压倒审美享受，这样，就使审美主体在面对审美对象之际，既能“入乎其内”，又能“出乎其外”。就艺术创作而言，“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
当然，在审美体验中，能不能获得“不即不离”的距离，这不但与审美客体相关，也与审美主体的思想文化修养相关。对思想文化极其低下的审美主体而言，无论面对多么优秀的艺术品，也会因“距离丧失”而想入非非。艺术创作中经常运用的诗化原则、陌生化原则、变形原则、程式化原则，从一定意义上说，都是艺术家为了使其艺术品获得理想的审美心理距离所采取的艺术处理。
（摘编自童庆炳《中国古代诗学与美学》）
材料二：
种田人常羡慕读书人，读书人也常羡慕种田人。竹篱瓜架旁的黄粱浊酒和朱门大厦中的山珍海鲜，在旁观者所看出来的滋味都比当局者亲口尝出来的好。新奇的地方都比熟悉的地方美，本地人自以为不合时尚的服装和举动，在外方人看，却往往有一种美的意味。
这全是观点和态度的差别。持实用的态度看事物，它们都只是实际生活的工具或障碍物，都只能引起欲念或嫌恶。要见出事物本身的美，我们一定要从实用世界跳开，以“无所为而为”的精神欣赏它们本身的形象。总而言之，美和实际人生有一个距离，要见出事物本身的美，须把它摆在适当的距离之外去看。
我说“距离”时总不忘冠上“适当的”三个字，这是要注意的。“距离”可能太过，可能不及。艺术一方面要能使人从实际生活牵绊中解放出来，一方面也要使人能了解，能欣赏，“距离”不及，容易使人回到实用世界，“距离”太远，又容易使人无法了解欣赏。
艺术都是主观的，都是作者情感的流露，但是它一定要经过几分客观化。艺术都要有情感，但是只有情感不一定就是艺术。富于艺术材料的生活何以不能产生艺术呢？艺术所用的情感并不是生糙的而是经过反省的。蔡琰在丢开亲生子回国时决写不出《悲愤诗》，杜甫在“入门闻号嚎啕，幼子饥已卒”时决写不出《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这两首诗都是“痛定思痛”的结果。艺术家在写切身的情感时，都不能同时在这种情感中过活，必定把它加以客观化，必定由站在主位的尝受者退为站在客位的观赏者。一般人不能把切身的经验放在一种距离以外去看，所以情感尽管深刻，经验尽管丰富，终不能创造艺术。
（摘编自朱光潜《谈美》）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审美体验中的“心理距离”指审美主体与欣赏对象在心理上保持的距离，它不会受到时间和空间的影响。 |
| B．竹子在古代诗人笔下具有坚韧、淡泊等人格特征，是因为诗人改变了看待事物的普通方式而获得了美的体验。 |
| C．艺术作品中的生活情景与我们的生活经历愈贴近就愈能打动我们，同时也可能让我们失去愉快的审美体验。 |
| D．实用态度对于审美而言并无益处，审美者要见出事物本身的美，必须在审美时尽可能减少实用世界的影响。 |
| A．对艺术作品的领会能力跟个人经历有关，可见，经历越丰富的人越容易获得审美体验。 |
| B．审美主体如能做到既“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就能达到“不即不离”的理想境界。 |
| C．农人辛苦耕作所感受到的况味，不像陶诗中的那般闲逸，在于文化水平低和生活阅历少。 |
| D．材料二中朱光潜先生提出的“适当的距离”与材料一中的“不即不离”的观点基本一致。 |
| A．明代遗老读了王渔洋悼明亡的《秋柳》后，不由得自伤身世。 |
| B．有些观众对戏剧中秦桧这一角色非常憎恨，继而谩骂其扮演者。 |
| C．有人看了达·芬奇的《蒙娜丽莎的微笑》后，去考证蒙娜丽莎的身份。 |
| D．苏轼在沙湖道中遇雨，仍吟啸徐行，随后写下名篇《定风波》。 |
材料一：
在中国人的心中，家是最小的国，国是千万家，每个人的生命体验都与家庭、家族、国家紧密相连。从家出发，个人、家庭、群体、国家乃至天下，一脉相承，共同支撑着我们的理想。这就是中国人的家国情怀，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基因。
首先，中国人的家国情怀基于我们祖先对天的敬畏。天是最高的境界。天既是抽象的，又是具体的。从自然层面来说，日月运行，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自有其亘古不变的运行规律。从社会层面来说，天就是老百姓。《尚书·泰誓》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在中国古代，民的地位是很高的。由此说来，敬天就是敬畏百姓，敬畏生命。
从个体来说，他的一言一行也必须心中有天，以德昭示天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个人与家庭、与社会、与国家、与天下是密切相关的，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讲的就是这个道理。这种家国理论，以修身为起点，强调内心修养、个人行为的重要性，最终以经世济民为目标。因为一个人的好坏，不仅仅是个人的问题，它关系到家族的荣耀，关系到国家的盛衰，更关系到天下兴亡。
其次，中国人的家国情怀还体现出对国家统一的认同。《礼记·礼运》将远古历史的运行，分为“天下为公”与“天下为家”两种形态。天下为公，是说天下乃天下人共有之天下，是谓大同。当历史进入到私有制社会以后，以血缘为纽带，天下为家，公天下变成了家天下，这是国家的雏形。如何维护国家的统一、社会的稳定，便成为核心问题。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提出，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周秦汉唐，中国封建社会真正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富强，奠定了大一统的基础。康乾盛世，尊奉中华始祖，修建历代帝王庙，强调“夫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非南北中外所得私。舜东夷，文王西夷，岂可以东西别之乎”。在乾隆眼中，“中华统绪，不绝如线”。这是“《春秋》大义”中最核心的观念，也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历久弥新的根本所系。中华一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再次，中国人的家国情怀还体现出对民族强盛的热切期盼。每一个中华儿女，无论生在何时，身在何处，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都要为中华民族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鲁迅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鲁迅称他们是中国的脊梁。古往今来，那些为中华民族崛起而献身的人们也许没有豪言壮语，没有高头讲章，而他们的实干精神，却在生动诠释着一个古老民族的家国情怀和不屈品格。
这种对天的敬畏、对国家的认同和对民族强盛的期盼等家国情怀，在疫情防控过程中得到全新的诠释，展现出中国人民如履薄冰的谨慎、万众一心的凝聚力、投桃报李的气度和战“疫”到底的决心。《诗经·秦风》说：“岂曰无衣，与子同袍。”中国人民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的家国情怀和顾全大局、甘于奉献的民族精神将继续为中国自身发展，为国际抗疫合作，为人类文明进步，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摘编自刘跃进《家国情怀，一个古老民族的精神脊梁》）
材料二：
在中国传统文化系统中，家国同构表现为家国同“伦”、家国同“道”、家国同“德”、家国同“治”、家国同“存”。先来看家国同“伦”，它要求治家与治国同样遵循“子率以正，孰敢不正”的相同伦理原则。再来看家国同“道”，无论道家的“无为而治”还是儒家的“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要遵循同样的管理原则：“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就家国同“德”来说，孟子强调“四端”，即“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中国文化强调“以德服人”，为政以德，治家以德，无德者将丧失立足的基础，也就失去了治家、治国的人格底线。接下来看家国同“治”，在中国人的心理结构中，从一家之长，到一地之长，再到一国之长，其治理模式并无本质区别。因此，中国文化顺理成章地认可并选择了家庭管理中的“家长制”和国家治理中的“精英政府”模式。最后来看家国同“存”，在面对国家灾难、社会危机以及“忠”“孝”难以两全时，中国人具有与生俱来的大局观和舍生忘死、舍生取义的自我牺牲精神。
在西方文化中，“家”和“国”被看作两个不同的领域，遵循着不同的组织原则和治理原则。为了维护人的天生自由权，人们订立契约、成立政府；统治者的权力来源于被统治者的同意，“人们联合成为国家和置身于政府之下的重大的和主要的目的，是保护他们的财产”。在这种关系中，家庭只是人的自由权和财产权的结合体，政府是国家的临时代理机构，家国之间往往处于个人自由权、财产权的对立关系中，需要不同政治团体之间的权力斗争和选举政治来加以平衡。
（摘编自万君宝《中国人的“家国情怀”怎样异于西方》）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天是最高的境界，是抽象和具体的统一。从社会层面来说，天是抽象的；从自然层面来说，天又是具体的。 |
| B．天下为家，指天下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少数人的天下。在这种历史形态下，如何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便成为核心问题。 |
| C．家国同“道”的“道”指管理原则。“无为而治”和“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要遵循家国同“道”。 |
| D．在西方文化中，“家”和“国”是不同的领域，其组织原则和治理原则不同。成立“国”的主要目的是维护“家”的利益。 |
| A．“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所以关系到家族的荣耀、国家的盛衰以及天下兴亡，是因为强调了内心修养、个人行为的重要性。 |
| B．康乾盛世，尊奉中华始祖，修建历代帝王庙，强调中华一统，目的是增强中国人的家国情怀，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稳定。 |
| C．鲁迅先生认为埋头苦干、拼命硬干、为民请命、舍身求法的人是中国的脊梁，他们都有实干精神。可见，实干是家国情怀的精神内核。 |
| D．中国人的“家国情怀”与西方人不同，在面对诸如国家灾难、社会危机的时候，中国人比西方人更有大局观，更能处理好家国关系。 |
| A．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 |
| B．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
| C．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
| D．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
材料一：
在中国和在西方一样，诗人对于自然的爱好都比较晚起。最初的诗都偏重人事，纵使偶尔涉及自然，也不过如最初的画家用山水为人物画的背景，兴趣中心却不在自然本身。《诗经》是最好的例子。“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只是作“窕窈淑女，君子好逑”的陪衬，“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只是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的陪衬。自然比较人事广大，兴趣由人也因之得到较深广的意蕴。所以自然情趣的兴起是诗的发达史中一件大事。
中国自然诗和西方自然诗相比，也像爱情诗一样，一个以委婉、微妙简隽胜，一个以直率、深刻铺陈胜。昔人诗有“骏马秋风冀北，杏花春雨江南”两句可以包括这两种美的胜境。艺术美也有刚柔的分别，但是如果拿它来比较西方诗，则又西诗偏于刚，而中诗偏于柔。西方诗人所爱好的自然是大海，是狂风暴雨，是峭崖荒谷，是日景；中国诗人所爱好的自然是明溪疏柳，是微风细雨，是湖光山色，是月景。这当然只就其大概说。西方未尝没有柔性美的诗，中国也未尝没有刚性美的诗，但西方诗的柔和中国诗的刚都不是它们的本色特长。
陶潜和华兹华斯都是著名的自然诗人，他们的诗有许多相类似。我们拿他们俩人来比较，就可以见出中西诗人对于自然的态度大有分别。我们姑拿陶诗《饮酒》为例：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从此可知他不喜“久在樊笼里”，喜“园林无俗情”，所以居在“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的宇宙里，也觉得“称心而言，人亦易足”。他的胸襟这样豁达闲适，所以在“缅然睇曾邱”之际常“欣然有会意”。但是他不“欲辨”，这就是他和华兹华斯及一般西方诗人的最大异点。华兹华斯也讨厌“俗情”，“爱丘山”，也能乐天知足，但是他是一个沉思者，是一个富于宗教情感者。他自述经验说：“一朵极平凡的随风荡漾的花，对于我可以引起不能用泪表现得出来的那么深的思想。”他在《听滩寺》诗里又说他觉到有“一种精灵在驱遣一切深思者和一切思想对象，并且在一切事物中运旋”。这种彻悟和这种神秘主义和中国诗人与自然默契相安的态度显然不同。中国诗人在自然中只能听见到自然，西方诗人在自然中往往能见出一种神秘的巨大的力量。
（摘编自朱光潜《诗论》）
材料二：
华兹华斯在《抒情歌谣集》中说：“诗是人类情感的自然流露”。刘勰认为：“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心灵在华兹华斯那里犹如泉眼，在刘勰那里则指人的自然心灵，即真心、童心和本心。只有出自真心的诗才是真我的表达，只有从人的自然心灵中流淌出的诗句才是自然之诗。不同的是，西方传统中认为只有那种凭借神灵的天才在灵感或迷狂的作用下创作出的诗才是自然之诗。
我国传统自然观主张人与自然融合、互化，推崇清静无为、主体消解、物我兼容的“无我之境”，即主张内在的自然。而西方的美学观主张人对自然的积极干预，主体意识在自然中得到确证和张扬，主客体是分离对立的，他们追求的是有为的“有我之境”。中西传统自然观的差异造成了陶渊明与华兹华斯自然观的差异。陶渊明受儒释道和魏晋玄学思想的共同影响，因此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主张无为，人只要融入自然，与自然合一，达到忘我之境，就能深得自然之趣。“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我”消融在自然中得到无我的宁静。华兹华斯受西方文化传统的人本主义、科学理性和基督教神学思想的影响，认为人是万物的主导。他主张在自然中汲取力量确证自我、张扬自我，为一种“有我之境”。陶渊明主张顺应自然只需要去除人为之障即可，“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因此，他的诗趋于淡薄。而华兹华斯主张发挥主观想象力，从自然中得到灵感，在沉思中获得真理。因此，他的诗总是在平凡的事物中见深刻，甚至带上神秘的色彩。这一点也造成了他们在自然审美意识上的不同。不同的文化传统，导致了他们不同的自然观。自然观中的不同之处又导致了他们创作方式和作品风貌的不同。
（摘编王芳、何永艳《陶渊明与华兹华斯自然诗自然审美意识比较》）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中国诗和西方诗最初都偏重人事，对自然关注较晚，偶有涉及，也不过是为人事做背景。 |
| B．中国诗偏柔，西方诗偏刚，这是它们的本色特长；但这并不绝对，中西方的诗也互有补充。 |
| C．陶渊明与华兹华斯的根本区别是：陶渊明追求与自然默契相安，华兹华斯追求对自然的彻悟。 |
| D．中西传统自然观造成陶渊明与华兹华斯自然观的差异，进而导致他们创作方式和作品风貌的不同。 |
| A．由于最初的诗歌创作中，诗人的兴趣并不在自然本身，所以诗中关于自然的描绘都是诗人的无心之举。 |
| B．中国诗人在自然中只能听见到自然，这决定了中国诗中的景物描写是纯客观的描写，是现实世界的直接反映。 |
| C．文章引用刘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意在说明诗歌源于心灵，是情感的自然流露。 |
| D．中西方传统都认为诗是从人的自然心灵中流淌出的，可见，那些不能打动人的诗都不是出自真心，不是真我表达。 |
| A．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欧阳修《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 |
| B．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秦观《踏莎行·郴州旅舍》） |
| C．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王维《山居秋暝》） |
| D．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杜甫的《春望》） |
5．中西方诗歌中都有关于“月亮”的描写，请结合材料，谈谈你对下面两首诗中“月亮”的理解。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杜甫《月夜忆舍弟》
夜无限温柔/月后或已登上她的宝座/周围聚着她星星的妖精——英国诗人济慈《夜莺颂》
最近我遇着一位到内蒙旅行回来的美国朋友，他很奇怪的问我：你们中原去的人，到了这最适宜于放牧的草原，依旧锄地播种，一家家划着小小的一方地，种植起来；真像是向土里一钻，看不到其他利用这片地的方法了。我记得我的老师史禄国先生也告诉过我，远在西伯利亚，中国人住下了，不管天气如何，还是要下些种子，试试看能不能种地。——这样说来，我们的民族确是和泥土分不开的了。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的束缚，现在很有些飞不上天的样子。
——《乡土中国》第一章：乡土本色
(1)这段话用两个实例，是想告诉我们，中国人有
在一个乡土社会中生活的人所需记忆的范围和生活在现代都市的人是不同的。乡土社会是一个生活很安定的社会。我已说过，向泥土讨生活的人是不能老是移动的。在一个地方出生的就在这地方生长下去，一直到死。极端的乡土社会是老子所理想的社会，“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不但个人不常抛井离乡，而且每个人住的地方常是他的父母之邦。“生于斯，死于斯”的结果必是世代的黏着。这种极端的乡土社会固然不常实现，但是我们的确有历世不移的企图，不然为什么死在外边的人，一定要把棺材运回故乡，葬在祖茔上呢？一生取给于这块泥土，死了，骨肉还得回入这块泥土。
——《乡土中国》第三章：再论文字下乡
(2)从这段话中提取两个关键词：
材料一
面对重大灾害、困难，文艺的作用不言而喻。文艺界抗击疫情主题MV《坚信爱会赢》推出后，官方微博点击量一天内突破900万，之后在多家网络视频平台上线，在二十家卫视和百余家地方电视台播出。这一现象反映了优秀的文艺作品在鼓舞斗志、慰聚人心方面的独特作用。面对严重的灾害，文艺工作者该如何更好地搞好创作、不辱使命呢？
首先，应注重从整体上把握疫情防控斗争中的精神气象。这次疫情危害严重，可能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一段令人难忘的插曲，也使主旋律更为激越。全国人民用切实的战“疫”行动映射出昂扬向上、共克时艰的时代精神气象，彰显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深厚底蕴。比如，一批批医护人员离开年迈的父母、年幼的子女奔赴抗疫一线，千里之外的菜农驾车将万斤蔬菓捐献运送到疫区，年轻护士因长时间的封闭工作疲惫不堪却仍然冲锋在前、恪尽职守……全国人民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为战胜疫情努力着、奋斗着，体现出整体组织性和个体自觉性的高度统一，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战斗力，正像歌曲《坚信爱会赢》所说，“长江黄河水流长，我们凝聚起中华民族的力量”。
其次，应致力于“身临其境”的感发和形象真切的表达。这里有两个关键点：一是“身临其境”、有感而发。“身临其境”并不是说一定要涉身疫区，其中的关键，是用真情去体会，用真爱去触发，把其中带有普遍性的、能够引起人们广泛共鸣和深刻触动的精神内涵、炽热情感表达出来。著名作曲家王立平谱写《红楼梦》组曲之时不可能穿越到古代，但这并不影响他写出名篇佳作，关键在于对内容的深入体悟，真正做到了有感而发。二是形象生动的表达。恩格斯曾明确指出，思想倾向“应由情境和情节本身产生出来，而不应特别把它指点出来”，应该“通过情节发展本身生动活泼地仿佛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中国古典美学中的“立象以尽意”，也是这个意思。面对疫情的创作也是如此，应用生动的形象、词句、情节、旋律去描绘、表达，而不是停留在空泛的宣示、口号上。近日一幅《全国美食为热干面加油》的漫画被网友大量转发、点赞，正是形象化表达的功效。
最后，应抱有更为高远的艺术理想。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中华民族成长的历史是在不断战胜灾难中前进的，一方面抗击疫情促使全国人民更加团结一致，彰显了制度的优势和人性的光辉；再者，战胜疫情的经历也必将成为中华民族进一步提升精神高度、完善文化心理结构的契机。疫情中当然也暴露出了一些价值观的落后和社会治理的短板，显现出一些人精神境界的低洼和公德意识的薄弱，这些都可以在高远的艺术理想中，通过恰当的艺术形式去对比、去反思、去呈现，给人以灵魂的触动和警醒；抱有远大理想，同时也会促进当下以团结鼓劲为主的创作水平的提升。这二者相辅相成、并不矛盾，都是在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注入新的动能，为中华文明的现代化提升增添新的力量。
（摘编自袁正领《如何把握战“疫”主题下的艺术创作》，有删改）
材料二
作家艺术家如何才能筑就高峰？绵延数千年的文明史，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丰厚灿烂的文化积淀，广阔生动的当代生活，这些都是文艺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资源。当然，筑就高峰还需具备多方条件，比如，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营造良好的创作氛围；开展健康的文艺批评，与读者进行充分交流；与时代保持密切联系，到时代的深处、生活的腹地中去思考，等等。更关键的是作家艺术家的胆识和努力，作家艺术家要有贡献鲜明时代气息的独特审美创造，对艺术创作始终保持热情，潜下心来，不被功利主义左右。
时代是一条大路，作家就像一驾车，这驾车必须在路上行驶。作家要穿透纷纭驳杂的表象，回答时代提出的问题，并把自己的思考通过作品交付给读者，启迪人们认识生活，理解时代。这是作家的天职，也是文学的天职。
（摘编自《冯骥才专访：作家艺术家要勇担时代责任》，有删改）
材料三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现实主义一直是中国电视剧创作的传统。改革开放以来，一批优秀的现实主义电视剧以表现时代、直面生活的现实主义精神，书写着一个个独具特色的“中国故事”。
新时代现实主义电视剧创作在叙事艺术、影像质量、表演水准、艺术风格上都实现了跨越式进步。然而，当下现实题材创作包括某些现实主义电视剧作品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是在题材拓宽的同时，精神内涵却日益稀薄，在不同题材类型中都存在以情感表现填充或置换社会现象的问题。如《亲爱的翻译官》等“时尚职场剧”所展现的职场与真实职场存在隔膜。此外，亟待提升的还有创作中的艺术真实性和身临其境感。如果说细节不真实还是艺术功力不足的表现，而“作品局部真实却整体虚空”等问题，就不只是艺术功力的问题，它损害的是“揭示真实”的审美价值与艺术功能。值得关注的还有现实主义电视剧创作中典型人物形象较少，人物符号化、定型化、泛偶像化等问题。现实主义创作不是对生活的同格化描摹，它需要对现实进行提炼和概括，需要塑造一批紧扣时代发展，生动鲜活且具有说服力的典型人物形象。最后，现实主义电视剧创作的价值观、道德观，与以网文IP为基础的流行价值认知及公德意识之间存在较大冲突。许多作品虽然强调唯美，但却缺乏真实的质感之美，且在价值观上过度迎合年轻观众的流行认知，如“颜即正义”的感官崇拜、金钱权力迷恋、耽于梦想等；只有少量作品如《春风十里不如你》《如果蜗牛有爱情》《一起同过窗》有着较强的生活实感，体现了青年人应有的思想格局。
（摘编自戴清《现实主义电视剧创作如何才能羽翼丰满》，有删改）
1．下列对材料一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面对疫情，无论是鼓舞士气，还是慰聚人心，文艺都不能缺位；文艺工作者应不辱使命，首先从整体上把握抗疫斗争中的精神气象。 |
| B．全国人民用自己的方式为战胜疫情努力着，反映出了中华民族在重大考验面前万众一心，同舟共济、舍身忘我、自信自强的精神意蕴和风貌。 |
| C．由恩格斯的话我们可知，艺术表达要想具有感染力，引发人们共鸣，要么是具体的、鲜活的，要么是抽象的、概念化的、放之四海皆准的。 |
| D．“身临其境”并不是说一定要涉身疫区，创作者如果能对内容进行深入体悟，用真情去体会，用真爱去触发，要做到身当其境并非不可能。 |
| A．抱有高远的艺术理想，一方面能彰显制度的优势和人性的光辉，同时也会促进当下以团结鼓劲为主的创作水平的提升，这二者相辅相成。 |
| B．作家艺术家要筑就高峰，除了创作要取材于丰厚灿烂的文化积淀、广阔生动的当代生活外，更关键的是作家艺术家的胆识和努力。 |
| C．有些作品因为在价值观上过度迎合年轻观众的流行认知，导致缺乏真实的质感之美，如“颜即正义”的感官崇拜、金钱权力迷恋、耽于梦想等。 |
| D．“时代是一条大路，作家就像一驾车，这驾车必须在路上行驶”形象地阐明了作家与时代的关系，作家要勇担时代责任，这是作家的天职。 |
| A．《虎妈猫爸》《小别离》试图探讨当下的教育问题，却因剧情中存在过多的情感纠葛而阻断了对教育的忧思。 |
| B．《鸡毛飞上天》全面呈现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城乡翻天覆地的变化，反映了改革大潮中人们观念的转变。 |
| C．《小镇大法官》《阳光下的法庭》以法官的工作和生活为重心，表现了现代法制精神与人文情怀之间的关系。 |
| D．《黄大年》《太行赤子》以先进人物为原型创作，用朴实无华的镜头组接，体现了主人公“深扎”的精神风貌。 |
5．请结合材料，谈谈以抗疫为主题的作品应该如何克服当下现实题材创作中存在的不足。
材料一：
小说《地泉》是作家阳翰笙的代表作。上世纪30年代《地泉》再版之际，阳翰笙邀请作家茅盾为其作序。茅盾在文中直言不讳：《地泉》“缺乏对于社会现象全部的、非片面的认识”“缺乏有感情地去影响读者的艺术手腕”。为人作序，像茅盾这般指出作品不足，而且言辞如此犀利者，并不多见。在再版后的《地泉》一书中，阳翰笙不仅全文收入这篇序言，还收入了其它几篇含有批评意见的文章，目的就是“使我及本书的读者，都能从他们正确的批评中，得到些宝贵的教训”。
焦菊隐，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原总导演，曾针对戏剧界过于看重明星效用现象提出批评。他认为，即使靠明星赢得了眼前的票房，但从戏剧艺术的长远健康发展看，也得不偿失。所言理性中肯，并不怕薄了那些熟识的舞台明星的情面，对当时一味追逐明星的舞台倾向发出了清醒之声。
这表明文艺评论是文艺创作的镜子与良药。今天，文艺事业繁荣发展，优秀文艺作品不断涌现，文艺现象和文艺思潮层出不穷，尤为需要文艺评论增强朝气锐气，更好发挥激浊扬清、褒贬甄别的作用。增强文艺评论的朝气和锐气，是来自文艺现场的呼唤，也是推动文艺发展的必然要求。
增强文艺评论的朝气锐气，首先要打磨好批评这把“利器”。对文艺评论者来说，具备批评精神，意味着敢于实事求是地评价作品，好处说好、坏处说坏。不能碍于情面，避而不谈，要客观公正地从作品出发，对作品做出恰如其分的分析、判断与评价。事实证明，那些不痛不痒、回避问题的文艺评论，发挥不了应有作用，终将行之不远。
“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对作家艺术家来说，具备批评精神的文艺评论能够帮助自己客观认识创作得失，提升艺术创作水准和思想认识水平。对读者观众来说，通过批评性的意见，能更全面地认识文艺作品，更深入地理解文艺现象。尤其在互联网时代，有洞见的文艺锐评更能得到受众的信赖珍视和自发传播。倡导批评精神、强化褒贬甄别功能的文艺评论，还有助于营造百家争鸣的良好氛围，促进文艺生态健康有序地发展。
增强文艺评论的朝气锐气，要以扎实的专业素养为根基。评论者要能够从思想、艺术等多个维度，对文艺作品做出精到的分析，指出不足的同时也肯定优长，把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优秀作品推介给读者观众。在20世纪戏曲艺术的现代转化中，古老的戏曲艺术之所以能够去芜存菁、重获新生，一些理论评论家的专业眼光和评论引导功不可没。
增强文艺评论的朝气锐气，还要走出书斋和自我的小天地，深入广阔的文艺现场。只有深入文艺现场，文艺评论者才能逐步培养起对文艺作品、文艺现象、文艺思潮敏锐的感受力和精准的判断力，才能管中窥豹，一叶知秋，及时捕捉到文艺创作、文艺生态与文艺思潮的新动向与新气象。这样写出来的文艺评论，也就跳出了“自说自话”“隔靴搔痒”等窠臼，言之有物、生机涌动，更容易引发共鸣，让文艺评论更接地气、更有人气。
新时代新征程呼唤着文艺的繁荣发展。百花齐放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离不开强有力的文艺评论。增强朝气和锐气，新时代文艺评论必将大有可为。
（摘编自徐馨《增强文艺评论的朝气锐气》）
材料二：
“好处说好，坏处说坏”是文艺评论的道德“底线”。但事实上，因为利益和偏好而对文艺作品进行无原则吹捧和无根据棒打的现象却总是存在的。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鲁迅就在《骂杀与捧杀》中就批评过这种“骂”与“捧”的乱象，并指出“批评的失了威力，由于‘乱’，甚而至于‘乱’到和事实相反”。随着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发展，文艺评论的传播渠道越来越多，传播方式也越来越丰富，人人都是评论者成为现实，公号、微博、短评、短视频、弹幕等，构成文艺评论的大千世界。由于受到各种利益、动机、个人偏见、商业竞争的驱动，骂杀和捧杀现象常常出现。其恶果在于，扰乱文艺评论的生态，混淆观众和读者的视听，引发种种人为的对立和冲突。这几乎可以说是文艺界的公害，不仅影响到创作生产者的利益，而且也伤害了观众和读者的权利。
这种骂杀和捧杀，其共同点是只顾利益、只讲立场、罔顾事实、罔顾理性。有的对文艺作品过度拔高，甚至举劣为优，“艺术创新”“史诗”“才华横溢”“艺术高峰”“黑马”等帽子满天飞，背后其实反映的往往是票子、圈子、面子这所谓“三子”的利益；有的则是对文艺作品大打出手，指责作品一无是处，而事实上剧集才刚刚开播、电影还没有上映，他们只是根据演职员名称、幕后消息、映前广告等就盖棺定论，背后反映的往往是个人好恶、博眼球动机和种种不可告人的商业利益。与此相关，还有完全主观的选边刷高分和选边刷低分，党同伐异、硝烟弥漫，造成评论生态的种种不健康乱象。创作者们深恶痛绝，观众读者嗤之以鼻。
（摘编自尹鸿《肃骂杀捧杀之乱象，倡风清气正之评论》）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茅盾坚守文艺评论的道德底线。“好处说好。坏处说坏”，直言不讳地对阳翰笙的小说《地泉》提出了批评意见。 |
| B．文艺评论者须具备批评精神，敢于实事求是地评价文艺作品，这样才能发挥文艺评论激浊扬清、褒贬甄别的作用 |
| C．文艺评论的传播渠道越来越多，人人都是评论者已成现实，文艺评论的生态因而遭到破坏，引发人为的对立和冲突。 |
| D．“骂杀”和“捧杀“表面上是矛盾的两种现象，但其本质是相同的。都是只顾利益，只讲立场，罔顾事实与理性。 |
| A．文艺评论者倘碍于情面，就会对所看到的问题避而不谈，甚至会把“史诗”类高帽冠于劣质作品。 |
| B．文艺评论一旦失去朝气和锐气，也就会缺乏批判精神，不利于促进文艺生态健康有序地发展。 |
| C．若抱“躲进‘书斋’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的态度，文艺评论者就难跳出“自说自话”“ 隔靴搔痒”的窠臼。 |
| D．“骂杀”和“捧杀”现象扰乱了文艺评论生态，几乎成为文艺界的公害，文艺评论者应该自律。 |
| A．材料一引用关于良药的名言，论证了文艺评论能够帮作家艺术家客观认识自己，让读者观众全面认识作品。 |
| B．材料一举20世纪戏曲艺术重获新生之例，表明增强文艺评论的朝气锐气，需以扎实的专业素养为根基。 |
| C．材料二引用鲁迅的话，论证了那种基于自身利益与偏好的骂杀与捧杀乱象由来已久，并使文艺批评失去威力。 |
| D．材料二用两个“有的”一个“还有”，列举了三种情况，使读者对骂杀与捧杀的乱象有了更为全面的认识。 |
5．两则材料都是文艺评论，但论述的角度和论述内容的侧重点不尽相同，请简要分析。
材料一：
故乡是中国文学的基本母题之一。从《诗经·采薇》开始，历代骚人墨客就写之不倦。故乡从古代诗词的意象扩展为现当代小说、散文的题材，融入了作者更深入的观察和思考，不再局限于乡愁。现当代小说、散文在叙写故乡中，提供了更为广阔的人生经验，也折射出中国社会百年来的变迁。
鲁迅的《故乡》写于1921年，丰子恺的《故乡》写于1935年，薛忆沩的《故乡》写于2021年，这三个时间点蕴含了不同的时代内容。
1921年新文学刚站稳脚跟，这时候鲁迅发表《故乡》，题材别开生面，见识独到。鲁迅正视眼前故乡被贫穷、混乱和破坏折磨得奄奄一息的真实境况。“我”回到相隔二千里、别了二十年的故乡，“从蓬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待到看见来访的儿时玩伴闰土，一个儿时天真活泼的玩伴被岁月折磨成了不折不扣的老汉。现实的故乡是没有什么留恋价值的，故乡的美好只存于回忆之中。鲁迅用动情的笔墨回忆起儿时脑中那幅“神异的图画”：“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的刺去。”这幅“神异的图画”的重点不是二十年前故乡的生机勃勃，而是人间的温情、生命的勃发和勇敢。古代诗人不满意的是身处他乡的眼前处境，他们发现故乡寄托着未来的希望，故乡才是美好的。鲁迅的笔下依然有美好，但这美好却早已迁移到不复实在的“神异的图画”中了，眼前看到的却是破落衰败的故乡。于是对鲁迅来说，就产生了人生最终归宿何处的问题，鲁迅的《故乡》是由回故乡始，离故乡终的。
丰子恺的《故乡》写于1935年，他对故乡的认知和当时的其他作家如写《边城》的沈从文、写《果园城记》的师陀都不一样。后者写出了略带哀伤的乡村牧歌，而丰子恺则直接戳穿牧歌的旧梦。他从古人以在故乡饮酒赏月为人生一大快事开始，认为很多“现代人”与此不同了，“即使也不乏喜欢对花邀月饮酒的人，但不一定要在故乡的家里。不但如此，他们在故乡的家里对花邀月饮酒反而不畅快，因为乡村大都破产了。他们必须离家到大都会里去，对人为的花，邀人造的月，饮舶来的洋酒，方才得其所哉”。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迁呢？丰子恺认为，“到了现今的工商业时代，人都离去了破产的乡村而到大都会里去找生活，就无暇纪念他们的故乡……在他们就只有生活的地方，而无所谓故乡”。城市是一个造就不出故乡意义的地方，那里只供人们活着。丰子恺推测，故乡即使将来不为人所忘却，含义也将会改变。故乡失去古代诗词里充满乡愁的意味，仅存“乡”字的意义。丰子恺不祥的预言在今天仿佛已经实现了，证据就是从前填表都有籍贯一栏，如今籍贯不出现了，换作了出生地。籍贯的含义近乎故乡，而出生地就是“仅存的‘乡’字的意义”。丰子恺写作《故乡》的年代，刚好就是全面抗战爆发前所谓“黄金十年”的民国发展期。这十年经济成长快速，人口往城市集中，而这发展的另一面同时也是“乡村的破产”。
时间来到了2021年，小说家薛忆沩为读者奉上一篇同名作《故乡》。如果说鲁迅的《故乡》敲醒了千年的乡愁旧梦，而丰子恺的《故乡》预告了乡愁牧歌的无以为继，那薛忆沩的《故乡》则向读者展示了一幅全球化浪潮冲击下乡愁无处容身的图景。
鲁迅用“别了”一词来定格自己对故乡的感情，说明内心还存在归属于某地的认知，而且不否认那就是“二十年来时时记得的故乡”。百年之后薛忆沩却生出自己“根”在何处的疑惑。“我”的还乡之旅首先遇到的是长沙已经日新月异到面目全非、难以辨认的程度。“我”根据记忆去寻找长沙最有名的米粉店，发现记忆与现实纯然脱节，那原来只是一条大约三米宽的小街，怎么现在变成了将近二十米宽的大道？城市建设的旧貌换新颜当然是天大的好事，但也正是这天大的好事磨灭了关于故乡的诗意记忆，而记忆与现实的脱节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挫折感。记忆无从对标现实，“我”只好换一家米粉店。可是已经吃不到记忆中的乡味，但得到店家意味深长的告知，“现在的长沙已经不是从前的长沙了”。长沙还是叫原来的名字，但眼前这个长沙所指代的地理空间和记忆中的那个长沙已经不是一回事了。从建设的成就来讲，确实日新月异，造福百姓，但无奈它太快了，快到挑战人的记忆和心理接受的程度。
薛忆沩的《故乡》以一个温馨的故事结束，这与鲁迅的《故乡》不同。一百年前中国乡村正以其凋敝、破落的面目显示在世人面前，看不到任何希望。待到百年之后薛忆沩来写回故乡的际遇，留下一个不一样的结尾。“我”见到了当年父亲帮他解决城市户口的“傻杜”。“我记忆中的傻杜是一个枯瘦如柴的人，一个病态的人，而从篮球场那边走过来的那位老人体形饱满，显得相当富态。”薛忆沩笔下的“傻杜”从潦倒变为衣食无忧，过上了富足的生活，这或许也可以折射中国百年国家命运的反转吧。
（摘编自林岗《“故乡”的百年变迁—读鲁迅、丰子恺、薛忆沩同名作〈故乡〉》）
材料二：
故乡，很容易成就作家作品的地域特色，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比如，莫言的东北乡，那里的一草一木、一屋一瓦都承载着作家的成长轨迹和个人情感。而包括贾平凹的秦岭乡野、莫言的高密东北乡等在内的一个个文学故乡被建构起来。
作家在小说中用庞大的文字创造了一个世界，一个与那个作家的童年、故乡、知识、经历、愿望甚至梦境等相一致的世界。这种现象到新世纪时似乎变得“自觉”，与其说是作家的自觉，倒不如说是作家的地域特色越来越明显。比如，拿西部来说，先是路遥捧出了《平凡的世界》，接着是陈忠实推出了《白鹿原》，再是贾平凹奉献了《怀念狼》《古炉》等，将陕西那片深厚的土地挖得越来越深。这至少说明，故乡对一个作家很重要，故乡很容易成就作家的地域特色。
但在全球化语境下，地域文化有多大的生存空间？也许一些作家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贾平凹说，他要为家乡立传。雪漠说，他要把正在消失的故乡记录下来，让后来的人们知道，人类曾经如此生活过。作家们当然要把正在消失的故乡记录下来，但更重要的是反思。如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是对即将消亡的鄂温克族的回忆、记录和思索，梁鸿的《中国在梁庄》是对故乡文化在发生巨变的深刻反思。
自然，文学是可以超越这些的，但是，文学在故乡驻足，在故乡落泪，在故乡留影，在故乡深思，最后将故乡写成一种文学形象，永久地留存于文学的天地，也是极其伟大的。
（摘编自徐兆寿《文学故乡的意义探寻》）
1．下列对材料一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故乡是中国文学的基本母题之一，与古代诗词不同，现当代小说、散文在写作中融入了作者更深入的观察和思考，摒弃了乡愁的主题。 |
| B．鲁迅、丰子恺、薛忆沩的同名作《故乡》分别写于1921年、1935年和2021年，蕴含了不同的时代内容，但结尾的故事都是悲剧性的。 |
| C．丰子恺对故乡的认知和沈从文、师陀不一样，丰子恺直接戳穿了牧歌的旧梦。他认为很多“现代人”由于乡村的破产在故乡饮酒赏月不再畅快。 |
| D．鲁迅与“二十年来时时记得的故乡”“别了”，而百年之后薛忆沩在寻“根”中虽费周折，但非常欣喜地发现故乡变化大，旧貌换新颜。 |
| A．古代诗人发现故乡是希望的寄托，故乡才是美好的；而鲁迅发现故乡的美好却早已迁移到不复实在的“神异的图画”中了。 |
| B．丰子恺推测故乡将失去古代诗词里充满乡愁的意味，仅存“乡”字的意义。作者认为填表时将籍贯换作出生地印证了其推测。 |
| C．莫言的文学故乡—高密东北乡被建构起来，高密东北乡的一草一木、一屋一瓦都承载着莫言的成长轨迹和个人情感。 |
| D．在全球化语境下，一些作家纷纷行动起来，在他们看来，把正在消失的故乡记录下来是最重要的，如迟子建对鄂温克族的记录。 |
| A．高密东北乡深深地影响了莫言，莫言在《红高粱家族》等作品中建构起了文学故乡。 |
| B．钱锺书的《围城》塑造了抗战初期知识分子的群像，反映了他们在革命斗争中成长的过程。 |
| C．沈从文的《边城》以20世纪30年代的边城为背景，描绘了湘西地区特有的风土人情。 |
| D．贾平凹的《秦腔》倾注了他对故乡的一腔深情和对社会转型期农村现状的深沉思考。 |
5．鲁迅、丰子恺、薛忆沩在同名作《故乡》中分别表达了对故乡怎样的感受？请根据材料一简要概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