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在那儿

刘慈欣

（前情梗概：一心想要登山的冯帆曾经在大学组织攀登珠峰，最后导致全队四人死亡，为了惩罚自己从此远离陆地，他决定一辈子不登山。但机缘巧合，原本是为了逃离登山而来到海上的冯帆，遇到了因外星飞船入侵形成的一座比珠穆朗玛峰还要高两百多米的水山。人类大难临头……）

冯帆站在救生艇上，目送着蓝水号远去，他原准备在其上度过一生的。另一边，在太空中的巨球下面，海水高山静静地耸立着，仿佛亿万年来它一直就在那儿。

当感觉到救生艇的甲板在水坡上倾斜时，冯机纵身一跃，跳入被外星飞船的光芒照得蓝幽幽的海中。

他要成为第一个游泳登山的人。

现在，已经看不到海山的山顶，冯帆在水中抬头望去，展现在他面前的，是一面一望无际的海水大坡，坡度有四十五度，仿佛是一个巨人把海洋的另一半在他面前掀起来一样。冯帆用最省力的蛙式游着，想起了大副的话。

他大概算了一下，从这里到顶峰有十三公里左右，如果是在海平面，他的体力游出这么远是不成问题的，但现在是在爬坡，不进则退，登上顶峰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冯帆不后悔这次努力。能攀登海水珠峰，本身已是自己登山梦想的一个超值满足了。

这时，冯帆有某种异样的感觉。他已明显地感到了海山的坡度在增加，身体越来越随着水面向上倾斜，游起来却没有感到更费力。回头一看，看到了被自己丢弃在山脚的救生艇，他离艇之前已经落下了帆，此刻却见小艇仍然稳稳地停在水坡上，没有滑下去。他试着停止了游动，仔细观察着周围，发现自己也没有下滑，而是稳稳地浮在倾斜的水坡上!冯帆一砸脑袋，骂自己和大副都是白痴；既然水坡上呈流体状态的海水不会下滑，上面的人和船怎么会滑下去呢?现在冯帆知道，海水高山是他的了。

冯帆继续向上游，越来越感到轻松，主要是头部出水换气的动作能够轻易完成，这是因为他的身体变轻了。重力减小的其他迹象也开始显现出来，冯帆游泳时溅起的水花下落的速度变慢了，水坡上海浪起伏和行进的速度也在变慢，这时大海阳刚的一面消失了，呈现出了正常重力下不可能有的轻柔。

在低重力下，海浪的高度增加了许多，形状变得薄如蝉翼，在缓慢的下落中自身翻卷起来，像一把无形的巨刨在海面上推出的一卷卷玲珑剔透的刨花。海浪并没有增加冯帆游泳的难度，浪的行进方向是向着峰顶的，推送着他向上攀游。随着重力的进一步减小，更美妙的事情发生了：薄薄的海浪不再是推送冯帆，而是将他轻轻地抛起来，有一瞬间他的身体完全离开了水面，旋即被前面的海浪接住，再抛出，他就这样被一只只轻柔而有力的海之手传递着，快速向峰顶进发。

他突然想到了蓝水号，意识到船长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应该将船径直驶向海水高山，既然水坡上的重力分量不存在，蓝水号登上顶峰如同在平海上行驶一样轻而易举，而峰顶就是风暴眼，是平静的!想到这里，冯帆急忙掏出救生衣上的步话机，但没人回答他的呼叫。

冯帆已经掌握了在浪尖飞跃的技术，他从一个浪峰跃向另一个浪峰，又“攀登”了二十分钟左右，已经走过了三分之二的路程，浑圆的峰顶看上去不远了，它在外星飞船撒下的光芒中柔和地闪亮，像是等待着他的一个新的星球。

冯帆进行了最后的一次飞跃，他被一道近三十米高的薄浪送上半空，那道浪在他脱离的瞬间就被疾风粉碎了。他正在被吹向气旋的中心。当冯帆飘进风暴眼时，风力突然减小，托着他的无形的气流之手松开了，冯帆向着海水高山的峰顶坠下去，在峰顶的正中扎入了蓝幽幽的海水中。冯帆在水中下沉着，过了好一会儿才开始上浮，这时周围已经很暗了。当窒息的恐慌出现时，冯帆突然意识到了他所面临的危险。一种熟悉的感觉向他袭来，他仿佛又回到了珠峰的风暴卷起的黑色雪尘中，死亡的恐惧压倒了一切。就在这时，他发现身边有几个银色的圆球正在与自己一同上浮，最大的一个直径有一米左右，冯帆突然明白这些东西是气泡！低重力下的海水中有可能产生很大的气泡。他奋力游向最大的气泡，将头伸过银色的泡壁，立刻能够顺畅地呼吸了！当缺氧的晕眩缓过去后，他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球形的空间中，这是他再一次进入由水围成的空间。他感觉自己是在乘着一个水晶气球升上天空。上方的蓝色波光越来越亮，最后到了刺眼的程度，随着“啪”的一声轻响，大气泡破裂，冯帆升上了海面。在低重力下他冲上了水面近一米高，再缓缓落下来。

不管怎么样，冯帆想，我登顶成功了。

（选自《刘慈欣作品集·山》）

3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现今，在互联网引领的时代下，各种思想意识对人们的认识活动和行为方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单一或相对简单的中华民族精神表现形式，已经不能满足这种社会环境下时代的发展。口述历史就是通过收集和使用口头史料来研究历史的一种方式。进一步说，它是由准备完善的访谈者，以笔录、录音、影像等方式收集、整理口传记忆以及具有历史意义的观点的一种研究历史的方式。

就其基本的科学属性而言，口述历史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就其科学性质来讲，口述历史首先是一种科学方法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点，“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因此口述历史是以普通人为主体的，不同以往的历史学论著更多的是关于权力精英的声音。口述历史不仅以真实的历史方式再现了社会生活的丰富性，而且为历史研究本身开辟了新的领域，同时也使得有关历史的“声音”日趋多元和逼真。口述历史的载体也随着科学技术发展而日益多样化。 20 世纪 40 年代随着电子音像技术的进步，在搁置了几千年之后，口述历史复兴于 20 世纪中期。此外，口述历史功能作用是多元性的。实际上，它最主要的功能是对民间、社会资料的发掘。这也是各种研究最基本的需要，这说明了口述历史的重要性。

中华民族精神是历史积淀的产物，也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丰富。在过去的一百年中，中华民族精神的丰富和发展主要体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国各族人民的斗争，这反映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时期。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如何运用新的表现形式，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华民族精神，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时代主题。

口述历史最为显著的作用就是“保存了即将逝去的过去的声音”。历史上有许多事件，由于各方面的局限性，我们不能留下书面记录，人们需要了解历史真相，必须对当事人或知情人进行口头调查，并收集口头凭证。比如在党的早期的许多重要的会议、革命根据地的创建、红军长征以及党在白区的斗争活动等，由于当时斗争的严峻形势，或出于安全原因，没有留下书面材料。今天，那段历史对我们的历史研究和民族精神的塑造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当事人或知情者对那段历史的口述回忆就显得十分重要。在传承中华民族精神的客观要求下，就必须大力加强对口述历史的研究。

(摘编自赵彬彬、张慧峰《以口述历史形式彰显中华民族精神》)

材料二：

许多人对“口述历史是否值得相信”这一问题始终抱着怀疑的态度，这源于诸多影响口述历史可信度的因素不能被完全忽视或消除，因此研究者们应该尽力去完善和细化口述历史的研究过程。

对于那些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尽管他们亲身参与到了事件的进程中，但也犹如盲人摸象一般，容易将他们看到或经历过的视为历史事实的全部，事实上谁都没有把握说自己可以掌握历史完整的真相。很多口述访谈的被访者以普通平民居多，他们的文化知识有限。一个人的知识储备会影响他对一个事件的理解深度。因此，平民的身份导致了认知能力的受限，且单从其所处的社会地位来看，他所能接触到的信息也是单一而有限的。尤其是在交通闭塞、通信初步发展的时期，普通民众能够接收到信息的渠道只有报纸、广播或电报，更遑论那些只能够通过信件才可以勉强进行信息交换的古老年代。历史是多元且复杂的，而当人们无法获取更多更全面的信息作为参考，只能基于自身的眼界去判断某个事物的时候，他的位置就决定了他的立场和角度，若只从其中一方的角度出发去看待历史事实，就很有可能出现偏差，并且降低历史真相的可信度。

人的记忆力是有限的。基于这一点，口述者愿意并且可以陈述的回忆也是有限且具有选择性的。经历过相同历史事件的人，如果在这个事件中他们所记忆的片段是相同或相似的，那么这段口述历史的可信度自然而然就提升了。但是，如果他们在脑海中所提取的记忆有限，忽略了某些细节之处，甚至是他们有意而为之，从而导致不同的口述者陈述相同事件时发生偏差，那么这也会极大地影响到口述历史的可信度。

访谈者在获得口述历史的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访谈者的业务能力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一段口述历史的成功与否。所以，对于访谈者来说，具备一定的历史知识储备是非常必要的，以免在访谈过程中因为自身背景知识的缺乏而误读了口述者所表达的内容。

(摘编自黄心怡《借用新闻访谈技巧提升口述历史可信度的实践探析》)

智伯为政，与韩康子、魏桓子宴于蓝台。智伯戏康子而侮段规。智国闻之，谏曰：“主不备，难必至矣！”智伯曰：“难将由我。我不为难，谁敢兴之！”对曰：“夫君子能勤小物，故无大患。今主一宴而耻人之君相，又弗备，曰‘不敢兴难’，无乃不可乎！”弗听。智伯请地于韩康子，康子欲弗与。段规曰：“智伯好利而愎，不与将伐我，不如与之。彼狂于得地，必请于他人，他人不与，必向之以兵，然则我得免于患，而待事之变矣。”康子曰：“善。”使使者致万家之邑于智伯。智伯悦。又求地于魏桓子，桓子欲弗与。任章曰：“何故弗与？”

桓子曰：“无故索地，故弗与。”任章曰：“无故索地，诸大夫必惧。吾与之地，智伯必骄。彼骄而轻敌，此惧而相亲。以相亲之兵，待轻敌之人，智氏之命必不长矣。《周书》曰：‘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与之。’主不如与之以骄智伯，然后可以择交而图智氏矣，奈何独以吾为智氏质乎！”桓子曰：“善。”复与之万家之邑一。智伯又求蔡、皋狼之地于赵襄子，襄子弗与。智伯怒，帅韩魏之甲以攻赵氏。赵襄子使张孟谈潜出见二子，乃阴与张孟谈约为之期日而遣之大败智伯之众遂杀智伯尽灭智氏之族。

臣光曰：智伯之亡也，才胜德也。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岂特智伯哉？故为国为家者苟能审于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后，又何失人之足患哉！

（节选自《通鉴纪事本末•三家分晋》）

经炀帝行宫

【唐】刘沧

此地曾经翠辇过，浮云流水竟如何。

香销南国美人尽，怨入东风芳草多。

残柳宫前空露叶，夕阳川上浩烟波。

行人遥起广陵思，古渡月明闻棹歌。

听蜀僧濬^①弹琴

李   白

蜀僧抱绿绮^②，西下峨眉峰。为我一挥手， 如听万壑松。

客心洗流水^③，余响入霜钟。不觉碧山暮， 秋云暗几重。

听颖师^④弹琴（节选）

韩   愈

昵昵儿女语，恩怨相尔汝。

划然变轩昂，勇士赴敌场。

浮云柳絮无根蒂，天地阔远随飞扬。

喧啾百鸟群，忽见孤凤凰。

跻攀分寸不可上，失势一落千丈强。

嗟余有两耳，未省听丝篁。

自闻颖师弹，起坐在一旁。

推手遽止之，湿衣泪滂滂。

颖乎尔诚能，无以冰炭置我肠！

水龙吟

叶梦得

八月十日，与强少逸游道场山，放舟中流，命工吹笛舟尾，迎月归作。

舵楼横笛孤吹，暮云散尽天如水。人间底事，忽惊飞堕，冰壶千里。玉树风清，漫披遥卷。与空无际。料嫦娥此夜，殷勤偏照，知人在、千山里。

常恨孤光易转，仗多情使君料理。一杯起舞，曲终须寄，狂歌重倚。为问飘流，几逢清影，有谁同记。但尊中有酒，长追旧事，拼年年醉。

材料一：

“拟史”批评是中国文学批评中的一种特殊现象，是以“史”的视角观其他作家作品，表现为将作家作品比拟为史传进行阐释与批评，在中国古代文学“拟史”批评中，“拟《史记》”批评由于其发生的频繁性、广泛性，已经从一种文学现象上升为文学观念，对中国文学产生了深刻影响。

“拟史”批评根源于儒家文化深刻的宗经重史思想。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里即流露出“比《春秋》”的拟《春秋》动机，其后因单篇流布，多有亡逸。西汉元成年间褚先生仿《史记》体例补写亡篇，可视为最有代表性的“拟《史记》”创作，故而后世多有将杰出的史书比拟为《史记》的现象。而唐代古文运动奠定了《史记》的文学经典地位，此后，其他文体中“拟《史记》”批评现象层出不穷。散文领域，韩愈曾评柳宗元的文章为“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到宋代，苏轼评价欧阳修“记事似司马迁”。唐宋八大家多有被比拟为司马迁的现象。后来，元代杨维桢《吊谢皋父》中称谢皋羽“文似太史公”。明代前后七子文学复古以《史记》为旗帜，相关文论更是将“拟《史记》”批评发挥到极致。到清代，姚莹将姚鼐也拟作司马迁。由此可见，“拟《史记》”批评作为散文领域的一个重要观念，对文学创作与审美都有着重要影响，甚至影响到国外作品。近代黄遵宪评价日本古贺精里《赠茶博士某序》曰：“叙述茶事甚详，而抉剔弊窦，曲尽情状，如太史公《货殖传》。”

在诗歌领域“拟《史记》”批评同样影响广泛。宋代苏轼首先提出“杜甫似司马迁”的议题。杨万里在《江西宗派诗序》对“杜甫似司马迁”的解读重在风味而非形似，是对苏轼之论的深度解说，而其实质则侧重的是杜诗的诗史价值。

诗文之外。其他文体作品中“拟史记”批评也层出不穷。小说领域，明代金圣叹提出“《水浒传》方法都从《史记》出来”的重要观点。将《水浒传》拟作《史记》进行叙事、写人等文法方面的评点，其后清代毛宗岗在《读三国志法》中说：“《三国》叙事之佳，直与《史记》仿佛。”戚蓼生《石头记序》将《红楼梦》与《史记》比拟，称《红楼梦》“殆官野史中之盲左、腐迁”。冯镇峦《读聊斋杂说》曰：“《聊斋》以传记体叙小说之事，仿《史》《汉》遗法，一书兼二体。”

此外，辞赋领域，宋代罗大经将《赤壁赋》与《伯夷列传》类比。戏曲领域，明代韩邦奇最早将关汉卿与司马迁并举；可见“拟《史记》”批评在戏曲领域同样影响深刻。

“拟《史记》”批评作为中国古代重要的文学观念，具有深刻的思想文化价值。正如清代尤侗在《艮斋续说》中评价诗歌领域的“拟《史记》”时所言，“杜诗似《史记》，不但为太史公增价，并为工部雪冤矣”。“杜诗似《史记》”的论题，对《史记》与杜诗的经典建构皆有价值。不同文体领域共有的“拟《史记》”批评反映了《史记》传播的广度与文学影响的深度。不同文体在文学功用，接受群体、审美特征等方面皆有区别，而不同领域的“拟《史记》”批评都将《史记》视为重要的文学经典而树立，反映出《史记》在不同维度的经典化过程。同样，依赖“拟《史记》”批评，不同文体寻找到彼此间的共通之处，从而为文体之间相互渗透与学习提供了可能，进而推动了中国古代文体的进一步发展。

（《摘编自刘彦青《“拟<史记>”批评与<史记>的经典化》）

材料二：

中国小说传统源远流长，丰厚博大，“拟史化”倾向无疑是中国小说传统中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所谓“拟史化”，即注重小说与历史的依存关系，把小说看作是历史著作的变种，强调小说“补史之阙”的作用。

这种“拟史化”倾向早就被中国古代学者们揭示出来了。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所谓“稗官”，即为记录“街谈巷语、道听途说”的小官，可见小说的诞生即与史录有关。刘知几在《史通·杂述篇》直接把小说与历史著作类比，强调小说与正史“参行”的功能和小说家的“史家”身份。

中国古代小说的“拟史化”倾向与西方小说有着迥然的差异。西方小说产生较晚，但它的源头是古希腊的史诗和戏剧，而亚里士多德总结古希腊文学经验的《诗学》是后来西方古典文学发展必须遵循的圣经。这里的“诗”是文学的统称，更是叙事类作品（主要是史诗和戏剧）的特称。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西方的叙事文学（包括后来的小说）一开始就是强调与历史著作相区别的，他们把文学（包括小说）看得比历史著作更高级、更有价值，都认为文学（小说）比历史更真实。这恰恰与中国的传统相反，中国把历史著作看作是校准小说的墨绳，中国古代小说家的终极目标是“补正史之阙”。

中国古代小说的“拟史化”倾向在近代随着西方文学观念的风行而逐渐式微了，以至当代人对此几无印象。在今天提出和梳理中国小说传统并不是出于狭隘的复古倾向，也不是要发泄浅薄的民族主义情绪，而是对当下在中国日益膨胀以至泛溢的“虚构”化小说稍加矫正。虽然中国传统小说的“拟史化”倾向并不见得值得我们全部肯定，但它积极的入世精神和自觉的艺术担待，对历史真相和生活真谛的不懈探究，值得今天好高骛远的作家们认真镜鉴。

（摘编自张浩文《中国古代小说“拟史化”传统对当代小说创作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