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从上古时代到春秋时代，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一般观念上都强调满足人的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反对追求华丽的奢侈，不但老百姓不可能有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和自身的社会地位的享受，就是贵为天子的君主，也不应该一味地贪图享乐。《尚书·五子之歌》：“训有之，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惘墙。有一于此，未或不亡。”把华丽的美与奢侈的生活欲望简单地等同起来，甚至认为追求华丽的美就是一个国家衰败和灭亡的根本原因。《国语·楚语上》：“夫美也者，上下、内外、大小、远近皆无害焉，故曰美。若于目观则美，缩于财用则匮，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为？”这是倡导朴实之美的最基本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原因，与此同时，传统美学观也就把对美的鉴赏和崇尚纳入了政治风格和道德评价领域，称为一种带有普遍意义的超美学的标准。

（摘编自魏家俊《中国传统文化视野下的绚丽之美》）

材料二

在高歌民族复兴的今天，怎样认识中国文化传统，是我们的重大课题。因为体大，自然思纷；为求其真，仁智之见，我们都应该研究。历览前贤著述，可见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特质。

和而不同，厚德载物。重视人与自然之间，族群、民族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统一。所谓“天人合一”是经过区分天人、物我之后，重新肯定的人与自然的统一，强调的是顺应自然而不是片面征服自然。在观念上形成了“协和万邦”“天下一家”的文化理想。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善于化解对立，主张仁爱、和为贵。

刚健自强，生生不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就是指人要向天地学习，以“刚毅”的精神，生生不息，奋斗不止。中国人因此而创造了世界上独特的文明，而且是世界上唯一未中断的文明。

仁义至上，人格独立。我们以仁义为最高价值，崇尚君子人格，肯定“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弘扬至大至刚的正气，强调人人都有内在的价值与不随波逐流的独立意志，守正不阿，气节凛然，甚至杀身成仁，舍生取义。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强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本主义肯定人民是主体；人君之居位，必须得到人民的拥戴；保民、养民是人君的最大职责。

整体把握，辩证思维。中国思维有两大特征，一是整体观，二是阴阳观。前者从整体上把握世界或对象的全体及内在诸因素的联系性、系统性，反对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后者重视事物内在矛盾中阴阳等关系的对立与平衡。

经世务实，戒奢以俭。我国有现世与实务精神，强调知行合一，经国济民，兼重文事武备，明理致用，反对空谈高调。尊重劳动，倡导勤俭节约，力戒骄奢淫逸，鄙视不劳而获。

中国文化精神的这些特质可以成为中国梦的文化底蕴，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文化基础。实际上，中国古代文化可以作创造性的现代转化。例如中国古代的社会理想，或者说中国梦，代表话语应是《礼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是谓大同。”

这是儒家所设想的远古时期“天下为公”的“大同”之世。也可以说是古代中国人的梦想，这就是“天下一家”的社会理想。

两千多年来，平民子弟通过宗族祠堂与家庭教育世代传承的精神信念，其主流价值仍然是仁爱、孝慈、正直、忠信。百姓接受并影响他人的生活哲学，是带有儒家文化密码的忠臣义士的故事和蒙学读物、族谱家训、民谚民谣中的廉洁勤俭、与人为善等观念，如《三字经》《千字文》以及“四书”中的一些内容。这些价值通过唱戏的、说书的，通过家人乡亲口耳相传，逐渐在民间扎根。

（摘编自郭齐勇《中国文化精神的特质》）

材料三

信息化、数字化既给传统文化的生存发展带来威胁，也为其重焕生机提供契机。为什么从前人们喜欢看戏，现在不喜欢呢？这变化的背后就是信息化、数字化的技术力量。在信息、交通都不发达，文化娱乐活动匮乏时，建立在地域文化基础上的传统文化，得以较好地传承发展。随着信息和交通的便捷，尤其是进入信息化、数字化时代后，地域色彩浓厚的传统文化面临巨大冲击，当人们打开智能手机，就可以观看电影、电视、视频时，很多人就不愿意走进剧院看那些古老的地方剧种了。传统戏剧如此，其他领域和门类的传统文化亦然。但是，信息化、数字化是一种技术力量。它们打破了传统文化的传播限制，使其有可能在全球范围内获取知音。如3D全景声京剧电影《霸王别姬》，从2014年登陆好莱坞杜比剧院后热度一直不减。这种蕴藏着强烈独特的民族文化基因密码、原汁原味的中国传统文化，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不同的文化语境里被认同、被赞叹，真正走向了世界。

（摘编自封寿炎《数字时代，传统文化如何保护传承》）

确诊病例累计超300万，波及200多个国家和地区，许多国际交流交往活动按下“暂停键”……

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给世界各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带来巨大威胁，给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带来巨大挑战。

“道不远人，人无异国”。病毒没有国界，疫情不分种族，重大传染性疾病是全人类的敌人。习近平主席深刻指出：“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再次表明，人类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疫情来势汹涵，传播速度之快、病亡人数之多，超出人们的预料，成为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一场严峻考验。当此之际，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都无法置身事外、独善其身。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各国都面临抗击疫情的艰巨任务。这既是对全球公共卫生体系的一次“大考”，也是对各国对外政策取向和价值理念的一次“大考”。 国际社会加紧行动起来、共同应对，才能战而胜之。正如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上所强调的：“国际社会最需要的是坚定信心、齐心协力、团结应对，全面加强国际合作，凝聚起战胜疫情强大合力，携手赢得这场人类同重大传染性疾病的斗争。”

加强团结合作，应聚焦共同目标，坚决打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全球阻击战，遏制疫情蔓延势头。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加强信息分享，有效开展国际联防联控，防止疫情跨境传播;加强疫情防控科研攻关的国际合作，集各国之力，加快药物、疫苗、检测等方面科研攻关;维护好全球产业链，深化产能合作、深挖产能潜力，实现最大效能的抗疫物资……惟其如此，方能汇聚携手抗击疫情的强大正能量。与此同时，各国还应加强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和对接，确保全球市场的开放和稳定，提振世界经济信心。

“一箭易断，十箭难折”。面对困难，最可贵的是齐心协力，最可怕的是纷争拆台。任何试图将疫情政治化，标签化的言行，都不利于推进国际合作，也终将不得人心。筑牢维护人类生命安全的堤坝，世界卫生组织肩负着独特使命。这次疫情发生以来，世卫组织在抗击疫情国际合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关键时刻，试图弱化世卫组织等多边机构的作用，势必破坏全球卫生治理体系，是极不负责任的。支持世卫组织的工作，对于全球战胜疫情至关重要。

一个木桶如果存在短板，它的容量不是取决于最长木板的长度，而是取决于最短木板的长度，“木桶原理”启示人们，全球公共卫生安全，不是一国域之事，不能坐视任何一国掉队。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一些卫生系统相对落后、经济基础薄弱欠发达国家的防控条件着实令人掀心。国际社会应加大时疫情严重和卫生体系薄弱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帮助，填补地区公共卫生安全漏洞，共同织密织字全球公共卫生安全网。

“积力之所举，则走不胜也”，战胜关争各国人民安危的疫础，团结合作是最有力的式器.同舟共济。守望相助，让合作的阳光驱教疫情的阴霾，我们就一定能赢得最终胜利，迎来人类发展更加美好的明天。

(摘编自《人民日报》2020年05月06日04 版，作者杨煌)

全球化4.0时代是一个危机与机遇并存的时代。网络信息技术对人类社会的改变是前所未有的。互联网与各行各业快速融合，改变了农业、制造业、服务业的传统生产模式，产业数字化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方向。当前数字经济规模约占世界GDP的4.5%至15.5%，而中国数字经济发展规模更为可观，据统计，2018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1.3万亿元，占GDP比重为34.8%。中国应积极创新科技领域的全球治理，参与制定网络空间国际规则。

然而，科技在为人类社会创造正向价值的同时，也提出了新的挑战，全球治理落后于全球化实践导致逆全球化思潮不断涌起。20世纪的全球治理体系已经无法有效处理人类在21世纪面临的冲突与矛盾，改革与创新迫在眉睫。

首先，在世界范围内，各国的科技创新能力与资源不平衡加剧了各国经济发展差距。许多国家意识到科技创新对推动本国经济发展和提高本国国际地位的重要性后，已经开展战略部署抢占先进技术的高地。美国将重点放在前沿技术的再突破，希望把握制造业产业链高附加值环节，赋能传统产业的升级发展。欧盟则推出《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构建全方位数据法律规则，充分发挥数据资源禀赋优势，保障数字经济规范发展。日韩等国立足信息通信产业优势，重点推动数字产业化发展。然而，由于相关国际管理与合作机制的缺失，国家间很可能因抢夺技术创新资源从竞争发展为敌对，这将成为威胁国际安全的潜在危机。

第二，在众多新技术中，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对现代社会的改变尤为突出。通过三项技术的有机结合，电商平台可以描绘出准确的用户肖像为其推荐适合的商品；超市购物付款可以通过刷脸实现；社交娱乐平台可以为用户推荐更多符合个人兴趣的内容……但是在我们享受现代化便利的同时，用户隐私泄露等恶性事件频发，网络空间存在的安全隐患需要我们更多的思考。欧盟出台GDPR是国际社会对维护信息与数据安全的重要尝试，然而这对于彻底解决新技术带来的挑战还远远不够，全球治理在科技领域的发展需要进一步提升。

第三，在进一步推动传统货物贸易自由流通的同时，制定电子商务领域的全球贸易规则已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紧急任务。电子商务，特别是跨境电子商务已经成为推动国际贸易增量发展的重要手段。然而，由于电子商务依靠网络进行买卖和结算并依托第三方支付机构实际操作，贸易风险实际高于传统的贸易方式。同时，跨境电子商务具有交易数量巨大，客户申报信息准确性难以保证等特点，加大了国际收支计算的难度。此外，跨境电子商务也为国家外汇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战。今年年初，中国和日本、美国等共76个WTO成员签署《关于电子商务的联合声明》，意在现有世贸组织框架基础上开启有关电子商务的谈判。作为电商发展领先的国家，中国可在电子商务全球治理起到独特的作用。

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所说，应对全球化挑战需要加强多边主义合作。在全球化新阶段，各国人民只有通力合作才能应对数字科技发展带来的各种新挑战。作为国际社会中的重要一员，中国应该积极参与和创新全球治理，推动科技领域的国际多边主义合作，承担起全球化新时代的责任。

(摘编自《中国应积极参与科技领域的全球治理》)

中国人缺少什么？

周国平

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一个严重弱点，就是重实用价值而轻精神价值。

那么，有没有例外呢？有的，而且可以说几乎是惟一的一个例外——王国维。在世纪初的学者中，只有这一个人为精神本身的神圣和独立价值辩护，并立足于此而尖锐地批评了中国文化和中国民族精神的实用品格。但是，在当时举国求富强的呐喊声中，他的声音被完全淹没了。我想从一件与北大多少有点关系的往事说起。1998年，北大热闹非凡地庆祝了它的百年大典。当时，纯北大人或者与北大沾亲带故的不纯的北大人纷纷著书立说，登台演讲，慷慨陈词，为北大传统正名。一时间，蔡元培、梁启超、胡适、 李大钊、蒋梦麟等人的名字如雷贯耳，人们从他们身上发现了正宗的北大传统。可是， 北大历史上的这件在我看来也很重要的往事却好像没有人提起，我相信这肯定不是偶然的。

北大的历史从1898年京师大学堂成立算起。1903年，清政府批准了由张之洞拟定的《奏定学堂章程》，这个章程就成了办学的指导方针。章程刚出台，就有一个小人物对它提出了尖锐的挑战。这个小人物名叫王国维，现在我们倒是把他封做了国学大师，但那时候他只是上海一家小刊物<教育世界》杂志的一个青年编辑，而且搞的不是国学，而是德国哲学。当时，他在自己编辑的这份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批评张之洞拟定的章程虽然大致取法日本，却惟独于大学文科中削除了哲学一科。青年王国维旗帜鲜明地主张，大学文科必须设立哲学专科和哲学公共课。他所说的哲学是指西方哲学，在他看来，西方哲学才是纯粹的哲学，而中国最缺少，因此最需要从西方引进的正是纯粹的哲学。

王国维是通过钻研德国哲学获得关于纯粹的哲学的概念的。在20世纪初，整个中国思想界都热衷于严复引进的英国哲学，惟有他一人醉心于德国哲学。英国哲学重功利、重经验知识，德国哲学重思辩、重形而上学，这里面已显示了他们与众不同的精神取向。他对德国哲学经典原著真正下了苦功，把康德、叔本华的主要著作都读了。《辨证理性批判》那么难懂的书，他花几年的时间读了四遍，终于读懂了。在我看来，他研究德国哲学最重要的成就不在某个枝节问题上，诸如把叔本华美学思想应用于《红楼梦》研究之类。许多评论者把眼光集中于此，实在是舍本求末。最重要的是，通过对德国哲学的研究，他真正进入了西方哲学的问题之思路，领悟了原本意义上的哲学即他所说的纯粹的哲学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王国维所认为的纯粹的哲学是什么样子的呢？简单地说，哲学就是形而上学，即对宇宙人生做出解释，以解除我们灵魂中的困惑。他由哲学的这个性质得出了两个极重要的推论。其一，既然哲学寻求的是“天下万世之真理，非一时之真理”，那么，它的价值必定是非实用的，不可能符合“当世之用”。但这不说明它没有价值，相反，它具有最神圣、最尊贵的精神价值。“无用之用”胜于有用之用，精神价值远高于实用价值，因为它满足的是人的灵魂的需要，其作用也要久远得多。其二，也正因此，坚持哲学的独立品格便是哲学家的天职，决不可把哲学当做政治和道德的手段。推而广之，一切学术都如此，唯以求真为使命，不可用做任何其他事情的手段，如此才可能有“学术之发达”。

用这个标准衡量，中国没有纯粹的哲学，只有政治哲学、道德哲学，从孔孟起，到汉之贾、董，宋之张、程、朱、陆，明之罗、王，都是一些政治家或想当而没有当成的人。不但哲学家如此，诗人也如此。所谓“诗外尚有事在”，“一命成文人，便无足观”，是中国人的金科玉律。中国出不了大哲学家、大诗人，原因就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