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传统的图文书总是以文字为主，图像为辅。当今流行的图文书中，图像似乎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文字反倒沦为配角。如《一个人的战争》一书刊行了“新视像读本”，该读本共238页，配有图画212幅，几乎每一页都作了设计。其“卖点”不再是原有的书面文字，而在于那些新奇、精美、富有视觉冲击力的图片。任何读物，倘使缺少图像，便会失去对读者的诱惑力和视觉冲击力，这正是“读图时代”的新法则。进一步思考这一现象，或许可以推断，当代人的阅读方式已经发生了某种转变，已从专注于文字理解转向热衷于图像直观。

从美学角度来说，文字和图像本来各具特色，图像以其直观性和具体性见长，而文字以其抽象性和联想性著称。文字读物可以唤起读者更加丰富的联想和多义性的体验，在解析现象的深刻内涵和思想的深度方面，有着独特的表意功能。图像化将文字的深义感性化和直观化，这无疑给阅读增添了新的意趣和快感。正像林白所言：“绝妙之处在于，无论是先看图再看文，还是先看文再看图，都会发现一种有趣的吻合。”林白的解释道出了文与图之间的“互文性”阐发，但这种阐发隐含着某种“危机”。一方面存在着图像对文字的有效阐发，另一方面又存在着图像对文字的曲解和转义。从前一方面来看，图文书把书籍“通俗化”和“大众化”了，因而扩大读者范围；但从后一方面来看，图像有可能影响人们对文字的理解，尤其一些漫画书，将一些经典“连环画化”或“漫画化”。本来，这些经典著作多以思想深刻见长，特定的古汉语不但是其独特的表述手段，同时也是读者进入这些经典深刻思想的必要条件和路径。然而，在“读图时代”，此类读物被大量的“通俗化”，改造成“图画本”，独特的语言表述被转换为“平面化”甚至“庸俗化”的图解。比如蔡志忠漫画系列，将诸子经典中的精深思想，图解为一种漫画形式，虽然这也许有助于读者理解这些古代经典，但同时又存在将古代思想家博大精深的思想漫画化和简单化的可能性。假如读者对古代智慧和思想的了解只限于这些漫画式的理解和解释，留在他们心中的只有这些平面化的漫画图像，这是否会导致古代经典中的深义的变形以致丧失呢？而唐诗宋词这样纯粹的语言艺术作品，被转化为漫画时，文字独特的魅力及其所引发的丰富联想已被刻板地僵固于特定画面，这是否会剥夺读者对文学作品诗意语言的体验呢？

“读图”时尚的流行，也许正在悄悄地改变人们的阅读习性，其潜在的后果之一是重图轻文的阅读指向。我以为，“读图时代”的读图隐忧乃图像对文字的“霸权”，因此造成了对文字的挤压。在“读图时代”，从文化活动的对象上说，文字有可能沦为图像的配角和辅助说明，图像则取得文化主因的地位；从文化活动的主体上说，公众更倾向于读图的快感，从而冷落了文字阅读的爱好和乐趣。尤其是太多插图进入文学著作中，搅乱了文字原有的叙事格局和逻辑，中断了文章的内在文脉，将读者的注意力从文字引向图像本身，也暗藏着破坏了读者对文字沉思默想式的感悟方式的可能性。

一言以蔽之，“读图时代”存在着一场不见硝烟的图像对文字的“战争”，图像凌越文字在当代文化中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们有理由相信，“读图时代”的到来深刻地改变了我们的文化，改变了文学原有的格局，也改变了我们的文化价值观。

（摘编自周宪《“读图时代”的图文“战争”》）

材料二：

就图像与文字的根本属性来看，图像最显著的优点是视觉的真实感，它可以为人们带来与叙述对象几乎无差的体验，即具象性；文字则更倾向于精神层面的感悟与互通，即抽象性。图像是叙述对象的投射与镜像反应，文字是对叙述对象能指和所指的符号化反应。正是由于文字与图像之间的这些“天差地别”，许多人将它们之间的关系看作是“势同水火”，其实这些都仅仅是表象而已，它们之间更多的还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文字的形成过程包含了形象性，它内隐着建构客观世界精神的“像”。图文之间一直存在着天然联系，古时候“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论述就很好地印证了它们之间的紧密联系。在图像化时代，文字与图像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文学语言在叙述上的形象性不断地突显出来，图像在无形之中将文学语言中的“像”进行了放大，推动了文学语言内在意蕴由感性向理性的转变。

尽管文学深层次中的审美意义、情感内涵还无法通过图像进行完美演绎，但是文学语言图像化作为文学的表现形式，可以促进读者对文学意蕴和情感的体会。图像具有极强的情感渲染性，它的这一特性能够推动文学审美空间的扩充，在意蕴上给人以更为直观的感受，既可以实现对文学“有意味的形式”的鉴赏，又可以做到对感悟对象真实性的把握。过去对文学作品的鉴赏更多以心灵的体悟为主，人们从感知渠道来看属于单边的审美感悟，而文学语言图像化的出现赋予文学形态多样化与具象化，它内在的属性决定了人们可以从多角度、多感官对其进行认知和体味。因为语言的图像化意味着以感官来触摸文学深层次的灵魂，以眼、耳、鼻、口、舌来真切感受其中的酸甜苦辣，以有形来觉察无形，这势必会使接受者产生更加深入的感悟。

（摘编自杜更胜《读图时代文学的蜕变之语言图像化》）

2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从上古时代到春秋时代，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一般观念上都强调满足人的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反对追求华丽的奢侈，不但老百姓不可能有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和自身的社会地位的享受，就是贵为天子的君主，也不应该一味地贪图享乐。《尚书·五子之歌》：“训有之，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惘墙。有一于此，未或不亡。”把华丽的美与奢侈的生活欲望简单地等同起来，甚至认为追求华丽的美就是一个国家衰败和灭亡的根本原因。《国语·楚语上》：“夫美也者，上下、内外、大小、远近皆无害焉，故曰美。若于目观则美，缩于财用则匮，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为？”这是倡导朴实之美的最基本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原因，与此同时，传统美学观也就把对美的鉴赏和崇尚纳入了政治风格和道德评价领域，称为一种带有普遍意义的超美学的标准。

（摘编自魏家俊《中国传统文化视野下的绚丽之美》）

材料二

在高歌民族复兴的今天，怎样认识中国文化传统，是我们的重大课题。因为体大，自然思纷；为求其真，仁智之见，我们都应该研究。历览前贤著述，可见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特质。

和而不同，厚德载物。重视人与自然之间，族群、民族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统一。所谓“天人合一”是经过区分天人、物我之后，重新肯定的人与自然的统一，强调的是顺应自然而不是片面征服自然。在观念上形成了“协和万邦”“天下一家”的文化理想。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善于化解对立，主张仁爱、和为贵。

刚健自强，生生不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就是指人要向天地学习，以“刚毅”的精神，生生不息，奋斗不止。中国人因此而创造了世界上独特的文明，而且是世界上唯一未中断的文明。

仁义至上，人格独立。我们以仁义为最高价值，崇尚君子人格，肯定“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弘扬至大至刚的正气，强调人人都有内在的价值与不随波逐流的独立意志，守正不阿，气节凛然，甚至杀身成仁，舍生取义。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强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本主义肯定人民是主体；人君之居位，必须得到人民的拥戴；保民、养民是人君的最大职责。

整体把握，辩证思维。中国思维有两大特征，一是整体观，二是阴阳观。前者从整体上把握世界或对象的全体及内在诸因素的联系性、系统性，反对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后者重视事物内在矛盾中阴阳等关系的对立与平衡。

经世务实，戒奢以俭。我国有现世与实务精神，强调知行合一，经国济民，兼重文事武备，明理致用，反对空谈高调。尊重劳动，倡导勤俭节约，力戒骄奢淫逸，鄙视不劳而获。

中国文化精神的这些特质可以成为中国梦的文化底蕴，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文化基础。实际上，中国古代文化可以作创造性的现代转化。例如中国古代的社会理想，或者说中国梦，代表话语应是《礼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是谓大同。”

这是儒家所设想的远古时期“天下为公”的“大同”之世。也可以说是古代中国人的梦想，这就是“天下一家”的社会理想。

两千多年来，平民子弟通过宗族祠堂与家庭教育世代传承的精神信念，其主流价值仍然是仁爱、孝慈、正直、忠信。百姓接受并影响他人的生活哲学，是带有儒家文化密码的忠臣义士的故事和蒙学读物、族谱家训、民谚民谣中的廉洁勤俭、与人为善等观念，如《三字经》《千字文》以及“四书”中的一些内容。这些价值通过唱戏的、说书的，通过家人乡亲口耳相传，逐渐在民间扎根。

（摘编自郭齐勇《中国文化精神的特质》）

材料三

信息化、数字化既给传统文化的生存发展带来威胁，也为其重焕生机提供契机。为什么从前人们喜欢看戏，现在不喜欢呢？这变化的背后就是信息化、数字化的技术力量。在信息、交通都不发达，文化娱乐活动匮乏时，建立在地域文化基础上的传统文化，得以较好地传承发展。随着信息和交通的便捷，尤其是进入信息化、数字化时代后，地域色彩浓厚的传统文化面临巨大冲击，当人们打开智能手机，就可以观看电影、电视、视频时，很多人就不愿意走进剧院看那些古老的地方剧种了。传统戏剧如此，其他领域和门类的传统文化亦然。但是，信息化、数字化是一种技术力量。它们打破了传统文化的传播限制，使其有可能在全球范围内获取知音。如3D全景声京剧电影《霸王别姬》，从2014年登陆好莱坞杜比剧院后热度一直不减。这种蕴藏着强烈独特的民族文化基因密码、原汁原味的中国传统文化，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不同的文化语境里被认同、被赞叹，真正走向了世界。

（摘编自封寿炎《数字时代，传统文化如何保护传承》）

3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近期，某国际大牌推出了一款黑色中长半身裙，售价高达29000元人民币，但有网友发现，这款裙子神似中国的马面裙。该品牌强调其采用了“标志性的廓形，是一款全新的优雅时尚的单品”，却只字未提“马面裙”。尽管国内质疑该品牌文化抄袭的声音四起，但品牌官方至今没有表态，只是在中国市场内默默下架了这款新品，国外的网站上这款裙子在继续售卖。有媒体认为，这波操作难以被界定为抄袭，只能冠以“文化挪用”。

在这一事件中，不少人被科普了马面裙的概念：马面裙，前后里外共有四个裙门，两两重合，侧面打裥，裙腰多用白色布，取白头偕老之意，以绳或纽固结。马面裙的风格由明代的清新淡雅到清代的华丽富贵，再到民国的秀丽质朴，其结构一直根深蒂固地存在着。

此前，也有不少国际大牌借鉴中国元素，让我们的传统文化出现在巴黎、米兰、伦敦的时尚舞台上，1981年戴安娜王妃曾经穿过红色的马面裙，当时的新闻稿写的是中式刺绣裙。这些借鉴参考，在文化领域并不少见，是对中国文化元素的喜爱和推广，为国人所乐见。

要想让我们的文化瑰宝传承下去，就需要主动去发现。在此之前，许多国人并不了解马面裙。争议事件发生后，众人才知道，这种款式不仅凝结了古人的实用智慧和审美情趣，更具有十足的现代感，只需稍加改良点缀，便可成为日常生活中的时尚单品。

文化交流与元素借鉴本来就是一种双向奔赴，“韩国端午祭申遗”等文化抢注事件一直让国人耿耿于怀，此次“被挪用”则给我们再次敲响了警钟。不过，与其停留在口头的“抗议”，我们更应该做的是投入到民族文化的整理中来，寻找更好的保护与传承传播的方法。

（摘编自张晓涵《文化挪用，应让公众更关注传统文化守护》）

材料二：

文化挪用是指处于一种文化背景中的人将其他不属于自己文化中的元素进行符号特征挪用的行为。根据内涵的不同，文化挪用可被归为“实物挪用”与“非实物挪用”，前者通常是指对有形物体的占有，而后者更为抽象，通常表现为内容挪用和主题挪用。内容挪用指某文化中的文化成果被其他文化中的创作者借鉴、利用，又可具体分为风格挪用和主题挪用，两者都指异文化对本文化中文化成果的挪用，只不过前者会主动地表明挪用对象的出处并以此进行自我标记，而后者则是利用异文化的符号与象征来创造性地再现本文化。而主题挪用指在文化塑造中有意地借用其他文化中的个体与机构。

对于文化挪用的批评者来说，文化挪用是一种异文化思维下对本土文化的误读与错用，是对被挪用者的冒犯，特别是文化挪用本身所具备的符号化、片面化及多变性等特征让人将其视为是刻板印象的输出。但是，文化传播是从符号开始传播的，即文化传播的第一步永远都是符号化与片面化的。这在好莱坞电影中体现得最为明显，表现中国不离功夫，表现日本不离和服。符号化的目的是便于传播与记忆，只有借助符号化的事物进行文化传播，才能使得更多处于外来文化背景中的传播对自身文化产生兴趣，并在此基础上持续地进行输出。

在对文化挪用进行讨论时，要避免“绝对原创性”的误区，避免陷入保守主义与自闭主义。一种文化若想进入世界舞台，就必须以适合其传播的形式进行改造，以适应不同文化，马克思曾提出“世界文学”的概念，即“用世界性文学来包容所有在其自身文化之外出现与发展的文学作品”，“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世界文学能够包含任何影响力超出本土文化的作品”。作为日益成为学术关注重点的“世界性文化”或“全球性文化”，实际上包含着一种内在的“地方性”，即在全球化时代，每一种文化都不是具体而为之的，而是各个文化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沟通的产物。简而言之，每一种文化都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矛盾对立的产物，如果想要自身文化在世界体系中获得发展与尊重，就要让自身文化所具有的特殊性与其他文化中的特殊性相交流，使其特殊性发展为普遍性。

当下，中国文化实践坚持“文化自信”。我们既要注意文化挪用的负面意义，也要看到其背后所承载的积极意义，善用文化挪用，在彼此理解、彼此尊重的基础上，以积极的姿态与“文化星丛”中的其他文化进行对话。只有这样，才能打破西方社会对中国“傅满洲”“陈查理”式的想象，促进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与欣赏，以符号为载体，各文化共同参与编码与解码，实现“文化走出去”与“文化自信”。

（摘编自徐冠群《文化传播与文化创新：跨文化传播语境中文化挪用的积极意义》）

材料一：

2020年，“内卷”一词成为风靡一时的“时髦”词汇，入选《咬文嚼字》编辑部发布的“2020年度十大流行语”。当下，这一概念已被运用到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领域，泛指这些领域中消耗性的、过度的竞争现象。

近日，知乎社区话题“怎样通俗易懂地解释内卷是什么意思”的访问流量已超过500万，回答超过1000条，大致有两种代表性的回答：一种情况是在没有核心竞争力的公司，内部人浮于事，没有业务，员工在大量表面工作上浪费时间，呈现出一种低水平状态里循环往复的样貌。另一种情况是本来某团队每天工作八小时，准点下班，然而其中有一人因想多赚点钱，开始加班一小时。每月都能涨工资的梦想计划使得大家都开始效仿加班一小时、两小时，由此便诞生了所谓的“996”（每天早上9点上班，晚上9点下班，每周工作6天）工作制。分析这两种情况，可以看出员工每天看似忙于复杂化、精细化的工作，实则没有带来工作效率的提升，更没有带来收入的大幅上涨。所以“忙而无用”“穷忙糊口”虽在形式上表现为青年群体在工作、学习等方面的一种生活样态，实质上却反映出青年群体面对自我价值实现、工作制度、社会环境等问题时所作出的妥协，表现了青年群体中低效率或无效率化的“内卷”特征。

有学者提出“过度竞争造成了产业内的生产能力大面积闲置，阻碍了稀缺经济资源向效率更高的产业部门转移。”过度竞争影响了有效竞争的效率，打破了长期均衡的竞争格局，从而造成生产力严重过剩，经济效益低下，最终会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青年“内卷化”正是在这种环境下产生，并具有“过度竞争化”的本质特征。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刘云杉认为：“这群中国最聪明的年轻人正面临着普遍的困境：在极度竞争中，成功压倒成长，同伴彼此PK，筋疲力尽。”这句话戳中了无数大学生的泪点，道破了高校大学生的生存困境。青年大学生为追求短期功利的高绩点，而沦陷在无休止的竞争中。他们整天忙于各种竞赛、评比、实习、保研又或是出国，看似忙碌而充实，却无长远规划。总之，部分青年群体把自我需要的满足作为一切行动的最高宗旨与目标，自觉或不自觉地参与到争抢式的努力之中。

青年“内卷”现象表现的是部分青年缺乏科学认知及理性思考，转而在网络世界中逃避社会现实，本质上是对主流精神文化的一种反叛与挑战。首先，因为青年群体的价值观还处于不稳定期，容易受到外界干扰而发生转变。部分青年追求一种通过否定他人来成全自己的优越感，表现出与追求真善美的主流价值观背道而驰的价值取向。其次，另一部分青年群体由于受到时代条件、社会文化、经济结构等复杂因素的影响，在社会实践中表现出自我重复、自我内耗、无法向外拓展的状态，又或是因互相之间的比拼而遭到失败，表现出不思改变、不谋开拓的状态，与主流价值中的富有创造性、敢试敢为、敢于正视挫折绝缘。他们利用多媒体，通过语言、文字、图画、视频等表达集体焦虑的情绪。加之，青年群体由于处于相对弱势地位，他们只能用自嘲、调侃的语言表达不满，这也是强压之下的一种反抗。

处在人生发展期与社会转型期叠合的新时代青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扮演着重要角色，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决定着国家和民族未来的发展。因此，在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下，一方面要为青年营造良好的成长环境；另一方面要增强青年的创造力和抗逆力，推进青年群体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自觉内化，使其顺应新时代的召唤，扛起时代之重任。

（摘编自卢晓雯《壁垒与破壁：当代青年“内卷”现象的现实表征与规避之道》）

材料二：

在三十而立、成功学等思维模式的鞭策下，大家紧绷着，心累却不敢停，也因为害怕下坠，只能在抱怨内卷中继续内卷。而受够了在成功学指导下内卷的年轻人开始质疑“成功”的定义，接纳自己成为不一定要“冒尖”的普通人，也更乐于发现和欣赏细碎的日常生活。

正如作家弗洛克所说：“有意义的交谈、深思熟虑的思考、无拘无束的笑声、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很少发生在单调乏味的工作之中。”让人松弛舒适的细碎日常与休闲不是放纵与偷懒，而应是生活之必需。

作家梁文道在谈话类节目《圆桌派》中曾说过：“农民的累，更多是体力上的劳累，不是被虚无感、空虚感驾驭的累。现在年轻人的累除了赚钱之外，往往不知道自己在寻求什么。”

相反，也有人可以“007”（从0点到0点，每周工作7天）却不觉得卷，因为他们找到了自己的赛道，即使累也乐在其中。清楚知道自己想要成为什么的人，盘算过需要为此付出多少努力之后，更能做出自己的选择，而非随波逐流地内卷。

其实，年轻人都有自己的目标和理想，但在这个信息量庞杂的时代，很容易被外界的噪声淹没而迷失方向。拒绝噪声的影响，忠于内心的理想，健康地与这个世界连接，找到自己想要什么且坚定地付出行动，才是反卷之根本。

（摘自耗耗子《都在说反卷，你却还不知道为什么被卷》）

①近年来，讲好中国故事成为一个热门话题。中国故事的来源与路径多种多样，从民间故事中寻找资源是一种有效方式。许多古老的神话传说、民间童话等都蕴含着丰富的中华文脉气象，是能够彰显中华传统文化魅力的中国故事。但对这样的中国故事，过去大多停留在收集和整理的层面上，缺少有效的改编、重述、传播与推广，使之大众化，回到今天的读者中间。如果对民间文学中的“好故事”加以改编，变成适合儿童阅读和家庭教育的故事，让中国故事滋养童心、影响童年、引领成长，就更有价值了。

②民间童话、神话传说是人类的童年叙事，也是文学艺术的原始叙事。美国叙事学家伯格就说过，作为原始叙事的童话的各种因素在经过派生和发挥之后，可以引发出大多数其他通俗文化样式。他曾以一篇欧洲的民间王子和公主的童话故事为例，来分析其中的叙事元素，认为其中就包括了不同的通俗文学样式的萌芽：怪动物（恐怖小说的元素）、出发去寻找被绑架的公主（侦探小说的叙事元素）、类似于火箭飞船的魔毯（科幻元素）、与怪物搏斗（动作冒险小说的元素）、与公主结婚（浪漫故事元素）。伯格的这种童话叙事学分析说明，民间童话作为人类童年叙事对后来的叙事文学有着深远的影响。今天，科幻小说、探险故事和侦探小说等很多通俗文学样式，都是有民间故事这个根的。

③除此之外，要充分认识民间故事改编的价值和意义。欧洲儿童文学的现代化发展进程，经历了一个民间故事的改编期。它们直接影响了家庭和孩子的成长，也奠定了欧洲人的童年阅读，为后来的儿童文学创作、儿童读物出版及语文教育奠定了广泛的读者基础，甚至直接推动了欧洲现代学校教育与文学经典的接受和传播。

④不过，民间故事的改编并不容易。改编和重述，不是抄写与重复，而是再创造，用新的语言和思维，用现代观念来再现民间故事的魅力，也使民族传统文化得到重新传播与发扬。同时，改编要考虑最大的读者群。过去，也有一些对我国传统的民间故事、民间童话的改编和重述，但都是按照成年人的理解与接受来改编的，而很少按照《格林童话》的方式来改编。格林兄弟在改编和重述中将之定位为“儿童与家庭故事”，这是《格林童话》得以广泛传播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说，民间故事要真正改编成广受欢迎的“中国好故事”，要尽量符合儿童的接受需求，使之儿童文学化，这样才能进入家庭教育和语文教育的通途。

⑤民间故事的改编和重述，需要抓住精神要素，把传统文化中值得传承的元素保留下来。说白了，改编中国民间故事，就是要留存中国人的价值观和中华美德等核心元素。同时需要善于运用恰当的形式，比如，俄国诗人普希金改编《渔夫和金鱼的故事》时将民间童话改编成了童话诗，使之成为经典并广为流传。值得肯定的是，目前有一些出版社推出了中国神话和民间故事的绘本，受到了少儿读者的喜爱。这一点，与过去的连环画受到儿童读者喜爱是同样道理。

⑥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的新时代背景下，民间故事的价值亟待重估。民间故事可以和创意写作、儿童教育学科有机融合，把民间故事的整理和研究，与创造性改编、重述及儿童教育的需求结合起来，用纯正的中国故事，滋养中国孩子的美好童年。

（摘编自谭旭东《以新语言和新思维唤醒民间故事》）

材料一：

中国的迅速崛起震撼了世界，正影响着整个国际格局和秩序的演变。要让世界真正读懂中国，我们必须建构全面的、透彻的、强势的话语体系，以中国人的眼光和话语来观察和评述自己的国家和外部世界。

“文明型国家”这个概念的提出，不仅可以解构西方话语对中国的主流叙述并揭示中国崛起的一些规律，更有利于进行国际政治制度的比较和预测，它甚至可以与西方主流话语进行对话、交锋乃至胜出。“文明型国家”指的是一个延绵不断长达数千年的古老文明与一个超大型现代国家几乎完全重合的国家，即中国。有人认为中国的崛起就是按照西方市场经济理论进行了改革，带来经济总量的提高，随着中国进一步的发展，它将越来越多地接受西方的各种理念及制度安排，最终被接纳为西方社会的成员。“文明型国家”的观点与此截然不同，它认为中国的崛起是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它代表了一种不同性质国家的崛起，中国的发展有自身的规律和逻辑。

延绵不断长达数千年的中华文明的种种特质使中国这个现代国家与众不同。中国拥有超悠久的历史、超丰富的文化积淀，中国任何一个方面，都有上千年的历史。因此，我们古老文明形成的许多传统使得中国能融合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的长处。今天的中国是带着孔子、孟子、老子、庄子、荀子、墨子、孙子等伟大先哲重新回到世界中心的，是带着五千年伟大文明并汲取了包括西方文明在内的其他文明之长而重新回到世界中心的。“文明型国家”的文明基因太强大了，如果这样的国家要被全盘西化的话，它必定走向混乱、分裂乃至解体。

中国是以西方不认可的方式崛起的，并继续以西方不认可的方式迅速发展壮大。“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也因此而分外厚重和精彩。中国崛起的主要原因是坚持了自己的发展道路，既学习了别人之所长，也发挥了自己的优势，特别是自身的许多传统与现代相结合所形成的优势，实现了一种对西方模式的超越。

（摘编自张维为《这就是中国：文明型国家》）

材料二：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加大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力度，积极参与国际传媒市场竞争，取得重要成果。这也让中国这一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较好地呈现在世人面前，赢得国际友人的认同和点赞。但我国在世界上有时仍然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困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是解决好“挨骂”问题的有效路径，也是中国国家形象自塑与他塑的关键所在。必须深刻领会、努力实践，向世界展现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让世人更好地了解一个进入新时代、展示新作为的中国。

国家形象的塑造要求增强国际话语权。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增强中国话语的国际影响力。“文者，贯道之器也”。话语的背后是思想，是“道”。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思想，更加响亮地提出中国主张，建构属于中国自己的话语体系。主动讲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展示中国为世界作出的贡献，让国际社会更多地理解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内涵。

材料三：

（图片摘自《【新闻眼】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最新报告》）

材料一：

2020年10月23日，中央领导人在给中国戏曲学院师生的重要回信中，强调坚持守正创新。“正”字的五笔，恰可以概括我们今天要遵循、传承、弘扬京剧的五个维度——“根、脉、事、形、命”。

“根”是指京剧对价值观的表达。价值观的最高境界是国家观，家国情怀是京剧永恒的主题，今年北京京剧院举办纪念“马派”系列演出大获成功，原因之一就在于传承经典。而这些经典剧目、经典人物，如《赵氏孤儿》中程婴的忧国舍子，《十老安刘》中蒯彻的匡汉舌辩，《春秋笔》中张恩的舍身赴死，无不带有深切的家国情怀，深深感染着观众。

“脉”是指京剧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最高等级的艺术审美的观念、特点、规律，是京剧对美的延绵继续，和对美的不断追求、不断探索、不断创造。京剧流派众多，风格迥异，但所有流派都具有一个相同的特性，那就是对美的正确理解和准确表达。所有京剧流派的创始人，无不做到了这些，因之才能够开宗立派。

所谓正确理解，就是演员对“事”即京剧的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的正确分析、理解；所谓准确表达，就是演员在正确理解的基础上，对“形”即京剧艺术美的特点、美的规律的遵循、体现，如果还能继续做到升华、创造，形成新的特点、风格，那就可以称之为一代宗师巨匠了，演员艺术造诣的高低，就是在对“事”的正确理解和对“形”的准确表达的前提下，对美的把握以及对美的创造的水平能力。

通俗地说，京剧观众看戏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就是“过瘾”。而所谓“过瘾”，实质就是观众对演员表演（如唱腔、念白、身段、舞蹈、武打等）中所体现的美、创造的美的强烈需求。观众评价演员演得好与不好，其实就是对美的理解，美的表达的高下之判。其中，既有演员自身表演水平的因素，也有观众自身认识水平的原因。高水平的演员自然可以去引导观众，而高水平的观众甚至可以去启发演员。作为高明的演员，自己心中一定要植根美、明白美，才能在台上阐释美、表达美。

京剧薪火相传、生命不息的重要原因，就是演员、观众始终在寻美。演员、观众这种寻美的交互关系，形成了京剧强大的生命力，也造成京剧除承载着“教化人生”使命外，还具备美育功能。

美育始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中国古代有“六艺”之说，其中之一就是“乐”。孔子指出“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并且提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乐”与“艺”，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今天的美育。早在孔子时期，已把“乐”“艺”提升到与“道德”“诗礼”相同的地位，强调美育对于人格培养的重要作用。

弘扬京剧，绝不仅仅是让“京剧姓京”（保护好京剧这个文化瑰宝），更要守护好、发挥好京剧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中华美育精神、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积极作用。用京剧之美浸润大众心田，让越来越多的心灵随美起舞，在京剧用歌舞演故事的精彩演绎中，建设文化强国的文化自信油然而生。

（摘自2021年11月07日《光明日报》）

材料二：

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巩固和加强社会主流审美，关系到国家的文化安全，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关系到民族的前途和未来。在漫长的历史变迁中，中华传统文化积淀了丰富的艺术审美经验，形成了气韵美、意象美、意境美的文化遗产。历史上许多哲学先贤、文学巨擘同时也是美学大家，他们的作品中蕴含着大量美学思想。历史悠久的中华文明，灿烂光辉的传统文化艺术，不仅形成了中华民族独特的审美，而且为我们提供了极为丰厚的审美文化资源。因此，修正畸形的审美观，加强和巩固社会主流审美，提升全社会的审美水平，应注重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找寻给养，不仅追求形式美、外在美，更要追求内涵美、内在美。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有丰富的审美表现形式。传统文学、绘画、书法、戏剧、音乐、舞蹈等文艺门类中的优秀作品，无不是中华美学精神的生动体现。以古诗词为例，清晨可以是“日出雾露徐，青松如骨沐”，傍晚可以是“黄昏独倚朱阑，西南新月眉弯”，夜晚可以是“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诗词的韵律美、哲理美、凝练美、画面美千百年来散发着无穷的魅力，默默地进行着美的传递。由审美的视角打开传统文化之门，我们可以充分感受到中华文化的灿烂，增强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有积极的审美价值引领。孟子曰：“充实之谓美。”古谚云：“人品不高，落墨无法。”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对美的追求蕴涵着对真善人格的向往，追求美的过程也是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养成的过程。今天我们仍然不能脱离“真善”来谈美，那是因为脱离“真善”谈美会使美变成空洞的形式。一味追求表面美、形式美、外表美，会造成名不副实、徒有虚表，会陷入浅薄、肤浅，掉入庸俗甚至低俗、恶俗。

（摘自2021年11月10日《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