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那时，国家实行单休制度，对大多数人而言，既没有外出旅游的时间，也没有那个经济实力，旅游成为少数人的“幸运”。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变迁，国家休假制度日益完善，法定假日和周末休息日由过去的59天增加至现在的115天。同时，伴随着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国民收入更是稳步增长。中国人的“钱袋子”真正鼓起来了，居民人均收入从1949年的49.7元，增加至2018年的28228元，实际增长近60倍。人们不仅有“闲”了，而且有“钱”了，生活水平和质量大幅提升。几十年来，中国的旅游业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而且成为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成为大众的生活常态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标志。

在70年发展历程中，中国人的假期不仅有假日经济，还折射出人民群众生活质量和国人素质的提升，更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理念的开花结果。从乘坐绿皮火车自带干粮出行，到早上在西安吃羊肉泡馍、中午到成都吃个火锅，从出远门怀介绍信，到如今出门只带一部手机，中国旅游业的兴旺发展，旅游消费的火爆升级，靠的是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靠的是社会民生的不断改善，这是时代的巨变，也是中国老百姓日子越过越好、生活越来越幸福的有力见证。

（摘编自尹贵龙《70年，中国人拥有更多的“诗意和远方”》）

材料二：

一张小小的旅游年卡，把景区、游客、年卡运营公司及主管部门连接在一起。据介绍，部分旅游卡是福利性质，由政府主导，交给运营公司以PPP的方式操作。“我们认为这种模式能实现多方共赢”，武汉三和融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介绍。

以武汉旅游年卡为例，花200元就能畅游44家景区，这些景区门票总价超过3100元，包括黄鹤楼等武汉市所有5A景区以及大部分4A景区，颇受旅游爱好者欢迎。自发卡以来，每年以150％的速度增长，去年售卡近40万张。

景区也越来越欢迎这样的模式。旅游年卡为黄鹤楼景区带来了1000万元的门票收入，因旅游卡带来500万元以上门票收入的景区有5家。

而作为惠民工程，部分福利型的旅游年卡也得到了政府的支持。黄陂旅游年卡对所有黄陂人免费发放，去年发行了36.5万张，当地政府对此给予了补贴。湖北大学旅游发展研究院院长马勇认为，黄陂推出免费旅游在全国具有积极示范作用，是全域旅游积极发展的一个方向。

然而，有的旅游年卡实在是“鸡肋”，包含的景区大多都是些不知名的。“不想去。”有游客这样吐槽。部分旅游卡“含金量”不高，引发游客不满。业内人士称，运营旅游年卡的公司中全国仅有两成盈利，每年都有公司进入和退出。

“这需要平衡各方利益，没有好的景区加入，游客不买账；发卡数量不高，分成不高，又无法吸引好的景区，于是形成恶性循环，难以为继。”中国旅游研究院武汉分院副院长龚箭说，一些有名的旅游景点多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往往认为无需通过旅游卡来增加游客量。

年卡定价和利益分配，是决定一张旅游卡是否成功的关键因素。定价要经过科学测算，不能太低或太高。“最重要的是，旅游年卡是为景区带来增量，不和旅行社、电商等带来的客源重叠，这样才能吸引高品质景区加入。因此，我们多半都是发售区域内的旅游卡，吸引本地人玩本地景区。”武汉三和融通负责人说，“比如黄鹤楼，70元一张的门票，去的武汉人不多，但若是用旅游卡，你可能就会进去看看，这就是增量，虽然通过旅游年卡得到的单张门票收益比旅行社的少，但若量上去了，还是会给景区带来很大收益。”

而利益分配更是一场博弈。业内人士称，有些年卡运营公司难以生存下去，是因为利益分配比较简单，吸引客人多的景区就会不太满意。还有些发卡公司，一味希望景区“体现社会责任”，而自家公司则分得更多利益，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

（摘编自陈熹《旅游年卡背后，一个正在急速增长的市场》）

材料三：

黄冈美如画，一票邀天下。“2015年，黄冈旅游一票通景区年卡（简称‘一票通’，下同）售价120元，可全年不限次游遍黄冈40多家景区”的消息，引爆了黄冈旅游圈，在淘宝、途牛、大众点评等各大网络爆红。

门槛降低，市民乐于出行。英山大别山主峰景区负责人方汇文深有感触地说：“旅游年卡是民众喜闻乐见的一种消费模式。一到旅游旺季，景区每天都有人来游玩，持卡人也越来越多，人们很享受这样一种消费方式。现在购卡也很方便，可以在黄州买，可以在网上买，还可以在景区门口买，即时买，即时激活，即时使用。”

“破除景区门票依赖，本质上要求旅游市场化发展充分，市场规律发挥作用促进利益共享。”市大别山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黄拥华介绍说。基于这样的理念，该公司按实际收入、单次刷卡收入科学测算，“一票通”收益率为挂牌价的108.5％，大大高于景区预期。

旅游年票倒逼门票经济转型，游客叫好，景区点赞。这是因为，只有摆脱“门票经济”，才能促使旅游业转型，提高旅游产品的文化内涵，加快旅游产品的更新换代，把观光式旅游逐步升级为体验式、娱乐式、休闲式的复合型旅游，促进黄冈旅游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摘编自罗玉蓉、吴娅婷《旅游年卡如何倒逼门票经济转型》）

材料一：

近期，某国际大牌推出了一款黑色中长半身裙，售价高达29000元人民币，但有网友发现，这款裙子神似中国的马面裙。该品牌强调其采用了“标志性的廓形，是一款全新的优雅时尚的单品”，却只字未提“马面裙”。尽管国内质疑该品牌文化抄袭的声音四起，但品牌官方至今没有表态，只是在中国市场内默默下架了这款新品，国外的网站上这款裙子在继续售卖。有媒体认为，这波操作难以被界定为抄袭，只能冠以“文化挪用”。

在这一事件中，不少人被科普了马面裙的概念：马面裙，前后里外共有四个裙门，两两重合，侧面打裥，裙腰多用白色布，取白头偕老之意，以绳或纽固结。马面裙的风格由明代的清新淡雅到清代的华丽富贵，再到民国的秀丽质朴，其结构一直根深蒂固地存在着。

此前，也有不少国际大牌借鉴中国元素，让我们的传统文化出现在巴黎、米兰、伦敦的时尚舞台上，1981年戴安娜曾经穿过红色的马面裙，当时的新闻稿写的是中式刺绣裙。这些借鉴参考，在文化领域并不少见，是对中国文化元素的喜爱和推广，为国人所乐见。

要想让我们的文化瑰宝传承下去，就需要主动去发现。在此之前，许多国人并不了解马面裙。争议事件发生后，众人才知道，这种款式不仅凝结了古人的实用智慧和审美情趣，更具有十足的现代感，只需稍加改良点缀，便可成为日常生活中的时尚单品。

文化交流与元素借鉴本来就是一种双向奔赴，“韩国端午祭申遗”等文化抢注事件一直让国人耿耿于怀，此次“被挪用”则给我们再次敲响了警钟。不过，与其停留在口头的“抗议”，我们更应该做的是投入到民族文化的整理中来，寻找更好的保护与传承传播的方法。

（摘编自张晓涵《文化挪用，应让公众更关注传统文化守护》）

材料二：

文化挪用是指处于一种文化背景中的人将其他不属于自己文化中的元素进行符号特征挪用的行为。根据内涵的不同，文化挪用可被归为“实物挪用”与“非实物挪用”，前者通常是指对有形物体的占有，而后者更为抽象，通常表现为内容挪用和主题挪用。内容挪用指某文化中的文化成果被其他文化中的创作者借鉴、利用，又可具体分为风格挪用和母题挪用，两者都指异文化对本文化中文化成果的挪用，只不过前者会主动地表明挪用对象的出处并以此进行自我标记，而后者则是利用异文化的符号与象征来创造性地再现本文化。而主题挪用指在文化塑造中有意地借用其他文化中的个体与机构。

对于文化挪用的批评者来说，文化挪用是一种异文化思维下对本土文化的误读与错用，是对被挪用者的冒犯，特别是文化挪用本身所具备的符号化、片面化及多变性等特征让人将其视为是刻板印象的输出。但是，文化传播是从符号开始传播的，即文化传播的第一步永远都是符号化与片面化的。这在好莱坞电影中体现得最为明显，表现中国不离功夫，表现日本不离和服。符号化的目的是便于传播与记忆，只有借助符号化的事物进行文化传播，才能使得更多处于外来文化背景中的传播对自身文化产生兴趣，并在此基础上持续地进行输出。

在对文化挪用进行讨论时，要避免“绝对原创性”的误区，避免陷入保守主义与自闭义。一种文化若想进入世界舞台，就必须以适合其传播的形式进行改造，以适应不同化。马克思曾提出“世界文学”的概念，即“用世界性文学来包容所有在其自身文化之外出现与发展的文学作品”，“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世界文学能够包含任何影响力超出本土文化的作品”。作为日益成为学术关注重点的“世界性文化”或“全球性文化”，实际上包含着一种内在的“地方性”，即在全球化时代，每一种文化都不是具体而为之的，而是各个文化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沟通的产物。简而言之，每一种文化都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矛盾对立的产物，如果想要自身文化在世界体系中获得发展与尊重，就要让自身文化所具有的特殊性与其他文化中的特殊性相交流，使其特殊性发展为普遍性。

当下，中国文化实践坚持“文化自信”。我们既要注意文化挪用的负面意义，也要看到其背后所承载的积极意义，善用文化挪用，在彼此理解、彼此尊重的基础上，以积极的姿态与“文化星丛”中的其他文化进行对话。只有这样，才能打破西方社会对中国“傅满洲”“陈查理”式的想象，促进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与欣赏，以符号为载体，各文化共同参与编码与解码，实现“文化走出去”与“文化自信”。

（摘编自徐冠群《文化传播与文化创新：跨文化传播语境中文化挪用的积极意义》》

3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过程中，中国已经从依靠户籍制度建立的定居型社会转变成要素自由流动的迁居型社会，从依靠血缘、地缘的熟人社会转变成业缘化的生人社会，从低流动、被动流动的乡土中国转变成高流动、全方位、多元化、主动流动的迁徙中国。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流动人口总量达到3.76亿，较2010年增长了69.73%。其中，省内流动人口为2.51亿，较2010年增加了1.16亿人，增长了85.70%；跨省流动人口为1.25亿，较2010年增加了3896万人，增长了45.37%。人口流动参与度大幅度提高，流动人口规模进一步扩大。可以看出，乡土中国向迁徙中国形态转变业已形成。

常态化的迁移流动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空间位置，更深刻影响了人们的生产、生活、社会交往方式、内在文化乃至社会治理理念。在由乡土中国向迁徙中国转变的过程中，以下三个方面的改变是确定无疑的。

迁徙转变必然导致人际交往的异质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随着部分追求经济动机的农村人口离开熟悉的亲属网络、职业网络以及乡土网络流动到城市中，农民之间不再具有共同的身份、进行共同的生活或劳动，农民内部之间出现了分化。外出的农民与村庄之间的联系削弱，村庄的向心力与凝聚力衰退。接受城市文明的流动人口的生产、生活以及交往方式逐渐向城市人口靠近，且随着流动人口的代际传递，传统的农耕文明、“乡愁本色”逐渐褪去，而留守农村的人口仍然遵循着传统的乡土交往习俗。其次，城市社区居民的交往也同样经历着从同质化到异质化的过程。社区人口的户籍化转变为户籍人口与流动人口混居，同一社区内部人群的社会地位差异较大，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从以情感联系为主转向以市场交换为主。与此同时，在社区居民的逐渐陌生人化过程中，不同人群的服务需求、行为方式等也存在差别，趋于多元化和复杂化。

几千年来，农民被土地束缚，世代定居于乡村，形成了天然的稳定性以及自我延续的静文化。“安土重迁”的习俗不仅支配着个体的生活与社会交往，同时也影响着个体的认知和思维方式。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城镇化在吸引农民从农村向城市自由流动的同时，也使得中国传统的静文化发生转型。迁徙中国的大规模、高水平、主动的人口流动，实际上伴随着静文化的退化以及动文化的建构。在此过程中，一方面，农民冲破土地的限制，告别了过密化的农业，血缘、亲缘关系形成的差序格局不断松散，由此瓦解了传统意义上乡土中国的乡村社会共同体与文化基础，导致根植于生产、生活以及交往方式的静文化逐渐退场；另一方面，随着人口流动规模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较多到巨大，流动原因趋于多元化，社会主体、社会空间、社会网络以及社会关系不再受限，自由流动的文化观念逐渐取代传统的静文化观念。

乡土中国的社会治理理念具有浓厚的乡土伦理，以乡村为基，历代相习、积久而成。首先，乡土伦理具有内生性，乡村秩序在村落中自然形成并依靠礼俗规则加以维持和延续；其次，乡土伦理具有习得性，无须专门学习，村民便可以在日常交往中学习并遵守。乡土中国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习惯、礼仪等变化缓慢，世代积累的经验足以维持和保障社会秩序，因此乡土中国是一种礼治社会。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相关政策的松绑，人口的空间位置变化导致社会交往的异质化、信息渠道的多样化、文化观念的动态化，这种转变打破了熟人社会的秩序。传统礼治的约束力日趋弱化，走向式微，法治成为迁徙中国的秩序主导。契约关系代替伦理关系成为社会治理的基础。理性化、法治化、公共性是迁徙中国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推进社会文明的支撑力量。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要以法治为基础。

（摘编自段成荣《由“乡土中国”向“迁徙中国”形态转变业已形成》）

材料二：

随着时代的变化，社会转型日益凸显，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冲击下，中国社会从乡土性进入后乡土性。这意味着在乡土结构依然留存的情况下，由于社会经济与文化观念都已经受到现代化的渗透，中国的乡土社会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现代性的特征。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村落依然还是相对于城市而存在的，但是聚居在村落的人们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乡土性本质特征的变化，新农村的建设必须加快步伐。

费孝通先生在对农村社会乡土特征的分析和高度概括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农村发展模式的理论，这充分体现了“志在富民”“以民为本”的思想。只有以农民需求为导向进行新农村建设才为真正的建设。后乡土社会里，大量农民涌入城市，频繁地四处流动，更换职业，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正是因为主体需求的问题。新农村建设首先要解决农民最关心的问题；其次要解决现代化过程中农业结构性问题；最后要加大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教育事业的投入，尤其重视教育的投资。

在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建设新农村仍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后乡土社会农村的建设问题，并不是单纯的国家问题，也并非单纯的农民问题，更不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问题，所以只依靠任何一方单纯的努力都是不够的，只有各方形成合力，建设新结构、新主体和新功能的新农村这一目标才有实现的可能性。

（摘编自朱珠《浅析中国的新农村建设》）

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最近，围绕某流量明星被国家话剧院录取，获得一级演员岗编制的新闻引发了舆论的广泛热议，中间穿插关于“小镇做题家”和流量明星作比较的讨论，推动着舆情急速升温。随着7月15日公示结束，国家话剧院给出的情况说明并没有起到平息舆情的作用，反而再度把舆论推向了第二波高潮。

当然，在这样以亿计的参与者大规模讨论中，肯定会有一些杂音，一些情绪化的声音和各种趁火打劫蹭热度。如果尽量排除情绪，用理性客观的态度去认真讨论这件事，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里面涉及的公平可以分为几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合规意义上的公平。做这件事有没有依据？当事方能不能为自己的行为找到依据？就录取这件事而言，这次国家话剧院的声明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从合规性来看，至少目前的调查结果看来，这套流程客观上没有违纪违规之处。

但是从舆情的反应上来说，我们发现，人们追求的公平不仅仅是这种程序意义上的公平。很多时候公平作为一种价值，我们追求的是某种结果——这种结果不仅是客观状态还有主观认知。

中国是一个特殊的国家，在我们几千年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中，对于考试作为阶级上升的通道，在不同社会阶层和人群中推动公平所起的作用有一种特殊的认知，这种特殊的认知作为一种集体的记忆是嵌入在我们的基因当中的，平时也许你不会感觉到它的存在，但是一旦被激发，就会出现这次事件刺激之后涌现上来的那样一种情绪。这种情绪在中国历史文化的加持下具有更强的合理性。

除了历史因素，更重要的是在今天的中国，我们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人民当家作主的美好新中国，就像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的“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发展不充分不均衡之间的矛盾”，这里面的“美好生活的向往”所包含的一个要素就是公平。

不说它是全部，也不说它是唯一，但它非常重要、非常关键，离开了它，很多东西都无从谈起。正因如此，网上很多讨论者认为这件事“关乎国本”，有人说这是危言耸听——有那么重要吗？这可能只是一个个案。但事实上这恰恰是大众的基本认知，是群众的心声，这种心声必须得到尊重和有效的反馈。

我对这一类事件的基本认知是：如果一种现象、一种做法，它的程序被社会上的大多数人认为是不公平的，它导出的结果是不好的，大家是拒绝接受的，但是这套做法却符合规定的，那么这种“合规的不公平”就是最大的不公平。

这种不公平就是所谓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发展不充分不均衡之间的矛盾”里的“矛盾”。我们需要去面对和改进，即使这种改变不是一蹴而就的，因为这种合规化的不公平涉及到微妙的、复杂的、系统性的利益调整。但是我们要正视它的存在，而不能无视、甚至蔑视它。

我们的社会始终在自我完善中前进，人类历史告诉我们，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政府、任何一种制度，要在历史的长河中存续就需要具备自我校正错误的能力，这种自我迭代的能力也是中国从1840年、1949年以来的独特比较优势。这其中非常重要的环节就是民众对于公平的朴素追求和向往，这种追求的表达对这个国家的每一个人都是至关重要的。

（摘编自沈逸《明星入编，我们要警惕“合规的不公平”》）

材料二：

最近，因为顶流明星考编事件，以及一些媒体的“神助攻”，“小镇做题家”这个词也被引爆网络。这个词背后所涉及的教育公平、阶层流动、就业难等问题，很值得人们深思。

“小镇做题家”最早诞生于网络，大致指的是那些出身于农村或者小城镇的学子，埋头苦读，通过高考实现了人生的进阶，却缺乏一定的视野和社会资源，即使靠多年苦读，也很难追平原生家庭和出身带来的差距。而“小镇”，则成了普通家庭或者寒门的代名词。

笔者以为，“小镇做题家”确实不应被嘲讽。古今中外，每个人出生后所处的环境、拥有的资源是不一样的，人生路上的竞争是客观存在的，求学和生活从来都不是轻轻松松的，这不能怪个人，个人也不能因为困难而放弃。出生于“小镇”没有什么不光彩，中国有无数个“小镇”；通过“做题”来追求梦想、实现自我也没什么不好，“做题”是学习文化知识、检验学习成果的重要手段。不管怎样，没有一种追求更好人生的努力可以被轻视。即使来自“小镇”，通过不断努力，人生的舞台依然可以很大。

高考制度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高考制度从恢复到巩固发展，经历了几次重要改革和完善，为我们国家一路高歌猛进提供了源源不断、不可替代的战略支撑。可以说，高考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最公平的制度之一，必须坚持。在这种以考试主导的人才选拔体制下，中国绝大多数优秀学生都具备“做题家”的特质。不可否认，高考制度固然有其一定的局限，但对普通家庭来说，高考依然是孩子改变命运最公平的途径，是社会实现阶层流动最有效的方式。也正是因为“不看面子看卷子，不拼关系拼分数”，出生“小镇”的人，通过“做题”找到了打开未来之门的钥匙，才有了实现“鲤鱼跃龙门”的可能。“做题家”就意味着“高分低能”吗？显然不是。几十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突飞猛进，中国各行各业人才辈出，很多人都是通过“做题”，获得了更高层次的教育，逐步成长为社会的中流砥柱，成为创造“中国奇迹”的中坚力量。谁说“做题”就一定选拔不出来优秀的人才？所以说，从本质上看，“小镇做题家”这五个字其实有污名化之嫌，暴露了一些人的傲慢和偏见，其本质上是个“伪标签”。

如果有人拿“小镇做题家”来给一个群体贴标签，犯的就是只看现象、不看本质的错误。因为它背后隐藏的下一步逻辑就是：当面临人生的一切不顺心、不如意，都可以归咎于你的所谓“阶层”和“出身”，刻意忽略了人的成功与失败，有很多因素，不能一股脑全部归咎于学生时代的经历。

被一些人瞧不起的“小镇做题家”，恰恰是生活的强者，在现有资源条件约束下，他们拼尽全力攀登突围，展现出来的恰恰是“奋斗”二字。有多少大师巨匠、科技巨擘不也是来自乡村城镇，是“小镇做题家”出身吗？这种不肯向命运屈服、不愿向寒苦低头的精神，难道不值得鼓励吗？真正令人不齿的，反而是那些用一句轻飘飘的“小镇做题家”，就抹杀别人多年的努力，却总以为自己高人一等的精神贵族们。说小了，这就是真正的“指责型人格”；说大了，很有制造争议话题、搞社会撕裂嫌疑。

（摘编自之江轩《嘲讽“小镇做题家”？谨防傲慢和偏见》）

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材料一

“网生代”，指的是伴随互联网出生与发展的一代人，他们在数字化、网络化、娱乐化的时代浪潮中成长，从幼儿时期就开始过着一种“屏幕环绕的生活”。在北京大学教授、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任张颐武看来，所谓的“网生代”，他们不需要学习就天然地生活在互联网时代，好似网络世界里的原住民。从此角度来看，当今的青少年接触网络几乎是与生俱来且无法避免的，他们的网络生活要比成年人所想象的更为丰富甚至复杂许多。因此，如何为青少年营造更加清朗的网络生态、让他们健康触网，成为一个值得全社会关注的话题。

张颐武以网络“饭圈”乱象举例说：“一段时间以来，频频出现粉丝非理性追星乱象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部分粉丝不顾社会公序良俗和基本是非，无底线追星，甚至为犯错明星辩护开脱；二是畸形‘饭圈’在网络平台和商业资本的裹挟下，助长‘流量为王’的不良风气，严重违背艺术创作的基本规律；三是部分青少年被不良粉丝群体误导，脱离正常追星轨道，造成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扭曲：四是一些‘粉头’为谋取私利，把普通粉丝组织起来，为明星炒作热度、集资‘打榜’、制造话题，‘饭圈’形成势力化群体，与明星形成一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关系。”

张颐武表示，针对“饭圈”乱象的相关整治措施，旨在遏制畸形的“饭圈文化”，倡导形成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是立足当下和着眼米来发展的必要举措。而网络生态的整治离不开全社会各方面力量从多角度着手，合理分工、正确引导、共同推动，以战略眼光、从长远角度筑牢网络空间清朗的基石。他特别提及，互联网平台的运作机制，对未成年人使用网络的影响巨大。各大互联网平台是网络内容的重要出口，伴随日益进步的技术手段，互联网企业不能只顾追求商业利益，他们需要担负起社会责任，对于不适宜青少年观看的内容需要有一定的管理举措。目前，各大平台都在加强管理，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相关舆论也形成了新的态势，毫无疑问，这些社会综合治理举措都致力于为青少年营造更加清朗的网络生态。有关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12月，中国19岁及以下网民群体占比16.6%，总数达1.64亿。且随着网络技术和业态的迭代更新，网络内容生产和传播几乎是野蛮式的，作为网络空间里最为活跃的青少年群体。他们的网络素养也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网络生态的优劣。那么，青少年应该具备怎样的网络素养？

张颐武认为有两个方面特别值得重视：一是青少年亟需在网络时代具备自我辨别力及认知力，自觉抵制低级趣味、“三俗”内容；二是他们在具备这两种基础能力之后，需要进一步拥有选择判断的能力，筛选出与他们成长相关、优质且有意义的内容来开展自己的网络生活。他谈道：“毋庸置疑，青少年在当前的网络世界里占据着最重要的位置，他们不仅是互联网内容的接受者，也是创造者及分享者。网络上海量的信息一方面十分有活力、有正能量，另一方面也有很多负面的、影响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内容，所以青少年触网需要在树立明确的底线意识的同时，拥有向上的、更高的追求。”

（摘自谯娇《张颐武：网络空间越清朗，越有利于青少年的声音被倾听》）

材料二

网络内容建设是引导培育青少年网络文明素养的关键。网络内容建设呈现的网络文化产品，反映的是网络思想舆论工作的实际成效，直接影响着青少年的思想情感和文化价值取向。由于青少年正处于人生的“拔节孕穗”期，成熟、独立的价值观念尚未形成，安全用网、理性上网、科学上网、明辨是非的意识和能力还很薄弱，在网络中很容易受到不良信息内容的影响和侵蚀，损害其构建良好的精神世界。在此情况下，我们必须精心打造能够吸引青少年的优秀网络文化产品，着力创建优质化的令青少年愿听愿看的网络内容，使正能量的精品网络内容充满网络空间，让青少年在网络空间中见到什么是真善美，做到辨别假恶丑。

当前，网络内容建设存在的问题影响青少年网络文明素养的养成。一方面，网络空间中低俗化、同质化、单一化的网络内容大量存在，众多网络内容枯燥无味缺乏吸引力、感染力。《青少年蓝皮书：中国未成年人互联网运用报告（2021）》数据显示，短视频平台中仅有32%的未成年人在上网时经常和总是主动选择“青少年模式”，仅有14.9%的高中生会自觉使用“青少年模式”，产生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青少年模式下的短视频服务内容普遍缺乏吸引力。另一方面，资本对文化市场的渗透使得网络内容生产商品化、逐利化，网络内容建设逐渐让位于流量关注，利益导向逐渐取代价值导向。如资本对“饭圈”的推波助澜与营销机构的引导，不问是非对错、不管善恶美丑，致使“流量至上”、拜金主义等畸形价值观严重危害了青少年的成长。

（摘自王苗《以优质精品网络内容引导培育青少年网络文明素养》）

材料一：

2020年年初，国家发展改革委和生态环境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又称新“限塑令”）规定：到2020年年底，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城市建成区的商场、超市、药店、书店等场所以及餐饮打包外卖服务和各类展会活动，禁止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集贸市场规范和限制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到2020年年底，全国范围餐饮行业禁止使用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吸管；到2025年，地级以上城市餐饮外卖领域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餐具消耗强度下降30%。

根据新“限塑令”，自2021年1月1日起，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吸管已在全国范围内禁止使用。不少吸管生产商和奶茶、饮品店商家积极响应，推出纸吸管、可降解一次性塑料吸管供消费者选用。但很多消费者表示，“纸吸管口感不好”、“纸吸管容易泡软，不好用”、“很多商店都不提供可降解一次性塑料吸管”等。

据悉，普通塑料吸管原材料每吨约8000元，纸质吸管原材料每吨约2.2万元，而可生物降解的聚乳酸（PLA）塑料吸管原材料每吨近4万元。

调查中，记者还发现在餐饮行业里，塑料杯、塑料盖的使用非常普遍，正如网友所言，“吸管换了，但杯盖、杯子还是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材料”。这样的“环保”，让不少网友怀疑部分餐饮店铺的环保行动实际上是一种流于表面的“形式主义”。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副教授曹淑艳今年年初曾带领团队对我国农村居民塑料袋使用情况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农村居民人均年使用塑料袋394个，73.2%的家庭去年单独购买过塑料袋。曹淑艳指出，薄膜塑料袋是“限塑”的长期难点领域，收费虽然可以显著减少塑料袋使用，不过却存在效应“退坡”问题；而大型超市的线上业务多倾向于免费提供塑料袋，以吸引与黏住客户。

对此，专家表示，近年来国内可降解塑料技术虽然取得突破，但仍然存在成本问题和物理特性有待提高的问题。以可降解塑料袋为例，这种塑料袋生产成本太高，相比不可降解塑料袋更易破损。

虽然可生物降解塑料的出现被视为应对塑料污染，特别是解决一次性吸管等塑料食品接触材料环境污染问题的利器，但部分公众和行业对生物降解塑料的概念理解并不清晰。国家食品接触材料检测重点实验室研究人员卢倩强调，“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许多降解塑料不仅无法实现完全的生物降解，还可能给环境和人体健康带来负面影响，例如降解成肉眼看不见的塑料微粒，可见，生物降解塑料并不是解决塑料污染的灵丹妙药，负责任的使用才能发挥其优势和作用。”

（摘编自光明日报《从“限塑”到“禁塑”，还有多远》）

材料二：

塑料作为一种基础材料，在我们的生产、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不规范、不环保地生产、利用塑料和回收处置塑料废弃物，使得塑料污染成为全球性问题，而“限塑”也就相应地成为全球防治塑料污染的共同选择。

关于“限塑”，有两种常见的认识误区：

一种是不加区分地给塑料贴上“灰色”标签，认为塑料就是“污染环境的坏东西”。其实，塑料无论是替代钢材、木材，还是作为包装材料替代纸质、玻璃及金属，都是相对更节能、更环境友好的东西。塑料污染主要是由那些易耗损、难回收、易泄露的塑料造成的，尤其是一次性塑料制品和塑料包装。因而，选择塑料替代品，要综合权衡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环境影响，不能为替代而替代、逆环境影响而替代。

另一种误区是不加区分地给可降解塑料贴上“绿色”标签，认为可降解塑料就是由可再生资源制取，环境影响相对低，用后无污染。

首先，在塑料领域，可降解不等于可再生。可降解塑料包括光降解、热氧降解和可生物降解三类，它们可能由生物质原料制得，也可能与传统塑料一样由石油、煤等化石能源合成。

其次，可降解塑料的环境影响不一定较传统塑料低。例如，同样重量的可降解塑料的完全碳足迹是传统PE塑料的2.6倍，而且在功能一致的情况下，前者需求的物料普遍更高。以承重15公斤的塑料袋为例，现在使用的可降解塑料袋是传统PE塑料袋的2.5倍重，而且易破损。

最后，可降解塑料用后的环境影响依赖末端处理的方式、条件。用后的可降解塑料袋属于其他垃圾，将它送去焚烧厂，既违背了利用可降解塑料的初衷，也没能通过替代降低塑料使用全生命周期的环境影响——相反，环境影响增加了。若将可降解塑料随意填埋在自然环境中，其降解能力则大打折扣。

（摘编自光明日报《关于“限塑”，还有哪些认识误区和热点领域》）

材料一：

工匠的出现几乎与人类的历史一样久远。习近平总书记说：“人类是劳动创造的，社会是劳动创造的。”制造工具就是最初的手工艺，这使得前人迈出了人猿相揖别的关键一步。因而手工艺劳动在起源意义上就是创造人类的劳动。

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工匠是对所有手工艺人，如木匠、铁匠、铜匠等的称呼。荀子说：“人积耨耕而为农夫，积斫削而为工匠。”长期从事农业生产的人为农夫，长期使用斧头等工具的人为工匠。自古以来，任何一个从事工艺劳动的工匠，都是以其毕生精力献身于这一工艺领域的。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除农业之外的各种手工艺工匠已经形成规模，称为“百工”。这些工匠能够“审曲面势，以饬五材，以辨民器”。技艺水平的发展也标志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工艺制造大国，无数行业工匠的创造，是灿烂的中华文明的标识。在我国的工艺文化历史上，产生过鲁班、李春、李冰、沈括这样的世界级工匠大师，还有遍及各种工艺领域里像庖丁那样手艺出神入化的普通工匠。

随着工业化时代的到来，现代工艺已经从手工艺发展到机械技术工艺和智能技术工艺。进入现代工业社会，伴随手工艺向机械技艺以及智能技艺转换，传统手工工匠似乎远离了人们的生活，但工匠并不是消失了，而是以新的面貌出现了，即现代工业领域里的新型工匠，机械技术工匠和智能技术工匠。我国要成为世界范围内的制造强国，面临着从制造大国向智造大国的升级转换，对技能的要求直接影响到工业水准和制造水准的提升，因而更需要将中国传统文化中所深蕴的工匠文化在新时代条件下发扬光大。

（摘编自龚群《工匠精神及其当代意义》）

材料二：

在长期实践中，我们培育形成了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迈向新征程，扬帆再出发，急需一大批具有工匠精神的劳动者，亟待让工匠精神在全社会更加深入人心。

让工匠精神深入人心，就要创造更多“工匠故事”。做好电线电缆“守门员”的叶金龙，与马达结缘一辈子的吴玉泉，以精湛技能完美诠释“钳工”意义的赵水林……一批批国家级技能大师，坚守产业报国的初心，在平凡的岗位上成就了不平凡的业绩。只有深入贯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方针，完善工匠政策，提升工匠地位，落实工匠待遇，为广大技能人才提供更广阔的舞台，才能推动更多工匠竞相涌现。

让工匠精神深入人心，还要进一步讲好“工匠故事”。工匠精神是在生产实践中凝聚而成的可贵品质，充分展现着劳动之美、精神之美、时代之美。讲好“工匠故事”，能让人们从大国工匠身上感受到劳动的光荣、精神的魅力。开展以弘扬工匠精神为主题的宣传教育，把崇尚工匠精神纳入人才培养全过程，贯通大中小学各学段和家庭、学校、社会各方面，才能让一个个“工匠故事”激励青少年乃至更多人追求卓越。

时代发展需要大国工匠。站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全社会都要大力弘扬工匠精神，让崇尚工匠精神的理念深入人心，让每一位劳动者在新时代书写出更多更精彩更动人的“工匠故事”。

（摘编自翟春阳《让工匠精神深入人心》）

材料三：

将一门技术掌握到炉火纯青，这固然是工匠精神，但工匠精神的内涵又远不限于此。有人说：“没有一流的心性，就没有一流的技术。”的确，倘若没有发自肺腑、专心如一的热爱，怎能有废寝忘食、尽心竭力的付出；没有臻于至善、超今冠古的追求，怎能有出类拔萃、巧夺天工的卓越；没有冰心一片、物我两忘的境界，怎能有雷打不动、脚踏实地的笃实。工匠精神中所深藏的，有格物致知、正心诚意的生命哲学，也有技进乎道、超然达观的人生信念。从赞叹工匠继而推崇工匠精神，见证着社会对浮躁风气、短视心态的自我疗治，对美好器物、超凡品质的主动探寻。我们不必人人成为工匠，却可以人人成为工匠精神的践行者。

（节选自李斌《以工匠精神雕琢时代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