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传统节日是历史性的，也是建构性的。它与过去的文化记忆相关联，又体现在现实生活中。传统节日的文化记忆早已存在于社会历史和民众生活中，并且持续地发挥着作用。对于传统节日，民众并不因循守旧，并非照搬沿袭，而是在传承发展、诠释研究过程中，以当下社会环境、生活需要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在这个意义上，过去的传统生活、文化延续下来，不是为保留而保留，而是将“现在”作为参照体系进行重新建构。端午节期间，各地民众要食粽子、划龙舟、插艾草和菖蒲等，这些传统习俗在现今的端午节里有所变化，比如粽子的食材更适合人们多样化的口味；有些地方还将端午节的节俗丰富扩充，将当代人的生活诉求付诸节日活动，这些建构的内容也会成为端午节的文化记忆。

在当代社会发展中，传统节日进入资本市场，多以文化消费、文化品牌形式出现。传统节日逐渐发展为区域性质的节庆文化，这是传统节日的转向，也是传统节日记忆方式的转向。从传统节日到节庆文化的转变，以市场为先导，以文化品牌建设为先导，其间包含了多种人文因素。节庆文化是传统节日现代性建构的表现，尽管它并非涵盖传统节日的全部。

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节日需要赋予新的社会内涵，需要展现与时代相适应的形式和内容。政府、民众要以先进的思想观念、开放的文化价值、现代的管理理念开展传统节日活动，以多种方式，方法使传统节日与地方文化建设、经济发展结合起来，努力追求传统节日活动在生活实践、经济发展中效益的最大化、品质的最优化，从而驱动并实现传统节日文化记忆的再建构。

无论何种力量介入传统节日，传统节日受到现代生活的影响不可避免，传统节日以多样化方式存在合情合理。以传统节日仪式为中心彰显的文化记记是有机的、建构的整体，这些传统仪式不断被唤醒、重建和解释。传统节日的文化记忆重要的是时间上的连续性，它从当下出发，通过回忆方式把储存的仪式记忆唤醒回来，并且在民众生活基础上组织、重建，赋予传统节日文化记忆更多的能动性和解释空间。

（摘编自王丹《传统节日研究的三个维度——基于文化记忆理论的视角》）

材料二：

传统节日在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发挥着沟通情感、凝聚精神、传播文化的作用。我们要重视发挥传统节日潜藏的软实力，不断对接时代要求、体现时代精神，在传承、创新与走出去中进一步增强文化自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要充分发掘传统节日和美向善的内在属性，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地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谐团圆是几乎所有传统节日的共同价值追求，而这种价值追求，是沉浸在千百年来中国人心底的美好愿望，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方面。比如中秋佳节，主题是拜月，“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圆月也代表了人间团圆美满的祝愿。这里浓浓的亲情、醇醇的乡情，折射出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万物和谐的世界观和认识论，传统节日对文化传承和社会凝聚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弘扬节日文化越来越成为全社会共识。

要根据时代精神不断丰富传统节日文化的内涵，推动节日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传统节日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种传承载体，在被继承、被发扬的同时，也要根据新时代新形势新要求，不断丰富其新的内涵，赋予其新的精神，体现其新的风尚。文化是随着时代不断传承不断发展的，而不是僵化的、固守的、一成不变的。传统节日包含的各种风俗、礼节、规范、讲究，甚至是节日符号、用品、饮食等几乎所有的元素，在不同的时代都有不同的流行风格。唐代的繁华到了宋代就变得简约质补，到了明清两代则变得平易世俗。20世纪以来，现代元素、世界风范结合进来，传统节日的表现形式又有了新的特点。我们要根据时代特点和社会发展要求，建设与社会发展相适应、彰显鲜明时代特征的节日文化体系，不断拓展节日文化的新格局、新境界。

要重视发挥节日文化在国际文化交流、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中的特殊作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中华文化的世界影响力也在不断增强。传统节日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在实现全球华人的文化认同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推动传统节日文化走出去要注意国际化，要采取必要的新手段新方式进行传播推介，让外国友人特别是青年人喜欢、参与，进而实现认同。古语云“道不远人”。传统节日在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必须想办法融入当地、融入寻常百姓家，其蕴含的价值精神才能立足当地并且不断生根发芽，中华文化走出去也才能走得从容、走得稳健。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我们要积极推动传统节日文化的传承、发展与创新，在凝聚中华儿女画出同心圆的同时，让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化。

（摘编自老骥《传统节日文化的传承、创新和走出去》）

材料一：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的讲话中，强调“要在学生中弘扬劳动精神，教育引导学生崇尚劳动、尊重劳动，懂得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道理，长大后能够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地劳动”，指出“要努力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上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劳动观对各类人才培养的重大理论指导，是从民族和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对深化教育改革、完善教育体系建设提出的重大任务。

在2013年同全国劳动模范代表座谈时，习近平总书记历数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的劳动者杰出代表，既包含体力劳动者，又包含脑力劳动者；既包含简单劳动者，又包含复杂劳动者；既包含物质生产劳动者，又包含精神生产劳动者。诚实劳动与创造性劳动一样，都是对劳动的性质规定，前者是强调劳动目的、方法和手段的正当性，后者则是强调劳动要素、方法和结果的发展性。

（摘自《论以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劳动观为指导深入推进劳动教育》）

材料二：

劳动是一切成功的必经之路，劳动教育是成长成才的题中之义。

不久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强调劳动教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重要内容。劳动教育，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承载立德树人的理念，对推动劳动创新、建设教育强国意义重大。

热爱劳动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基因。《孟子》中就有“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的记载。勤劳创业、耕读传家是中国教育的重要内容，“劳”与“学”在历史上从未分离过。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曾提出，儿童劳动教育应谋求手脑相长。长期以来，劳动教育融入改造自然、创造历史、发展自我的过程中，发挥了兴国利民的重要作用。

应该看到，近年来一些青少年中出现了不珍惜劳动成果、不想劳动、不会劳动的现象，劳动的独特育人价值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劳动教育被淡化、弱化。在学校课程的实施中，存在“口头上重视、课程上忽视”等情况，劳动教育内容大多以活动的方式呈现；社会和家庭对劳动教育在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意义，也存在认识不足的现象。推动全社会重视劳动教育，就要使家庭劳动教育日常化、学校劳动教育常规化、社会劳动教育多样化，形成劳动树人、协同育人的格局。

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是实施劳动教育的重要场所。《意见》强调，“家庭要发挥在劳动教育中的基础作用”，鼓励孩子利用节假日参加社会劳动，树立崇尚劳动的良好家风。《意见》同时提出，“学校要发挥在劳动教育中的主导作用”，包括开齐开足劳动教育课程，统筹安排课内外劳动实践时间，有序安排学生集体劳动，等等。而从社会角度看，企业公司、工厂农场可以开放实践场所，工青妇、公益基金会、社会福利组织等可以搭建多样化劳动实践平台。

在推动树立辛勤劳动、诚实劳动理念的基础上，更应倡导创造性劳动。当前，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特别是创新型人才的竞争。这就要注重生活实践、社会实践、劳动实践的锤炼，培养孩子们的实践能力、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思维。近年来在全面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中，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推进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革、出台《中国高考评价体系》等，就是着眼于适应科技发展和产业变革的需要，培养创新型人才，强化诚实合法劳动意识，培养科学精神。一切劳动者，只要肯学肯干肯钻研，练就一身真本领，就能在劳动中体现价值，展现风采，更能在劳动中拓宽个人成才、国家发展的广阔天地。

马克思说：“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中华民族是勤于劳动、善于创造的民族。广大青少年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要推动他们从小接受劳动教育、感受劳动之美，养成崇尚劳动、尊重劳动、辛勤劳动、诚实劳动的习惯，从而以劳动教育树时代新人，用劳动之手创造幸福生活。

（摘自吕文利《以劳动教育树时代新人》）

材料三：

人生活在具体的、现实的社会中，人的全面发展要受到方方面面社会条件的制约，教育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条件。马克思说：“要改变人的本性，使他获得一定的劳动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或训练。”

在教育中，如何才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呢？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

在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中，将教育与劳动相结合开展新时代劳动教育，具有独特的育人价值。在日常生活劳动教育方面，让学生注重抓住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中的劳动实践机会，主动分担家务，掌握洗衣、做饭等必要的家务劳动技能，养成爱劳动的好习惯。在服务性劳动教育方面，强调让学生参加校内外公益劳动、志愿服务，培育公共服务意识，使学生具有面对重大疫情、灾害等危机主动作为的奉献精神，参与社区治理。在生产劳动教育方面，强调让学生参加力所能及的生产劳动，丰富职业体验，提高职业技能水平，培育学生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和爱岗敬业的劳动态度，提升就业创业能力。这样对劳动教育的进一步细化，将教育与劳动相结合，充分发挥了劳动教育在人的全面发展中的独特育人价值。

（摘自陈云龙《劳动教育是学生全面发展的必要途径》）

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材料一：

今天，微博已经成为一个发表意见的重要途径。作为一种被广为应用的交际工具，微博有与众不同的发表意见的方式。有人注意到，一些在生活中很温和的朋友，一旦上微博，言辞就变得非常激烈，不像是理性说理的言论，由此，微博形成了一个有特色的言论空间。

微博是一种字数非常有限的传媒方式，往往不足以负载说理需要的充分信息。人们可以用微博发表结论性的断言、口号、警句格言等“罐头思维”式的言论，但无法用它来进行好的说理。

人们在简单、现成的语言中找到了方便的解答，久而久之，很容易养成一种习惯，接受一些可以免除他们思考之劳的简明论断。这就是罐头思维。罐头思维表现为“一群人采用一句话”和“听见别人说就跟着说”等行为，它让人思想懒惰，先是不肯仔细思考，最终完全丧失了仔细思考的能力。

理性的说理需要足够的文字。说理是由三个必要部分—结论、理由和保证组成。“说理”与“非说理”的区别在于说理有结论，并有理由，而非说理则只有结论。在说理的主张和理由之间，还需要有一个可靠的中介保证，又称“假设”，如果这个假设不可靠，那么，再好的理由也不能充分证明结论的合理。

往往是在需要思考一个说理陈述是否可靠时，我们才特别注意那个被省略掉的假设。例如，一个人说尼克松是一位好总统（结论），因为他擅长外交事务（理由）。这是一个说理的陈述，但并不可靠。单凭这个理由，结论是站不住脚的，这是因为，在理由与结论中那个被省去的假设（“一个擅长外交的总统一定是好总统”）是有问题的（“片面”）。

说理需要理性、逻辑、认真地对待论证的每一个环节，这是为了能够说服与自己看法和主张不同的他人。以广大的而不是专门读者为对象的报刊，是最适合于说理的大众媒体。微博则主要是在朋友、熟人，或朋友的朋友，熟人的熟人中传播，具有同声相求的性质。人们发现，微博常常裹挟大批的粉丝，其实就是一种同相求的效应。在这些群体里，三言两语，说说心情，发发感慨，晒晒心情，是用不着太说明理由的。“非说理”并不是微博的镨，因为微博本来就不是为说理而创建的。

微博拄往使用感情色彩鲜明，富有修辞特色的“痛快”语言，这是因为微博信息需要借助强烈的情绪感染才能得以传播，结果更是不断强化、激励已经在起作用的情绪。富有感染力的话语给人一种雄辩的感觉，似乎能够提高说服力。然而，在这种说服中，需要把说理与感染力做一个区分。有感染力不代表就是好的说理。

（选自徐贲《微博为什么不是好的说理形式》，有删改）

材料二：

对我的《微博是好的说理形式吗》曾宪皓先生写了《来论微博正是好的说理形式》的讨论文章。微博是为人们运用的传播媒介，公共说理也是人们很关心的话题，讨论微博与说理的关系，目的不是要争一个谁是谁非的最终结论，而是要加深对问题的了解，因此，我愿意就曾先生文中提到的几个关于说理和微博的问题再作一点讨论。

首先便是什么是公共说理的“理”。此“理”指的是一个由“理由”来充分支持的“结论”，在这二者之间还需要有一个可靠的，可称为“假设”的中介保证。这当然不是唯一可以称作“理”的理。牧师布道说的是理，老百姓心目中的天道是理，发展是硬道理坚持的是理，但这些都不是公共说理的那个理。这些“理”与公共说理的“理”的区别在于，它们的结论是靠“信仰”支撑的，不需要说出理由。

曾文说，“贡献出结论，不代表推演缺位”这话是对的，但是，在公共说理中，那个不缺位的推演不能只是发生在说话者的头脑里，而必须说给公众听。放在一个人头脑里的推演是否可靠，是否符合逻辑，是否合理，不说出来，别人又如何检验呢？说理不仅要说出“什么”，而且还要解释“为什么”。

曾文说，“不认‘结论’和‘理解’，照此思维，禅宗是虚妄，顿悟不存在，口号皆扯淡”。这话恰恰犯了一个公共说理的错误—拉开话题，因为徐文讨论的是“说理”，不是禅宗，不是顿悟，也不是口号。公共说理不是时人类其他思维和表达方式的否定。提倡公共说理，不是说别的什么都是“胡闹”或“扯淡”。禅宗、顿悟，呼口号有它们自己的作用，但不在讨论说理的范围之内。

曾文认为，在说理时“以偏概全”不是什么大问题，“统计学上的以偏概全，不排斥这段话在精神上抓住症结，不排斥它的正确。恰恰是它抽出了现象中的‘理’，人们才认同它，转发它”。以偏概全不是统计学意义上的谬误，而是一种有社会危害的思维方式，叫作“草率概括”，说理要求避免草率概括，那是因为许多的成见或偏见都是因草率概括造成的。成见或偏见就是在握有充分证据之前，便先有了确定的意见和看法。

其实，在说理中，要“抽出现象中的‘理’”，有比草率概括更好的办法，那就是用“限定词”。图尔敏的说理论证称之为“模态限定”，也就是在陈述主张的时候，添加“往往”“可能”“也许”“基本上”“在很大程度上”等限定语。这不仅仅是为说理留余地，更是一种话语伦理的基本教养。

这当然不是说夸张就不好，而是说，夸张在说理中会削弱说话者的可信度。许多在文学修辞中常用的有手法或风格在说理中恰恰是应该避免的，因为说理不是文学。

说微博不适用于说理不是贬低微博，这就像说水壶不用于煮饭不是要贬低水壶一样。曾文说，“微博可以加图片、视频、长微博，实在不行还能用文章链接嘛”，但这正说明，微博所起的毕竟只是引介与索引的作用，它本身并不是在说理。亚里士多德曾指出一种逻辑错误，“5是2加3，因此5既是奇数，又是偶数”，所以，微博只是许多媒介中的一种，不能因为它与别的媒介可以结合使用，它就变成了一种无所不能、什么都是的媒介。

（选自徐贲《再谈“微博”与“说理”》，有删改）

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最近，一档全新的原创文化类节目《上新了，故宫》成为现象级电视节目，引发全民关注。《上新了，故宫》打破了大众对故宫的刻板印象，让文物“活”了起来，既有内容，又有产品，“零距离”走进大众视野，以一种喜闻乐见的方式向年轻人传递文物的温度与文化的内涵。

节目将静默的文物转化为富含精神文化内涵的文艺产品。每期节目都有一个主题，明星嘉宾围绕主题探寻文物的前世与今生，挖掘文物背后的价值与精神内核；通过与国内设计师和高校设计专业学生合作，设计与时代接轨的“年轻化”文创产品让“旧文物”焕发“新生机”，实现深层次的“温故知新”。

“温故知新”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故”在探寻故宫未知领域，“新”在获得文化新认知；另一方面，“故”在感知文化记忆与历史内涵，“新”在打造全新文创产品。

节目实现故宫与创新的完美结合，打开了故宫文化的另一种解读方式。它通过将文物变为文创、文创变为产品的方式，让故宫文化以具象化的文化产品被更多年轻人“带回家”，打通了观众与传统文化双向互动的新通道。“故”与“新”、“旧文物”与“新创”的平衡实现了观众与古老文明的对话，为传统文化注入新的活力，为优秀文化的弘扬开启了新纪元

（摘编自滕华琳《从<上新了，故宫>看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

材料二：

“超级网红”故宫又一次登顶热门话题。从故宫“紫禁城元宵灯会”的吸睛式宣传，到网友对活动质量的褒贬不一，再到网媒、专家对“故宫开发利用的边界”的广泛评论，一系列话题让我们意识到，当故宫顶着闪耀了600年的历史光环走到当下，变得可亲可近时，文物保护与文化创新的冲突正在悄然酝酿着。

不可否认，故宫作为皇家文化代表，在文创研发上，其占有的资源无可匹敌。故宫文创品类从朝珠耳机、书签等“小玩意”拓展到珠宝、美妆等多个领域，融入当下生活场景。显然，故宫文创自成一派，也带动了中国各地博物馆的文创之风。不过，对于以传承传统文化为责任的文物文创，再创作的尺度依据什么测量？是否需要建立行业标准？这些问题需要宫作为“龙头”有所作为。一些文创产品同质化重、质量不够好等问题，也需高度重视。既然是文创产品，也应当符合商品价值的一般规律满足，不同消费者需求，既要有适合普通大众所需的生活小玩意，也需要有追求高端品位的精致工艺品。供给以创意审美为底线，无论是趣味化还是高雅范，自内而外新生的力量才是艺术表达的本真诉求和创新方式。

故宫作为文创的先行者，在文创传播方式上常有突破。从“雍正卖萌图”开始，故宫的文物有了“深入民间”的温度和“与民同乐”的态度，故宫持续的“花式卖萌大法”成为年轻人热衷的流行表达。但当沉默的文物变得热闹起来，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关注时，是以突破传统保护的方式达到展示价值和传播需求，还是以更安全的方式爱惜羽毛般保存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一些过火的宣传提醒我们，过于迎合观众的设计可能非但不能达到目的，还会给人留下缺少自信的印象。如果说文物创新是一种对历史文化的现代创造，那么，文化顺应时代趋势被创造和利用的方式应当更加自信。

无论是物质文化遗产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遗产活化都是一条被认为能激活文化价值生命力的有效途径。然而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呈现，开放的底线却难以衡量。对于故宫而言，关乎的是历史，是标志，“过去”的姿态固然重要，但现在以及未来更值得思考。在市场热闹、消费者追捧的背景下，引发争议的文创可能带来了传统文化的新生，但也让以博物馆为代表的文物保护陷入盲目发展态势。文创商品的复制雷同、传播方式的低俗献媚，都会丧失文化传承的根本需求。

相比于热度，文物资源的开发需要“保护和利用”的冷思考。无论是用受众喜欢的艺术方式来表达文化审美内涵，还是通过满足商业价值来实现文化创意的结果，文化遗产再创造的最终意义还是要实现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摘编自岑梅玲子《从故官文创看文化遗产创意边界》）

材料三：

近年来故宫推出的文创产品多成了爆款，让“束之高阁”的文物走入寻常生活，收获市场美誉度的同时，也成功引领了国内博物馆做大做强文创产业的热潮。这已然说明，故宫的跨界正在让沉睡的历史博物馆迈向苏醒，不仅对激活内在丰富的文化价值、盘活传统文化和故宫超级IP（知识财产）作出了重要贡献，更为现代商业体系带来一股清流。

一项近40万人参与投票的调查显示，超半数投票者反对故宫取消年夜饭。在某种程度上，故宫火锅、故宫年夜饭等越来越接地气的载体，体现了现实中消费者的实际需求。其实，在不影响文物保护的前提下，类似的创新之举价值几何，没有具体的判定标准，最终还应取决于市场的效果导向。不管是此前被叫停的“故宫火锅”，还是此次被取消的“故宫年夜饭”，只要在保证文化传承、创意融合的同时，保持质量稳定，与民众生活贴近，得到大众认可，皆是可以接纳的。支持“故宫年夜饭”，并不是意味着鼓励高价消费，而是给予消费者选择的自由。

（摘编自孔德淇《“故宫年夜饭”该不该取消，让市场效果说话》）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过程中，中国已经从依靠户籍制度建立的定居型社会转变成要素自由流动的迁居型社会，从依靠血缘、地缘的熟人社会转变成业缘化的生人社会，从低流动、被动流动的乡土中国转变成高流动、全方位、多元化、主动流动的迁徙中国。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流动人口总量达到3.76亿，较2010年增长了69.73%。其中，省内流动人口为2.51亿，较2010年增加了1.16亿人，增长了85.70%；跨省流动人口为1.25亿，较2010年增加了3896万人，增长了45.37%。人口流动参与度大幅度提高，流动人口规模进一步扩大。可以看出，乡土中国向迁徙中国形态转变业已形成。

常态化的迁移流动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空间位置，更深刻影响了人们的生产、生活、社会交往方式、内在文化乃至社会治理理念。在由乡土中国向迁徙中国转变的过程中，以下三个方面的改变是确定无疑的。

迁徙转变必然导致人际交往的异质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随着部分追求经济动机的农村人口离开熟悉的亲属网络、职业网络以及乡土网络流动到城市中，农民之间不再具有共同的身份、进行共同的生活或劳动，农民内部之间出现了分化。外出的农民与村庄之间的联系削弱，村庄的向心力与凝聚力衰退。接受城市文明的流动人口的生产、生活以及交往方式逐渐向城市人口靠近，且随着流动人口的代际传递，传统的农耕文明、“乡愁本色”逐渐褪去，而留守农村的人口仍然遵循着传统的乡土交往习俗。其次，城市社区居民的交往也同样经历着从同质化到异质化的过程。社区人口的户籍化转变为户籍人口与流动人口混居，同一社区内部人群的社会地位差异较大，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从以情感联系为主转向以市场交换为主。与此同时，在社区居民的逐渐陌生人化过程中，不同人群的服务需求、行为方式等也存在差别，趋于多元化和复杂化。

几千年来，农民被土地束缚，世代定居于乡村，形成了天然的稳定性以及自我延续的静文化。“安土重迁”的习俗不仅支配着个体的生活与社会交往，同时也影响着个体的认知和思维方式。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城镇化在吸引农民从农村向城市自由流动的同时，也使得中国传统的静文化发生转型。迁徙中国的大规模、高水平、主动的人口流动，实际上伴随着静文化的退化以及动文化的建构。在此过程中，一方面，农民冲破土地的限制，告别了过密化的农业，血缘、亲缘关系形成的差序格局不断松散，由此瓦解了传统意义上乡土中国的乡村社会共同体与文化基础，导致根植于生产、生活以及交往方式的静文化逐渐退场；另一方面，随着人口流动规模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较多到巨大，流动原因趋于多元化，社会主体、社会空间、社会网络以及社会关系不再受限，自由流动的文化观念逐渐取代传统的静文化观念。

乡土中国的社会治理理念具有浓厚的乡土伦理，以乡村为基，历代相习、积久而成。首先，乡土伦理具有内生性，乡村秩序在村落中自然形成并依靠礼俗规则加以维持和延续；其次，乡土伦理具有习得性，无须专门学习，村民便可以在日常交往中学习并遵守。乡土中国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习惯、礼仪等变化缓慢，世代积累的经验足以维持和保障社会秩序，因此乡土中国是一种礼治社会。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相关政策的松绑，人口的空间位置变化导致社会交往的异质化、信息渠道的多样化、文化观念的动态化，这种转变打破了熟人社会的秩序。传统礼治的约束力日趋弱化，走向式微，法治成为迁徙中国的秩序主导。契约关系代替伦理关系成为社会治理的基础。理性化、法治化、公共性是迁徙中国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推进社会文明的支撑力量。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要以法治为基础。

（摘编自段成荣《由“乡土中国”向“迁徙中国”形态转变业已形成》）

材料二：

随着时代的变化，社会转型日益凸显，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冲击下，中国社会从乡土性进入后乡土性。这意味着在乡土结构依然留存的情况下，由于社会经济与文化观念都已经受到现代化的渗透，中国的乡土社会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现代性的特征。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村落依然还是相对于城市而存在的，但是聚居在村落的人们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乡土性本质特征的变化，新农村的建设必须加快步伐。

费孝通先生在对农村社会乡土特征的分析和高度概括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农村发展模式的理论，这充分体现了“志在富民”“以民为本”的思想。只有以农民需求为导向进行新农村建设才为真正的建设。后乡土社会里，大量农民涌入城市，频繁地四处流动，更换职业，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正是因为主体需求的问题。新农村建设首先要解决农民最关心的问题；其次要解决现代化过程中农业结构性问题；最后要加大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教育事业的投入，尤其重视教育的投资。

在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建设新农村仍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后乡土社会农村的建设问题，并不是单纯的国家问题，也并非单纯的农民问题，更不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问题，所以只依靠任何一方单纯的努力都是不够的，只有各方形成合力，建设新结构、新主体和新功能的新农村这一目标才有实现的可能性。

（摘编自朱珠《浅析中国的新农村建设》）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从上古时代到春秋时代，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一般观念上都强调满足人的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反对追求华丽的奢侈，不但老百姓不可能有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和自身的社会地位的享受，就是贵为天子的君主，也不应该一味地贪图享乐。《尚书·五子之歌》：“训有之，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惘墙。有一于此，未或不亡。”把华丽的美与奢侈的生活欲望简单地等同起来，甚至认为追求华丽的美就是一个国家衰败和灭亡的根本原因。《国语·楚语上》：“夫美也者，上下、内外、大小、远近皆无害焉，故曰美。若于目观则美，缩于财用则匮，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为？”这是倡导朴实之美的最基本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原因，与此同时，传统美学观也就把对美的鉴赏和崇尚纳入了政治风格和道德评价领域，称为一种带有普遍意义的超美学的标准。

（摘编自魏家俊《中国传统文化视野下的绚丽之美》）

材料二

在高歌民族复兴的今天，怎样认识中国文化传统，是我们的重大课题。因为体大，自然思纷；为求其真，仁智之见，我们都应该研究。历览前贤著述，可见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特质。

和而不同，厚德载物。重视人与自然之间，族群、民族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统一。所谓“天人合一”是经过区分天人、物我之后，重新肯定的人与自然的统一，强调的是顺应自然而不是片面征服自然。在观念上形成了“协和万邦”“天下一家”的文化理想。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善于化解对立，主张仁爱、和为贵。

刚健自强，生生不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就是指人要向天地学习，以“刚毅”的精神，生生不息，奋斗不止。中国人因此而创造了世界上独特的文明，而且是世界上唯一未中断的文明。

仁义至上，人格独立。我们以仁义为最高价值，崇尚君子人格，肯定“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弘扬至大至刚的正气，强调人人都有内在的价值与不随波逐流的独立意志，守正不阿，气节凛然，甚至杀身成仁，舍生取义。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强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本主义肯定人民是主体；人君之居位，必须得到人民的拥戴；保民、养民是人君的最大职责。

整体把握，辩证思维。中国思维有两大特征，一是整体观，二是阴阳观。前者从整体上把握世界或对象的全体及内在诸因素的联系性、系统性，反对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后者重视事物内在矛盾中阴阳等关系的对立与平衡。

经世务实，戒奢以俭。我国有现世与实务精神，强调知行合一，经国济民，兼重文事武备，明理致用，反对空谈高调。尊重劳动，倡导勤俭节约，力戒骄奢淫逸，鄙视不劳而获。

中国文化精神的这些特质可以成为中国梦的文化底蕴，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文化基础。实际上，中国古代文化可以作创造性的现代转化。例如中国古代的社会理想，或者说中国梦，代表话语应是《礼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是谓大同。”

这是儒家所设想的远古时期“天下为公”的“大同”之世。也可以说是古代中国人的梦想，这就是“天下一家”的社会理想。

两千多年来，平民子弟通过宗族祠堂与家庭教育世代传承的精神信念，其主流价值仍然是仁爱、孝慈、正直、忠信。百姓接受并影响他人的生活哲学，是带有儒家文化密码的忠臣义士的故事和蒙学读物、族谱家训、民谚民谣中的廉洁勤俭、与人为善等观念，如《三字经》《千字文》以及“四书”中的一些内容。这些价值通过唱戏的、说书的，通过家人乡亲口耳相传，逐渐在民间扎根。

（摘编自郭齐勇《中国文化精神的特质》）

材料三

信息化、数字化既给传统文化的生存发展带来威胁，也为其重焕生机提供契机。为什么从前人们喜欢看戏，现在不喜欢呢？这变化的背后就是信息化、数字化的技术力量。在信息、交通都不发达，文化娱乐活动匮乏时，建立在地域文化基础上的传统文化，得以较好地传承发展。随着信息和交通的便捷，尤其是进入信息化、数字化时代后，地域色彩浓厚的传统文化面临巨大冲击，当人们打开智能手机，就可以观看电影、电视、视频时，很多人就不愿意走进剧院看那些古老的地方剧种了。传统戏剧如此，其他领域和门类的传统文化亦然。但是，信息化、数字化是一种技术力量。它们打破了传统文化的传播限制，使其有可能在全球范围内获取知音。如3D全景声京剧电影《霸王别姬》，从2014年登陆好莱坞杜比剧院后热度一直不减。这种蕴藏着强烈独特的民族文化基因密码、原汁原味的中国传统文化，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不同的文化语境里被认同、被赞叹，真正走向了世界。

（摘编自封寿炎《数字时代，传统文化如何保护传承》）

9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材料一

“网生代”，指的是伴随互联网出生与发展的一代人，他们在数字化、网络化、娱乐化的时代浪潮中成长，从幼儿时期就开始过着一种“屏幕环绕的生活”。在北京大学教授、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任张颐武看来，所谓的“网生代”，他们不需要学习就天然地生活在互联网时代，好似网络世界里的原住民。从此角度来看，当今的青少年接触网络几乎是与生俱来且无法避免的，他们的网络生活要比成年人所想象的更为丰富甚至复杂许多。因此，如何为青少年营造更加清朗的网络生态、让他们健康触网，成为一个值得全社会关注的话题。

张颐武以网络“饭圈”乱象举例说：“一段时间以来，频频出现粉丝非理性追星乱象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部分粉丝不顾社会公序良俗和基本是非，无底线追星，甚至为犯错明星辩护开脱；二是畸形‘饭圈’在网络平台和商业资本的裹挟下，助长‘流量为王’的不良风气，严重违背艺术创作的基本规律；三是部分青少年被不良粉丝群体误导，脱离正常追星轨道，造成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扭曲：四是一些‘粉头’为谋取私利，把普通粉丝组织起来，为明星炒作热度、集资‘打榜’、制造话题，‘饭圈’形成势力化群体，与明星形成一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关系。”

张颐武表示，针对“饭圈”乱象的相关整治措施，旨在遏制畸形的“饭圈文化”，倡导形成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是立足当下和着眼米来发展的必要举措。而网络生态的整治离不开全社会各方面力量从多角度着手，合理分工、正确引导、共同推动，以战略眼光、从长远角度筑牢网络空间清朗的基石。他特别提及，互联网平台的运作机制，对未成年人使用网络的影响巨大。各大互联网平台是网络内容的重要出口，伴随日益进步的技术手段，互联网企业不能只顾追求商业利益，他们需要担负起社会责任，对于不适宜青少年观看的内容需要有一定的管理举措。目前，各大平台都在加强管理，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相关舆论也形成了新的态势，毫无疑问，这些社会综合治理举措都致力于为青少年营造更加清朗的网络生态。有关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12月，中国19岁及以下网民群体占比16.6%，总数达1.64亿。且随着网络技术和业态的迭代更新，网络内容生产和传播几乎是野蛮式的，作为网络空间里最为活跃的青少年群体。他们的网络素养也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网络生态的优劣。那么，青少年应该具备怎样的网络素养？

张颐武认为有两个方面特别值得重视：一是青少年亟需在网络时代具备自我辨别力及认知力，自觉抵制低级趣味、“三俗”内容；二是他们在具备这两种基础能力之后，需要进一步拥有选择判断的能力，筛选出与他们成长相关、优质且有意义的内容来开展自己的网络生活。他谈道：“毋庸置疑，青少年在当前的网络世界里占据着最重要的位置，他们不仅是互联网内容的接受者，也是创造者及分享者。网络上海量的信息一方面十分有活力、有正能量，另一方面也有很多负面的、影响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内容，所以青少年触网需要在树立明确的底线意识的同时，拥有向上的、更高的追求。”

（摘自谯娇《张颐武：网络空间越清朗，越有利于青少年的声音被倾听》）

材料二

网络内容建设是引导培育青少年网络文明素养的关键。网络内容建设呈现的网络文化产品，反映的是网络思想舆论工作的实际成效，直接影响着青少年的思想情感和文化价值取向。由于青少年正处于人生的“拔节孕穗”期，成熟、独立的价值观念尚未形成，安全用网、理性上网、科学上网、明辨是非的意识和能力还很薄弱，在网络中很容易受到不良信息内容的影响和侵蚀，损害其构建良好的精神世界。在此情况下，我们必须精心打造能够吸引青少年的优秀网络文化产品，着力创建优质化的令青少年愿听愿看的网络内容，使正能量的精品网络内容充满网络空间，让青少年在网络空间中见到什么是真善美，做到辨别假恶丑。

当前，网络内容建设存在的问题影响青少年网络文明素养的养成。一方面，网络空间中低俗化、同质化、单一化的网络内容大量存在，众多网络内容枯燥无味缺乏吸引力、感染力。《青少年蓝皮书：中国未成年人互联网运用报告（2021）》数据显示，短视频平台中仅有32%的未成年人在上网时经常和总是主动选择“青少年模式”，仅有14.9%的高中生会自觉使用“青少年模式”，产生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青少年模式下的短视频服务内容普遍缺乏吸引力。另一方面，资本对文化市场的渗透使得网络内容生产商品化、逐利化，网络内容建设逐渐让位于流量关注，利益导向逐渐取代价值导向。如资本对“饭圈”的推波助澜与营销机构的引导，不问是非对错、不管善恶美丑，致使“流量至上”、拜金主义等畸形价值观严重危害了青少年的成长。

（摘自王苗《以优质精品网络内容引导培育青少年网络文明素养》）

材料一

在未来社区建设的问题上，我们首先必须重视政府的力量。迄今为止，无论是早发现代化国家的城市化还是后发国家的城镇化，在其启动运行的过程中，政府都无一例外地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主要是因为城市更新和社区营造所涉及的各种事务均带有总体性。具体言之，未来社区建设首先是一个政策建构和实施的过程，无论是城市更新的规划设计，还是社区改造工程的实施，整个工程都与政府政策制定过程密切相关。尤其是对那些特色社区和问题街区的改造，更是要政策先行，聚焦社会总体状况，推进社区社会资本的形成和社会融合的发展。因此，作为一个以未来社区建设为核心目标的综合性社会建设工程，政府必须通过其政策建构和行政实施发挥其主导性作用。所谓政府主导并不是政府包办，起源于欧美的较为流行的经验是所谓“PPP模式”，PPP主要是强调“引进私人资本，建立起公私合作关系，是指政府与私人组织之间，为了建设城市基础设施项目或是为了提供某种公共物品和服务，以特许权协议为基础，形成一种伙伴式的合作关系。通过合作，各参与方达到比单方面更有效的结果，在获得最大社会利益的同时，各方也共同承担项目责任和融资风险”。既然我们将城市更新落到具体的社区层面，那么，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就应该努力将社区居民看作是一种积极主动的社会参与力量，纳入未来社区建设的进程之中，通过各种形式的社会参与，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合力。未来社区建设进程中的社会参与之所以如此重要，其根本原因在于，一个城市只有在社区层面存在着活跃的具有较强社区归属认同的社会力量，来自政府和市场的种种政策和举措才能踏实落地，并发挥作用，而不至于在社区规划改造的过程中发生对立冲突。

毫无疑问，未来社区建设也是一个带有极强未来性的复杂工程，而且，其未来性要想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彰显，就必须处理好其与现代和传统的关系。在对现代性展开反思批判的基础之上规划社区的未来性。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背景下城市的发展和扩张，以及乡村社会所面临的严重萎缩的困局，都从根本上改写了现代社会历史，使人类社会在获得巨大进步的同时，也衍生出一系列严重的现代性困境及问题。早在20世纪60年代，刘易斯·芒福德在《城市发展史》中即深刻指出，在过去的30年间，“城市更新只是表面上换上一种新的形式，实际上继续进行着同样无目的集中并破坏有机机能，结果又需治疗挽救”，“城市的最为突出的特征是城市使人疏远”。因此，在未来社区规划的过程中，我们不能简单地沿袭城市更新模式，而应在反思批判的基础之上，以将技术性、社会性、生态性集于一身的未来性来消解现代性困境。如何通过未来社区规划，建立起充满共享性的社会，成为未来社区建设的难点和关键。

自人类社会步入现代以来，即面临激烈的传统——现代间的冲突。发展社会学学科体系中占据统治地位的现代化理论即强调，只有告别传统，才能真正地进入现代。但长时间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反思告诉我们，这种非此即彼的“传统——现代”二分思维方式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代之而起的新现代化理论则强调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良性互动，提出对传统的重估，在未来社区建设的问题上，我们应努力建立起未来与传统间直接的联结。我们所规划设计的未来社区，不可能脱离传统——现代——未来这一连续性的发展进程，而突兀地建构起所谓的“未来性”。进而言之，只有充分彰显传统性才能体现其未来性，因为未来性的一个最大特性便是将其前瞻性和延续性巧妙地结合在一起。

（摘编自田毅鹏《“未来社区”建设的几个理论问题》）

材料二

未来的社区治理转型，需要进一步认识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社企关系内嵌在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中，受到相应的关系性规则的影响。关系性规则（比如信任）能够降低交易风险带来的交易成本问题、矫正交易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复杂性和资产专用性。未来的社区治理转型中，需要尤其关注到个人、社区、企业三类关系性治理类型在跨部门互动中的基础作用——信任、柔性和交流，跨部门之间的深层交往尤其依赖于这些关系过程。

第二，未来的社区治理转型应当了解多种治理关系如何衔接互动，比如从属关系、信任关系以及市场关系。社区治理研究需要进一步讨论社区治理中复合治理机制的作用，其中包括了众多异质性治理机制的融合——单边治理与双边治理、关系治理与非关系治理等不同治理机制的对话。

第三，从本质上来说，建构“治理共同体”的内涵已经超越了权力变移的单一过程，跨部门关系的构建在更深层次和更广泛的意义上需要走向整体性的社会建设，包括对社区公共生活的文化认知和价值认同、对社区共同体的情感归属以及对公共物品潜在获益的认知等等。

（摘编自《新社区何以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