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工业化浪潮中，人们倾向于对达尔文的学说断章取义，其中机械社会达尔文主义强调人类社会中的各种竞争关系。如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主编沃尔特·白芝浩在其《物理与政治：自然选择与遗传原理应用于政治社会之思考》中大谈“斗争”在人类史中的作用，以社会冲突作为文明进步的基础。机械社会达尔文主义反对外部力量（如政府）对社会的干预.尤其排斥对弱者即“不适者”的同情和慈善行为。约翰·D.洛克菲勒则宣称：最美的玫瑰只有除掉那些小花蕾才能够生长出来。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威廉·萨姆纳更为直白地写道：“栖息在贫民窟的酒鬼适得其所，大自然把他作为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搬掉，正如大自然定下了消亡的过程，把任何失败者都扫除一样。”

——摘编自侯波《达尔文进化论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社会中的不良思潮》

材料二   严复在《天演论》一书中指出只有“物竞”“天择”的术语，并没有“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说法.其中提出了通过天演之学可以认识西方各国的进步。1900年.梁启超在《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一文中说：“破坏本非德也，而无如往古来今来之世界，其蒙垢积污之时常多，非时时摧陷廓清之，则不足以进步……故破坏之药，遂成为今日第一要件，遂成为今日第一美德。”孙中山不仅强调革命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意义，而且认为在中国未来发展的问题上，也要“取法西人的文明而用之，亦不难转弱为强，易旧为新”，以使中国“凌驾全球”，把我们中国造起一个二十世纪头等的共和国来。在《建国方略》中，他还说：“万众一心，急起直追，以我五千年文明优秀之民族，应世界之潮流，而建设一政治最修明、人民最安乐之国家，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者也。则其成功，必较革命之破坏事业为尤速、尤易也。”

——摘编自陈绍西《进化论与20世纪初中国社会主义思想的激进倾向》

材料一   秦始皇曾以政治手段强制推行思想文化上的统一，这种做法客观上对建构新的国族意识起到了不自觉的作用，但毕竟这种粗暴的做法无法长久。汉承秦制，在秦朝统一六国族属的基础上尽力开拓边疆，域内所需整合的对象更多。然殷鉴不远，自然不能重蹈覆辙，于是把关注点放在了文化的层面之上。要建立文化上的认同感，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借鉴周朝的礼乐制度。孔子以及儒家学者接续了历史文化传统，六经典籍作为三代损益的历史文化精神和信念的代表，是合理秩序和价值、信仰的源泉，天下大一统以及合理政治操作的理据亦源于此。以儒家为核心进行整合、建构新的国族意识理所当然。

——张宏斌《秦汉国家形态建构中的儒教因素》

材料二   作为宗教，佛、道两教虽然具有使人们排遣精神苦闷、消弭死亡恐惧的作用，但是在遇到如何规范现实世界的社会秩序和处理具体社会问题时，则又不能与儒学抗衡了。儒学的尊君、礼制等级和忠孝思想有助于维护君主的权威，其德治教化学说更是君主政治的修饰和补充。……儒学重入世，强调治国安邦、建功立业，倡导个人对社会的责任感。这种积极向上、不断进取的文化精神，是佛、道两种宗教文化所不具备的。随着社会的不断稳定和统一趋势的形成，这种精神日益显得不可或缺。正因如此，儒学虽然式微，但仍能够生生不息，并在十六国北朝时学术地位不断上升。

——曹文柱《略论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化结构的更新》

材料三   今之称西人者，曰彼善会计而已，又曰彼擅机巧而已，……而非命脉之所在。其命脉云何？则自由与不自由异耳。中国人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

——严复《论世变之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