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稻，美田欲稀，薄田欲稠” | 《四民月令》 | 崔寔（东汉） |
| “下泉宜稻，得其宜，则利百倍” | 《博物志》 | 张华（西晋） |
| “曝（稻）根令坚”；“稻无所缘，唯岁易为良” | 《齐民要术》 | 贾思勰（北朝） |
| A．农业劳动模式发生变化 | B．精耕细作农业有所发展 |
| C．土地利用效率尚需提升 | D．水稻种植区域得到推广 |
材料一 战国秦汉时期，我国北方农作物载培出现了一些新气象。根据《史记》《汉书》 等文献记载，从西域诸地传入的作物主要有：苜蓿、葡萄、石榴、胡麻(芝麻和亚麻)、大蒜、葱、胡桃(核桃)、胡豆(姿豆、豌，豆等)、胡茶(芫茶)等。另外一种重要的作物高梁(非洲高梁)也是大约4世纪前后从非洲经印度传入我国的。至春秋末年和战国时代，大豆已经和粟并列成为主要粮食作物。“大豆保岁易为，宜古之所以备凶年也”;“韩地……五谷所生，非麦而豆，民之所食，大抵豆饭藿羹”。
——摘编自吴存浩《中国农业史》
材料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粮食贸易快速增长，至1981年已增至258.52Mt( 百 万吨),年均增长率超过10%。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的 进行，逐步形成了涵盖削减和取消可能导致农业生产和贸易扭曲的农业支持政策等内容的 《农业协定》,如配额、出口补贴等措施的使用亭到了国际贸易规则的约束，既影响了粮食的市场供求状况，也束缚了世界粮食贸易的快速发展。
——摘编自王溶花、曾福生《世界粮食贸易格局的演变及发展趋势分析》
(1)根据材料一，概括指出战国秦汉时期我国北方食物生产的“新气象”。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上述“新气象”出现的主要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二战结束后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前，世界粮食贸易增长的原因，并指出其对人类生活的积极影响。
| A．根本上抑制了土地兼并 | B．导致宗法分封开始瓦解 |
| C．受生产技术发展的影响 | D．体现了强制耕战的思想 |
| 户籍年代 | 受田对象年龄（岁） | 史籍出处 |
| 北魏时期 | 15~70 | 《魏书·食货志》 |
| 北周时期 | 18~59 | 《隋书·食货志》 |
| 隋朝初期 | 21~59 | 《隋书·食货志》 |
| 唐朝中期 | 25~55 | 《唐会要》 |
| A．社会管控更加严格 | B．经济重心南移加快 | C．土地兼并现象消失 | D．赋役改革迫在眉睫 |
材料一 这部中国史的着眼点在社会组织的变迁，思想和文物的创辟，以及伟大人物的性格和活动。这些项目要到有文字记录传后的时代才可得确考……本书即以商朝为出发点，然后回顾其前有传说可稽的四五百年……在后人关于夏朝的一切传说和追记中，我们(所)能抽出比较可信的事实。
——张荫麟《中国史纲》（1941年）
材料二 我们如果不自满于神话与传说，那只有求助于考古学之地下发掘的证据，现在虽因为材料缺乏、考订困难，还没有明确的论断，可与古代的记载互证……我们今后研究古史，不必龂龂于文字记载的争辩，而只有从事于考古学而努力于地下发掘之一条大道。
——周予同《开明本国史教本》(1931年)
(1)据材料一，分析《中国史纲》不以夏朝作为“出发点”的原因，指出该书探索夏朝历史所依据的史料。(2)据材料二，指出探索夏朝历史奥秘应遵循的最重要路径，并分析其原因。
| 时间 | 版本 | 记载 |
| 1899 | 《东洋史要》 | 自五口通商以来，罪徒多受雇于外船。冀免被捕……有挂英国旗之商船名亚罗号者，清廷官员捕清人十二名以去，香港知事巴笃斯怒，诉于两广总督，不得要领。 |
| 1911 | 《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 | 广州绅民自三元里决战后，与英人积嫌已深……英人以条约为词，数请入城，不得；（叶）名琛益自负，凡遇交涉事，驭外人尤严。 |
| 1933 | 《新亚教本·初中国史》 | 原来鸦片战争，粤人受帝国主义压迫，最先感觉苦痛……英人终不肯罢休，为要完成他的东方侵略政策，便借端开衅。 |
| 1937 | 《开明中学讲义》 | 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者已看破了中国的弱点，便处处挑衅。中国虽受帝国主义的武力压迫，缔结了不平等条约，但政府与人民的排外倾向，并不因此而衰退。以此之故，当太平天国及捻回之乱发生时，又有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的事情。 |
| A．历史记载随着时代发展趋向全面 | B．时代观念变化影响历史教本表述 |
| C．教科书编者带有明显的个人色彩 | D．第二次鸦片战争起因未形成定论 |
| A．私人海外贸易蓬勃发展 | B．被迫卷入了世界资本主义市场 |
| C．闭关锁国政策逐渐失效 | D．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初步解体 |
| A．董仲舒以礼制教化民众 | B．儒家思想融入法律法规 |
| C．司法实践广泛援引秦律 | D．儒家学者促进法律发展 |
| A．自主创新 | B．针对积弊 | C．查漏补缺 | D．旁征博引 |
材料一 司马迁自幼受《春秋》影响颇深，继而作《史记》，形成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崇高抱负。《史记》作为一部历史巨著，是一部政治、经济、文化、人物、风俗、地理等兼容并包的“百科全书”。司马迁记述历史，“其文直，其事赅，不虚美，不隐恶”，坚持直笔，展示了他一代史学大家的治史态度。
——摘编自张迪《司马迁与司马光史学思想的比较》
材料二 司马光曾叙述了《资治通鉴》的总纲：“臣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为编年一书……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其书记述了“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一系列史实，将明君、忠臣、良将、循吏等种种条教方略，详备记载。司马光以“信史”作为基本要求，既歌颂历代统治者光荣的政绩，亦记述昏君的残暴及人民的反抗，“使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戒”。
——摘编自伊兜《伟大的〈资治通鉴〉》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比较二司马治史的异同。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成为史家应包括的品德素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