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民法是规定公民和法人的财产关系以及跟它相联系的人身非财产关系的各种法律。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中国古代并无现代意义的民法，编纂民法典之议始于19世纪末。1902年光绪帝下诏参酌外国法律，改订律例。1908年始编纂民法典，引进了西方民法典的立法理念和编纂方法，于1910年完成《大清民律草案》，但未及正式施行。

——摘编自《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

（1）依据材料，概括《大清民律草案》的特点。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编纂民法典之议始于19世纪末”的国内背景，并指出民法典“未及正式施行”的直接原因。

材料二1954～1956年，新中国着手起草第一部《民法典草案》。此后，由于发生“整风”“反右”等政治运动，民法典起草工作被迫中断。1962～1964年，虽完成《民法典草案（试拟稿）》，但因“四清运动”而中断。以上只是表面原因，关键原因则是不具备其赖以存在的经济社会条件。

——摘编自梁慧星《制定民法典的设想》等

（2）依据材料二，概括两次民法典起草工作中断的原因。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当时的“经济社会条件”。

材料三1979年，我国第三次起草民法典，但经济体制改革刚刚开始，条件还不具备。1985年，随着改革开放日益深入，民事生活越来越活跃，客观上迫切需要制定一部全面调整各种民事关系的基本法律，于是1986年颁布民法通则。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方向。随后，与之相适应的担保法、合同法等单行法相继制定。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与国际接轨，民法典的起草加快。2017年3月1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并提出争取2020年形成统一的民法典。

——摘编自梁慧星《中国民法典编纂的几个问题》等

（3）依据材料三，归纳改革开放以来编纂民法典的基本历程。这一历程反映了怎样的特点？结合所学知识，谈谈我国推动形成统一民法典的有利因素。

材料一   死子想回到西周；维护奴隶制，政治上是保守主义者，有他的落后一面，但他是伟太的史学家、教育家和人道主义的倡导者，他在历史文化遗产的继承、整理和传播上有卓越的贡献。

材料二   针对诸侯分裂势力，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向汉武帝陈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把国家统一、政治集权上升到天地之道的高度，促使汉武帝下决心彻底解决诸侯王国封土过大的社会顽疾。董仲舒提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武帝完全采纳了他的建议。

——摘编自李奎良《董仲舒关于社会制度设计的贡献》

材料三   宋代理学的兴起是当时社会存在的产物。一是北宋统治者强化封建统治的需要。封建统治者除了在政治、军事上加强对人民的镇压外，还需要在思想上对人民进行说教和控制。理学正是建立和强化封建秩序的理论基础。二是魏晋隋唐以来儒、佛、道三教既长期纷争，又相互影响、渗透而趋于合流的结果，隋代王通提倡三教合一，唐代韩愈仿佛、道的传法系统，建立儒家道统，为理学的产生开了先河。

——摘编自王士立主编《中国古代史》

材料一   由于中国的国情，中国战场实际上分为两个相互独立，同时在战略上相互支撑的战场。这种格局贯穿于战争始终，是中国抗日战场在极其困难情况下得以保持完整的前提条件，也是中国抗日力量，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努力的结果。正是因为如此，中国战场才能在自身贫弱、外援不足的情况下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战略性的贡献，使反法西斯盟国世界战略能在中国战场的牵制下得以完成。

——摘编自韩永利《浅论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略地位》

材料二   历史事实证明，如果没有正面战场多次大规模作战，吸引并杀伤大量日军，敌后战场的开辟将是艰难的；同样，如果没有八路军、新四军和广大人民武装在敌后战场对日、伪军的有力牵制、打击，正面战场所承受的军事压力将更大，有些战役失败得也将更惨。……抗战初期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主战场作用是明显的，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阶段敌后游击战场的关键作用也是明显的。

——摘编自曲青山《在抗战纪念活动中需把握好的几个重大问题》

材料   明清时期巡抚、总督官制沿革简表

——据《明史》《明实录》《清史稿》等

5 . 材料   汉武帝时，由于大事兴作，巨款开支，不仅使汉初七十年间的积蓄为之一空，而且广大农民由于繁重的赋税徭役和豪强豪商的盘削，加上连年天灾，纷纷破产流亡。同时，豪商大贾们利用汉初以来“开山泽之禁”的政策，操纵冶铁、煮盐、铸钱等生产部门。面对严峻的情势，汉武帝决心进行财政经济改革，从公元前120年起，重用“兴利之臣”，主持全国财政经济工作，这其中尤以桑弘羊最受信任。他推出了一系列改革经济财政的措施，主要有：征收财产税，即算缗告缗；扩大公田数量，出租给农民并收税；屯边移民，将民众迁往汉帝国新占领的土地上耕种，这个措施极有助于安置流民、降低军费；推行五铢钱，打击私铸行为；盐铁收归官营等。后来，王安石变法中的均输法、市易法就是脱胎于桑弘羊设置的均输、平准，历代以来实行的专卖政策也是出自他的盐铁官营之法。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

7 . 材料：周秦以来，中国形成了自创一格的“中华法系”，成为公认的世界五大法系之一。在历史的推移和王朝的更迭中，法制虽代有损益，但“诸法合体”“政刑不分”的旧法律结构形式却始终未变。自八国联军侵华之后，朝野上下，争言变法，于是有了新律之萌芽。法制改革是清末新政的重要内容。新政开场后，刘坤一、张之洞在“江楚会奏三疏”中率先提出修订新律。1902年，清政府正式派沈家本、伍廷芳二人兼取中西，修订法律。1903年，设修订法律大臣，以“务期中外通行”为修律原则，参照古今，以“中国法律与各国参互考证”制定中国新法。1910年，清政府删改《大清律历史》，改革“民刑不分、诸法合体”的传统法律结构，又根据资本主义三权分立的原则，试行“政刑”分离，司法独立，中国之司法、行政分立自此而始。虽然新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旧观念旧势力的抵制，但是它提出的许多刑名至今仍被沿用，其中体现的近代法律精神进一步推动了中国法制的近代化。

——摘编自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材料：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在《重寻近代中国》中写道：如何评估1928年之前的中华民国史，过去的言说，不论是中共，还是国民党，都将这一时间段看作是“北洋军阀反动统治”，即便是中性表述，也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或“北洋时期”。如果从大历史视角观察，1912年至1928年的中华民国是中国历史的正统。继续妖魔化这段历史，其实是对中国历史的不尊重。

材料   甲午战后，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主张开议院。随着维新运动的高涨，康有为认为“民智未开”，开议院为时过早。1898年，康有为在《应诏统筹全局折》中提出：设制度局，负责“审定全规，重立典法”，“撰叙仪制官制诸规则”，甚至“酌定宪法”；制度局议定章程之后，交由法律局、税计局、学校局、农商局等12个专局来负责执行；制度局成员由皇帝擢拔，对皇帝负责；议事程序是“派王大臣为总裁，体制平等，俾易商榷，每日值内，同共讨论”，最终由皇帝裁决。开制度局的建议得到了光绪皇帝的重视和支持，但遭到保守势力的反对，最终未能实现。

——摘编自《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