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一个村支部书记的口述史

（水联、水钢是张家港市“村级企业的一面旗帜”，吴栋材为1979年永联村党支部书记）

一、设想。

1980年底以前设想些什么呢？……今年冬天平整土地120亩左右，全部种薄荷、公社已批准；1979年的冬天和1980年春天，开好鱼池，建好排涝系统，做到当年受益；1980年冬天把5队、6队……除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改造三角圩外，在种植上要粮棉并举，还要多种经营全面发展。

二、誓夺高产战当前今年秋播奋斗目标：小麦亩产增一成，力争达到650斤，保持全社第一名……薄荷亩产150元（一亩）生猪圈存达500头，农副工全面大发展，生活水平力争超过120元；两年半规划：11月初开以平整土地120亩左右。……填高三角圩走脚田基地……大队打算拿出每方土一角钱搞适当补助，其中抽出20%搞多快好为标准的奖励。

三、落实政策抓关键。

……生产队一定要贯彻多劳多得的原则，尽量做到定额管理为主，计件管理为辅，以任务到组，责任到人。……反对出工大轰隆，口号记杂工的错误做法；努力减轻农民负担和转变干部作风，……大量减少吃闲饭人员。

四、狠刹歪风不手软。

凡劳力外流在本县本省者（如租船运输，踏二轮车等），到10号止所订合同一律作废……在新疆等地各集体外出者，在9月底归队，过期按3元上交大队处理。外出拾花（荒）者按3元1天上交算。……实现四化，我们要变成工业省，2/3的人要搞工业和服务性行业，你这种贼里贼气的能让你进去吗？……仍有少数人还袭用“四人帮”横行时的那一套，胡作非为，头脑中私字作怪，还有严重的派性，抓住派性不放，这是极极端错误的。

——摘编自1978年9月4日吴栋材永联村社员大会上的讲话《警夺高产战当前，落实政策抓关键，很刹歪风不手软》

材料   晚清时期的郭刘之辩光绪元年（1875年），清政府向各方征集兴办洋务“求强”的意见、方法与谋略。时任地方官员的郭嵩焘积极响应，把自己的主张和观点写成《条陈海防事宜》上奏，同时把奏折给同僚刘锡鸿看，请他评论。刘锡鸿也把此事记录了下来。

嵩焘窃谓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策，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一节也。故先欲通商贾之气…（洋人）以保护商贾为心，故能资商贾之力以养兵…盖洋人皆有保护商贾之心，而于地方官多所捍格，此即因其意所向利导之者也。（西方各国的轮船、铁路等，主要是商人制造，经济实力在商人而不在国主，政策起着调控作用）是以国家大政，商贾无不与闻者。——郭嵩焘《条议海防事宜》折洋人之商贾与闻政，官商相保卫，资商力以养兵，非其法较中国为善也，情形迥不侔也。洋人所谓国主，无异乡里中之首事；所谓官，无异乡里中之富室大家。国主由公众举，畀以一定分禄，承办一国之事，而不能专断其事，遇事则集富室大家及一国之众而公议之。…中国天下为家，已更数千载，政令统于一尊，财富归诸一人，尊卑贵贱体制殊严，士农工商品流各派。涣汗（帝王的圣旨、号令）颁而八方罔不承听，矧（况且）其在逐末之人何得妄参国是…夷狄之道未可施诸中国也。中国制治必须朝廷操利权。利不足操朝廷之权，然后可冀效诚于商贾；使富商大贾视官宦如帝天，偶一盼睐便可以为至荣极宠，斯匍匐以献其财力而惟恐不纳矣。

——刘锡鸿《论时事书偶笔》

材料一 图一

材料二 2000多年前，亚欧大陆上勤劳勇敢的人民，探索出多条连接亚欧非几大文明的贸易和人文交流通路，后人将其统称为“丝绸之路”………是促进沿各国紫荣发展的重要纽带，是东西方交流合作的象征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

材料一   孔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孟子曰：“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荀子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此之谓也。故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

材料二   春秋时期出现了铁器、牛耕，出现了大量的私田，诸侯国经济政治军事实力大增，希望享有周天子那样的政治和经济特权。

平王东迁后……王畿之地只有方圆一二百里，而且日益减少；与此同时，王室军队不如诸侯，只有三军、两军或不足一军。史书记载：“平王之时，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诸侯）。”

材料一 （北宋）东京城郊兴起了为数不少的草市。草市这一名称初见于东晋南朝，是小规模的乡村集市和商业点，具有时间性，是定期集市。位于东京郊区的草市渐渐发展为城外厢，成为郊区的经济中心，起中心市场的作用、真宗时东京郊区草市已非常繁盛，“十ニ市之环城，嚣然朝夕"”。附城草市由于商业的发展，一般多位于交通要道。在这些草市上，批发业、零售业都很繁盛，有的特别繁盛之处已和市区别无二致。

——摘编自樊莉娜《北宋东京城郊的发展》

材料二 江南地区市镇的发展，始自宋元时代，当时号称村市、草市、墟、会、市、镇等。明代初年，由于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全国各地市镇普遍兴起，从临时的、定期的集市发展为较大规模的工商业市镇，如长江中流的刘家隔，”其始居民十数家，宣德、正统年间，商贾占籍者亿万计，生齿日繁，贸迁益众，卒成巨镇”。特别是在十七世起前后约两百多年间（从十六世纪后半期到十八世纪前半期），发展最为迅速。从明清两代地方志里的一些史料可知，江南市镇人口增长的情况有自数百家、数千家以至万家者。

——摘编自傅衣凌《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经济的分析》

材料一 春秋时期，秦国已经置县。不过，此时的秦还是一个僻居西部的小国。至战国时期，秦对外扩张活动不断加剧，县的数目也越来越多。而秦国置郡，还仅见于战国时期的史料记载。秦帝国建立后，废除分封制，确立郡县制为帝国的地方行政制度。郡县制的发展，促使了地缘关系取代血缘关系。早在商鞅变法“集小都乡邑聚为县，置令丞”以什伍为制重编户籍，以军功定尊卑爵秩等等措施，就是要铲除旧的血缘关系。汉代的异姓与同姓诸侯王对皇权的威胁是显而易见的。至汉武帝时代，诸侯王割据势力被铲除，君主专制制度才真正得以巩固。秦汉皇朝控制地方的措施，主要为掌握郡县主要官员的任免权，分离郡县的行政权与军权，建立严格的监督制度。秦汉郡县的机构庞大，管理范围涉及民政、财政、司法、教育、选举、监督等诸多方面。不过，尽管秦汉郡县机构复杂，人员众多，但管理层次则是相当分明的。郡的最高长官为郡守、郡丞和长史辅佐郡守，郡尉主管武事，各类行政部门均有主管官员，为列曹等。县的最高长官为县令（长），县的各类部门也设立主管官员，郡守、县令（长）分别主持郡、县之政务，郡辖县、县辖乡、里等基层组织。在郡县内部，还建立了监察和考核制度，监督官员履行职责的情况，中央政府对郡县实行严格的控制。秦汉的官僚机构犹如一座层次分明的金字塔。塔顶是至高无上、独揽国家大权的皇帝。

——摘编自易宁《秦汉郡县制、罗马行省制与古代中西文明的特点》

材料二 罗马行省制也经历了相当长的发展过程。公元前227年，罗马建立第一个行省——西西里行省。之后，随着罗马海外征服的范围不断扩大，行省数目大为增加，行省制成为罗马统治海外领地的重要制度。公元前27年，罗马帝国建立后，行省制度仍有过多次重大改革，管理体制更趋于完善。行省制的发展，破坏了罗马城邦的社会政治经济基础，即与氏族血缘关系有联系的具有闭塞性质的罗马公民集体，以及罗马公民权与土地占有权和服兵役权三者的结合，最终导致罗马城邦走向崩溃。经过从奥古斯都至戴克里先（公元285年至305年）长达三百余年的时间，罗马政体才由元首制过渡到君主专制。罗马帝国皇帝控制了行省主要官员的任命，行省总督不再握有军权，对行省监督也趋于严格。在戴克里先时代，包括行省总督在内的所有高级行政长官的任命以及军团长官的任命都是由君主亲自签署的。但是罗马行省机构则远不及秦汉帝国那样复杂，罗马行省之下为城市由于城市具有自治或半自治的性质，所以罗马行省的管理表现出两大特点：一是机独设置简单，官吏人数不多。二是行省主要负责税收、司法和治安等方面事务。尽管随着罗马帝国的发展，中央政府对行省控制不断加强，对城市事务干预也越来越多，城市自治的性质逐渐消失。但罗马行省始终没有形成层次分明的管理机构。

——摘编自易宁《秦汉郡县制、罗马行省制与古代中西文明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