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自明朝中期起，高产作物玉米、番薯、马铃薯自海外传入中国，它们不仅单位亩产量大，而且适应性强，不与五谷争地，旱地、山地等处皆可种植，因此得到广泛传播，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口增长对土地造成的压力。烟草、花生等新的经济作物也大致于同时引进，进一步丰富了农产品结构。

隆庆开放海禁之后，大批中国商品以东南亚为跳板流入欧洲和美洲……与海外贸易的发展相联系，白银货币化成为明朝后期到清朝引人瞩目的现象。明初以铜钱、纸钞为法定货币，白银在禁止流通之列。但纸钞因政府未能控制投放量而导致信用下降，……明朝中期，朝廷被迫弛用银之禁，而通过海外贸易大量流入中国的白银恰好弥补了国内银矿不足的缺陷。……白银作为货币，具有不变质、易分割、价值高等优点，其货币化本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反过来又进一步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材料二   清初，厉行海禁，严禁民间船只私自出海。康熙平定台湾后，于二十四年解除海禁，指定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四地为对外通商口岸。但到乾隆二十二年，又将通商口岸缩减至广州一处。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一   荀子是先秦时期重视粮食安全的思想家之一。《荀子·王制》中说：“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他认为法律要规定好赋税的缴纳，“轻田野之税，省刀布之敛，罕举力役，无夺农时”，同时，“田野十一，关市几（检查）而不征，山林泽梁，以时禁发而不税……通流财物粟米，无有滞留”。荀子还将强国按一定的标准划分为王、霸与强三种霸者，“王者富民，霸者富士……亡国富筐筐，实府库”，只有“辟田野，实仓廪，便备用”，确保国家粮食安全，进而选贤任能才能真正成为霸者。

——摘编自王高阳《先秦诸子粮食安全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材料二   近代中国是世界粮食进口大国。1867—1887年，进口洋米约为38万担。1920年以后，随着洋米进口进入新的阶段，中国米粮主产区的长江流域的洋米进口量也开始增加，年均进口量为1600万担。其中1926年，上海进口洋米已经突破500万担，成为全国进口洋米最多的城市。天津从1921年到1932年的年均进口量达到110万担，东北地区多数年份维持在二三十万担。

——摘编自王浩强《近代洋米进口与中国粮食安全的现实思考》

材料三   随着我国大规模经济建设开始，大批农民从农村进入城市，城市人口和工业就业人数激增。1953年国家收入粮食540亿斤，支出粮食587亿斤，赤字达47亿斤。东北等产粮区遇到灾荒，使供销局势更显紧张。一些私人粮商又乘机抢购粮食，囤积待机。市场粮价大幅上涨，一些经济困难的城市居民已难以购得必须的口粮，造成人心惶惶。国家据现有情况，只能采取这样的政策：在农村实行征购，在城市实行定量分配。这个办法，后被称为“统购统销”。国家掌握粮食和原料后，切断了农民同城市资产阶级的联系，促进了社会主义改造的进行……到了八十年代，这种价格体系和管理体制已经成为改革的障碍，必须进行改革。

——摘编自金冲及《20世纪中国史纲》

材料一　唐代诗歌的成就尤为突出。唐代诗人之众和作品之多都超过了以往各代。仅《全唐诗》所录就有两千三百多人，近五万首诗。唐诗内容的广泛也是空前的。……它有丰富的社会生活内容，也有祖国壮丽的自然景色的画面。……在艺术上，唐诗也达到高度成熟的境地。除李白和杜甫两个伟大诗人外，其他如陈子昂、孟浩然、王维、高适、白居易、韩愈、李贺、杜牧、李商隐等人，也都各自具有独创的风格，在诗歌史上形成了百花争艳的繁荣局面，使我国文学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传统得到了丰富和发展。

——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

材料二　明清时代，是白话小说百花齐放、异彩纷呈的岁月。此时的白话小说不仅数量浩繁，而且以其辉煌的成就赢得了众多的读者，在数千年中国文学殿堂中占据很重要的位置。

通俗小说能够成为文学的主流，绝不是一蹴而就的。……它的崛起经过一个文学的启蒙、继而诞生启蒙文学的艰苦过程。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产生了新的城市阶级。阶级使社会群体重新划分，群体的价值意识也必然出现不可逆转的整合。

——摘编自于平《明清小说外围论》

材料一   除了军事与经济资源的互为挹注，这些封君与周王室之间，也依仗宗族纽带，用祖先崇拜的繁缛礼仪，以朝贡、觐见、馈赠、通婚、封赏……不断加强亲戚之间的关系……亲缘网络的伦理要求，是敦睦亲戚的孝道。于是，周人统治的机制，取得了道德的意义。

——摘编自许倬云《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

材料二 （中国政制）达臻“文明”一途，实应归功于西周的创制。……西周政治里显然有浓厚的贵族色彩，而“共主”名义下的地方分权体制……与秦以后一统的君主“独制”格局泾渭分明。因此古贤多称周秦之间为“天下一大变局”。

——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

材料三   由于夏、商、西周朝代的共主与各诸侯国都是作为相对独立的政治行为体并列存在，使得该时期的大一统主要体现在土地、民心层面，而秦统一六国则最终实现了制度层面的天下大一统。在此过程中，尽管历次朝代更迭都会出现土地及民心层面的天下分裂，但伴随着民族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也使得土地范围从中原地区不断向四方扩展，民心也更加凝聚到对共主的认同上，并在最终经历过春秋战国的重重洗礼之后实现了制度层面上从统一礼仪向建立秦朝中央集权体制的飞跃。

——王宣华《先秦中原文化区域“大一统”秩序观及当代价值探析》

材料一   然而更矛盾的却在于，科举考试内容与科举制宣扬的选拔人才的目的，完全不相符。如其说科举及与其伴行的学校，在于养成或鉴定从政文官，则学校所习、科考所试，应针对其从政所需。笼统的经义，特别是以特种文字格式讲经载道的八股，可以说是与实际政治毫无关系的，而抒情言性、吟花弄月的诗赋更是相去十万八千里。这种离奇现象的解释，真如有些人所说，是由于当时君主大臣们都相信“半部论语可以治天下”，都相信经通一切皆通么？不是的……如其我们不否认科举制也希望达到选贤任能的目的，但它更大的目的，却在于使人们的思想拘囚于一定范式中；在于使人的意志集中到一定目标上；在于以形式平等的文化手段，犹糊智识水准逐渐提高了的一般人士的种族或阶级意识。

——摘编自王亚南《支持官僚政治高度发展的第二大杠杆——科举制》

材料二   科举考试所带来的社会流动“量”的大小不仅是一个绝对量，还是一个相对量的问题。清代虽然只有十分之一的贡生、举人和进士是从没有功名的人家选拔出来的，但科举时代的社会流动途径似小非小、似窄非窄。实际上，科举考试带来的社会流动更是一种价值导向：一个实现了自下而上社会流动的成功案例，往往激励着成千上万的人效仿。这种社会流动不仅具有示范效应，还有蝴蝶效应。通过个人努力可以实现社会地位的提升，这种价值观一旦为社会所认可，会有很多人虽然不走科举通道，但仍会试图通过其他方式改变自己的身份和地位。

——摘编自张天虹《“走出科举”：七至二十世纪初中国社会流动研究的再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