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外国的经验可以借鉴，但是绝对不能照搬。”“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邓小平
材料二 五代党中央，毛邓江胡习，英明来导航，理论指方向。
——刘军《旗帜颂》
思考
(1)材料一反映了邓小平同志的什么思想？
(2)材料二中的“理论”具体指什么？这些理论有何共同特点？
材料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央政府初立九品，按人才优劣定品第，这在很大程度上纠正了汉末察举制被名门士族所操纵的弊端。但九品中正制中各地中正的人选皆由在朝为官的世家大族兼任，人才的任用升降实质上仍然完全掌控于门阀士族的手中。在这种情况下，中央要巩固和加强集权显然是不可能的，与此同时，庶族地主的力量却在门阀士族逐渐衰弱的趋势下不断壮大，他们对于选官制度产生了新的政治诉求，科举制度应运而生。
——摘编自李烁《浅析唐朝科举制度与朋党政治》
材料二 九品中正制，本想替当时用人定出一客观标准，还是不失此项制度所应有的传统精神的。但后来却变成拥护门第，把觅取人才的标准，无形中限制在门第的小范围内，这便大错了。唐代针对此弊，改成自由竞选，所谓“怀牒自列”，即不需地方长官察举，更不需中央九品中正评定，把进仕之门扩大打开，经由个人各自到地方政府报名，参加中央之考试。这制度，大体说来，较以前是进步的。汉制规定商人不能做官，做官亦不能经商，乡举里选系由地方政府察举呈报。现在自由报考之唯一限制，即报名者不得为商人或工人。
——摘编自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材料三 实际上“选举”一词很早就被使用，古代选举兼指选士与选官，如三代（夏商周）就已存在的“乡举里选”，汉代的“乡举里选制”“察举征辟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和隋朝开创的“科举制”。中国古代的选举制度都是通过不同的方式来考察、培养、选拔和任用人才的，它透露着机会平等性、选拔人才的一切以考试为尺度的客观性、组织考试的独立性、社会的稳定性和考试内容的标准化等。这在当时情形下确实难能可贵，由于“家天下”观念和伦理道德，很多被委任的官吏即使不是由人民投票产生的，也能为官清廉公正。这种制度至少给很多平民“布衣”打开了一条通往上层社会的通道，因此，中国古代的很多官吏也是优秀的文学家和诗人。
材料四 唐因隋制，以三省之长中书令、侍中、尚书令共议国政，此宰相职也。其后，以太宗尝为尚书令，臣下避不敢居其职，由是仆射为尚书省长官，与侍中、中书令号为宰相，其品位既崇，不欲轻以授人，故常以他官居宰相职，而假以他名（注如“参知政事”“参议得失”“参知机务”“专典机密”等）。
——[宋]欧阳修《新唐书百官志》
材料五 汉代宰相是首长制，唐代宰相是委员制。最高议事机关又称政事堂。一切政府法令，须用皇帝诏书名义颁布者，事先由政事堂开会决议，送进皇宫划一敕字，然后由政事堂盖印中书门下之章发下。没有政事堂盖印，即算不得诏书，在法律上没有合法地位……必得中书、门下二省共同认可，那道敕书才算合法。
材料六 唐太宗发现有一人诈伪做官，便下令处死。但负责审理此案的官员戴胄说：“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言者，当时喜怒之所发耳。陛下发一朝之忿而许杀之，既知不可置之于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唐太宗被迫收回成命，对他说：“法有所失，公能正之，朕何忧！”
材料七 玄宗时，以中书省事务繁多、文书多壅滞，选用一些文人与集贤院学士分学制诏书敕，…后正式改名为“翰林学士”，并特置学士院以安置。安史之乱后，“军国多务，深谋密诏，皆从中出”，被称为“内相”。宪宗元和年间，中书小吏滑涣，勾结知枢密刘光琦（宦官），“宰相议事有与光琦异者，令渙达意，常得欲。……郑余庆与诸相议事，涣从旁指陈是非，余庆怒叱之，未几，罢相”。……《唐阙史》卷下记云：“一日，枢密使（宦官）出至中书，奉宣与宰臣商量镇州事”。
材料八 北魏太和九年，正式确立均田制，与此相适应的赋税制度是租调制，唐初的租庸调制与之前相比，最大的区别是庸的制度化，这在中国古代赋役制度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整理自李羡於《论均田制的兴衰及其与租庸调制的关系》
材料九 自魏晋有户调之制，北朝因之，及唐而有租庸调之名。租者田租，即今之田赋；庸者力役，若不役，出绢而当庸直；调则户税，各随乡土所出，岁输绢绫纯绵，其无蚕桑之处，则输布麻。惟田赋不计亩而计丁或户，则与均田制度相辅而行，盖必人皆授田，始可按丁征租也。均田制度以户籍为本，籍既失实，欲不废而不能矣。逮唐之中叶，均田制度坏，租庸调亦不能复行，改为两税法矣。
——摘编自万国鼎《中国田制史》
材料十 唐德宗接受了杨炎的建议，便在建中元年公布了这一新税法，明令“丁租庸调，并入两税”，结束了以前赋税制度繁杂混乱的状态。自均田制崩溃以后，土地买卖更加公开而频繁，田庄经济日益发展起来了，新的税制使大土地所有者分担起一部分赋税，商人也要在所经商的郡县纳税。在实行的当年，唐王朝实际控制的纳税户由一百二十三万增加到三百多万户，全年征收的税钱由一千二百多万贯增至三千多万贯。这是我国封建社会赋税制度史上的重大变革，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整理自王仲荦《中国断代史系列•隋唐五代史》
材料十一 白居易的《赠友》描述了两税征钱导致钱重物轻而伤农的现象，“胡（何）为秋夏税，岁岁输铜钱。钱力日已重，农力日已殚”；表达了对租庸调法的认同，“庸必算丁口，租必计桑田。不求土所无，不强人所难。量入以为出，上足下亦安”，主张“复彼租庸法，令如贞观年”。柳宗元的《答元饶州论政理书》指出，两税法实行按户等征税，富人贿路官吏求居下等以逃税，导致“贫者愈困饿死亡而莫之省，富者愈恣横侈泰而无所忌”。他认为要避免上述现象的出现，只有“舍其产而唯丁田之间”，即恢复以身丁为本的租庸调法。
——改编自付志宇《唐人诗文所见两税法变革补证》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隋唐科举制产生的原因。
(2)据材料二，指出科举制与九品中正制的异同。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选举制度的演变趋势，并分析中国古代选举制度变迁的积极作用。
(4)根据材料四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唐初期三省制指哪三省？各自分工如何，并分析三省制作用。
(5)根据材料五，唐代的丞相制度与汉朝相比有什么变化？起到了什么作用？根据材料六所述故事实质上反映了哪两种权利之间的冲突？结合材料指出，唐初君主的权利受到哪些方面的制约？据此，唐朝的君主专制制度呈现出怎样的特点？根据材料七概括三省制实际运行中的调整及其对三省制产生的影响。
(6)根据材料八结合所学，指出“正式确立均田制”发端于中国古代史上哪一重大改革？并简析“庸”的含义及作用。
(7)根据材料九，结合所学，扼要说明唐代户籍制度、均田制、租庸调制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简析租庸调制“不能复行，改为两税法”的原因。
(8)写出材料十“新税法”的名称，并依据材料十概括这一新税法颁布的积极作用。综合材料九、十，指出从北魏到唐德宗年间征税主要标准发生的变化以及人身依附关系呈现的态势。
(9)根据材料十一，结合所学知识，评析白居易、柳宗元对唐代税制改革的看法。
材料一 明代永乐三年（1405年），郑和奉命七下西洋。他先后拜访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传播了文化，强化了交流。但因遵循“四夷朝贡到京，有物则偿，有贡则赏”的原则，以“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来维护重礼仪而轻利益的朝贡贸易体系为主要目的，费钱粮无数，仅维持28年便戛然而止，令后人唏嘘不已。
——改编自谢博等《郑和下西洋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启示》
材料二 欧洲东航（注：指新航路的开辟）后的全球经济，……由于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等全面介入中国的对外贸易，源源不断流入中国的白银，作为“一般等价物”的硬通货，为晚明社会的银本位货币体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由于生丝、绸缎、棉布等商品的出口持续增长，这种“外向型”经济，极大地刺激了东南沿海地区商品经济的高度成长，中国卷入全球化贸易浪潮这一特点，引人注目，值得细细探究。
——摘编自樊树志著《晚明大变局》
(1)根据材料一及所学知识，概括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并分析其影响。
(2)根据材料二，概括“欧洲东航”对中国经济领域产生的影响；根据所学知识，指出面对“中国卷入全球化贸易浪潮”，明清统治者做出的对策及影响。
材料一 叶梦得《避暑录话》云：“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陈师道《后山诗话》云：“仁宗颇好其词，每对酒，必使侍从歌之再三。”……柳永词的内容和语言都趋向俗化，既符合了歌唱者低文化层次的需要，也更有利于市井百姓的接受。
——张学辉《试论柳永词的“大众传播效果”》
材料二 宋代的“市”“自大街至诸小巷，大小铺席连门俱是，即无空虚之屋，每日凌晨两街巷门上行百市。买卖热闹”。“都市之夜市，酒楼极繁华处也任务嘈杂，灯火照天，每至四鼓罢……”
——摘编自吴自牧《梦粱录》
材料三 宋朝时期指的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对整个欧亚大陆有重大意义……中国首次出现了主要以商业，而不是以行政为中心的大城市。……中国人首次大规模从事对外贸易，不再主要依靠外国中间商。……此外同样重要的是宋朝时的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丝毫未对后来的中国社会产生爆炸性的影响。
——摘编自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四 明清时代是江南市镇发展繁荣的时期。市镇发展较快的松江、嘉定、太仓一带，是棉花的产地，棉纺织业发达又靠近沿海，利于海上贸易，是商品经济发达的地区。吴江的河里、平望，湖州的南浔，都是著名的水乡市镇。这些市镇有的以经营手工业为主，有的以某些行业著称，有的是农副产品的交易市场或产地等。随着市镇的发展与社会经济的发达，明中叶以后，在经济作物和水陆交通发达的地区，先后出现了一批著名的工商业市镇。如苏州的盛泽、平望、唯亭，嘉定的南翔、诸翟，湖州的南浔、乌镇等地。这些市镇人烟稠密，街道繁盛，市场繁荣，手工业、商业都很发达，且为各地商贾所集，进行大宗交易。
——摘编自何荣昌《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的发展》
(1)据材料一，归纳柳词传播广泛的原因。结合所学知识，用一句话概括宋代文化的发展特征。
(2)根据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商业革命”的表现。
(3)根据材料四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明清时期江南市镇发展的特点。
材料一 自契丹侵取燕、蓟（指幽云十六州）以北，拓跋（指党项族）自得灵、夏以西，其间所生豪英，皆为其用。得中国（指中原）土地，役中国人力，称中国号位，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是二敌（指辽、西夏）所为，皆与中国等。
——《续资治通鉴长编》
材料二 契丹旧俗，事简职专，官制朴实……至于太宗，兼治中国（指得幽云十六州后，统治区域扩大及中原），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北面官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官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因俗而治，得其宜也。
——《辽史·百官志一》
材料三 金帝国汉化太深现象之一是，政府中繁文缛节一切以失败在自己手下的宋朝帝国为蓝图，国家阶层唯一的工作是比赛谁更能敷衍。遇有事情，都希望由对方决定，以便失败时自己不负责任。……中国历代王朝将亡的各种特征，一一具备。
——柏杨《中国人史纲》
(1)根据材料一概括辽、西夏等少数民族向汉族学习的表现。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辽的政治制度有何特点？简要分析其作用。
(3)材料三中认为金灭亡的原因是否正确?说明你的理由。
材料一 公元前11世纪下半叶，周公东征胜利后，在广阔的征服地域内分封其亲属子弟，拓殖建“城”，“国人”居于城内，“野人”居于城外，他们都享有一定的政治权利，国人政治身份高于野人，西周时期的“国”指天子诸侯之都城，其建设有一套理想化的标准模式。都城必置宗庙，立社稷，建高墙，是国家的象征，秦以后两千多年都城的修建往往继承了这种规划传统。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等
材料二 天子适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狩也。诸侯朝于天子，曰述职；述职者，述所职也。无非事者……一不朝则贬其爵，再不朝则削其地，三不朝则六师移之。
——《孟子·告子》
回答：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概括西周时期的都城的特点。
(2)据材料二概括诸侯有何义务？诸侯与天子之间是何种关系？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西周政治制度对中华文明发展的影响。
材料一 有子（孔子弟子）曰：“孝弟（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论语·学而》
材料二 “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明法者强，慢法者弱。”
材料三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以教化为大务”；“正法度之宜”。
——《汉书·董仲舒传》
材料四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汉书·董仲舒传》
(1)据材料一，指出仁的根本是什么？结合所学知识，列举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有关仁的政治主张。
(2)概括材料二中的三种主张。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这些主张出现的政治经济背景？
(3)依据材料三中董仲舒的论述，指出其思想特征。结合所学知识，阐述董仲舒的思想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影响。
(4)依据材料四，董仲舒所处时代的皇帝与秦始皇对待儒家的态度有何不同？其本质有何特点？
材料一 近代中国历史的主题及其解决的道路，取决于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国缺少的东西固然很多，但主要少了两件东西∶独立和民主。却多了两件东西∶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因此，我们要破坏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由于强大的帝国主义及其反动同盟军，总是长期占据着中国的中心城市，中国革命主力军的农民的斗争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这样中国革命有在农村首先胜利的可能。
——摘编自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宪政》等
材料二 1953—1957年，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基本建设投资中，工业是重点，占58.2%，这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这期间，苏联援建的156个大中型建设项目主要集中在东北地区。这些建设为后来的经济发展奠定了新的物质基础。
——摘编自郭笑文《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等
材料三 1992年的中共十四大指出，14年前（即1978年）我们开始了一场新的革命。当前的实质和目标，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经济体制，以实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摘编自何沁《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1)根据材料一，分别指出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和中国共产党开创的革命道路。
(2)根据材料二，概括一五计划期间中国经济建设的特点及历史意义。
(3)材料三中的“新的革命”和“新经济体制”分别指什么？
材料一：“行仁政与王，莫之能御也。”“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明法者强，慢法者弱。”
材料二：战国后期,诸子已开始尝试以自己的学说统一思想.……《吕氏春秋·不二》篇宣称：“听众人议以治国,国危五日矣.”“故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思想大一统被提到了十分醒目的位置。
——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
材料三：（李斯上奏,建议秦始皇采取强硬措施）“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名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也,医乐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下焚书之命,行偶语之刑”,从而造成了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次空前浩劫.战国时代蓬蓬勃勃的自由学术空气被窒息,广袤的思想原野上,万马齐喑。
——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
材料四：董仲舒向汉武帝建议说：“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汉书·董仲舒传》
请回答：
(1)概括材料一中的三种主张。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这些主张出现的政治经济背景？
(2)材料二三四三则材料反映了中国古代思想界怎样的发展趋势？原因何在？
(3)依据材料三、四，为了顺应上述趋势,秦始皇与汉武帝先后进行了哪些努力？在本质有何特点？
材料一 中国自古即重视对民众的教化，以至从中央到地方均有专人掌管教化。士人希望统治者贯彻儒家“民惟邦本”的理念，做到轻徭薄赋，使民以时，爱惜民力，为民请命成为优秀士人的重要任务。早在先秦，儒家便提出“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的原则，主张“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不争于父，臣不可不争于君”，中国古代士人的社会批判不少是直接正面地向君主提出的……概言之，作为社会基本价值、准则的自觉维护者，中国古代优秀士人从未放弃社会批判的责任。
——摘编自张踢勤《论中国古代士人的使命感
材料二 康有为在《论语注》中提出了“德贵曰新”的思想，主张价值观念变革要适应时代潮流。梁启超在《释“革”》等文中又提出了“新道德”、“道德革命”的主张，批评“今世士大夫谈维新者，诸事皆敢言新，惟不敢言新道德”，严复提出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启蒙三民主义，“新民德”的立意即在进行道德重建、道统重构。谭嗣同在《仁学》一书中号召冲决“三纲五常”的网罗，成为近代史上首位激烈挑战传统道德的思想家，又致力于重建新仁学体系，重建新时代的道德准则。革命派也提出了“道德革命”、“三纲革命”、“家庭革命”等口号。
——摘编自命祖华《清末新型知识群体:从传统士大夫到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型》
材料三 1899年1月，康有为在回忆“公车上书”时说：“再命大学士李鸿章求和，议定割辽台，并偿款二万万两。三月二十一日电到北京，吾先知消息，即令卓如(梁启超)鼓动各省，并先鼓动粤中公车，上折拒和议，湖南人和之……时以士气可用，乃合十八省举人于松筠庵会议，与名者千二百人，以一昼二夜草万言书，请拒和、迁都、变法三者……并日缮写，遍传都下，士气愤涌，联轨察院(都察院)前里许，至四月八日投递，则察院以既以用宝(光绪帝批准和约)，无法挽回，却不收。”许多论著据此认为康有为发起和组织了“公车上书”，并将之视为资产阶级改良派走上政治舞台的标志。
——摘编自《康南海自编年谱》等
材料四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史学界对康有为的说法提出了诸多质疑。茅海建详细查阅清朝军机处《随手档》《早事档》《上谕档》《电报档》《洋务档》《收电》《交发档》《宫中电报电旨》等档案，提出：“从二月二十七日至四月二十一日，在不到两个月的日子里，上奏、代奏或电奏的次数达 154次，加入的人数超过2464人次……在各省，封疆大吏电奏反对者(反对签订和约)已过其半数；在京城，翰林院、总理衙门、国子监、内阁、吏部官员皆有大规模的联名上书；举人们的单独上书也达到了31次，加入的人数达到了1555人次；举人们参加官员领街的上书为7次，加入人数为135人次。”“四月初八日(5月2日)，即康有为所称‘不收’其上书的当日，都察院代奏了官员举人的上书共计十五件。”“由此可以证明，康有为组织的十八行省公车联名上书，并非都察院不收，而是康有为根本没有去送。”
——摘编自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二集》
请回答：
(1)根据材料一，概括指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思想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清末知识分子的思想变化。
(3)材料三、四对待“上书”焦点问题的阐述有何不同？
(4)从史料类型（即文献史料、实物史料、口述史料、官方正史、私人日记，或者一手材料、二手材料）角度评析材料三、四论点依据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