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苏轼对于商鞅变法可以很快使国家富强起来，虽不否认，但认为这样的政策法令太过倾向于国家利益，民众却未必能得到多少实惠，特别是在变法初行阶段，会让民众不理解或超过其承受程度而产生怨怒与抵触；并且变法措施重利而轻义，推行峻法酷刑而弃用道德教化，“其民见刑而不见德，知利而不知义，卒以此亡”。苏轼进而在《商君功罪》一文中提出了“故帝秦者商君也，亡秦者亦商君也”的观点，认为追求富国强兵而没有很好顾及民众的舆情与实惠，即使夺取天下，也会很快丢失。

——摘编自杨胜宽《苏轼与郭沫若对商鞅评价的分歧及其原因》

材料二   秦自孝公以后至于始皇，相传六代，沿守着商君的法制，奖励耕战，勤俭建国，发愤图强；又加以得到地理上的形势，居高临下，俯瞰着东方六国，远交近攻，进行蚕食……因此，秦虽变法最迟，而却收到了最大的成功，变法以后仅仅一百三十年，在秦始皇的手里终于完成了统一全中国的大业，同时也完成了此后统治全中国二千多年的中央集权的大封建局面。

——摘编自郭沫若《奴隶制时代·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代序》

材料   管仲的军事改革，其中重要的一条是把国都内的居民分为三部分，其中的一部分是“士”。让“士”居住在国都内是为了让士“就闲燕”-士兵从此脱离农业生产劳动，专门担负起武装作战的任务。管仲把内政组织赋予军事化意义。“五家为轨，故五人为伍，轨长帅之。……五乡一帅，故万人为一军，五乡之帅帅之。”管仲改革“赋粟”，向农民直接征收粮食以养兵。此外制定了以兵赎罪的政策，作为军队兵器的来源之一。具体办法是，依据犯罪者罪行的轻重，用数额不等的兵甲赎罪。比如，“制重罪赎以犀甲一戟，轻罪赎以鞼盾一戟。”根据文献记载，这个办法实施后，齐国“甲兵大足”。管仲的军事改革标志着国家暴力机器的强化，暴力与大众进一步分离和异化，并由此而奠定了集权国家的基础之一。此后两千多年的中国军事制度，正是春秋战国时期奠定的军事制度的延续和发展。

——摘编自张荣明《从管仲改革看中国古代军制的演变》

材料一   进入战国后，诸侯国君逐渐演变为集权专制君主，实行官僚制度。这套制度的基本内容是：其一，在官吏任免方面，突破“亲贵合一”“世卿世禄”的旧制。选拔官吏，或因军功，或由荐举、游说，或择自侍从养士。被任命的官吏多非贵族，“官无常任”，不得世袭。其二，以玺印符节作为官吏权力的象征和凭据。国君任命官吏时授予玺印，免职辞官时回收玺印。将帅统兵发兵，也须持有兵符。派遣使臣，则用国君授予的“节”，国君颁赐给官吏玺印符节，赋予官吏行使行政、军事、司法诸权以合法性。其三，严格实行官吏岁终“上计”。每年地方官须向国君呈报财政预算。国君采用合券制，年终稽查两片符券所载数目的盈亏。盈者升官受赏，亏者降职问罪，以督促官吏尽责尽力。其四，推广俸禄制。发放数额，依官职高低而有等差。俸禄取代封色，国君可随时任免或调动官吏。

——李治安《中国古代官僚政治）

材料二   秦统一六国后，实行郡县制，“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这里的“监”是“掌监郡”的“监御史”。它隶属于御史大夫，代表皇帝监察地方官吏，使地方官不敢欺骗和违抗中央。汉初，郡国并行，各郡没有设置监御史这个官职，但中央派人监察地方的作法继承下来。到汉武帝时，在全国置十三州部，每州派刺史一人。刺史对上受中央御史中丞直接管辖，对下主要监察郡守和强宗豪右，从其“周行郡国”可以看出，诸侯王也在督察之列。刺史以六条问事，形成“秩卑”“任重”的局面。作为中央派出的监察官，虽不是地方官，由于能控制地方长官，因而极易越权。随着东汉后期阶级矛盾尖锐，刺史（州牧）的秩位提高、权限扩大，刺史可以督察辖区内一切朝廷命官，有选举、劾奏之权，有权干预地方行政，又拥有领兵之权，事实上演变为地方的高级行政长官。有的州牧、刺史甚至权位父子相袭，实际上成了割据一方的军阀。

——摘编自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

材料   战国时期，商鞅在秦国的改革是最为彻底的，其中他的农本思想与对农业的激励政策所起的作用非常大。变法中规定，凡勤于耕织、生产粮食和织帛多者可以免除徭役；对懒惰、经商和游手好闲或不务正业而贫穷之民，国家不仅不给以帮助而且要收容为官奴婢，强制从事各种劳动。商鞅认为，农税重，直接影响到农民的收益，进而影响到农民务农的积极性，只有做到“征不烦，民不劳”，才有利于稳定农业。为此，他把“货秉而税”作为促进农业的一个办法，以迫使那些不从事粮食生产的人转而务农，否则就会在国家税收的压力下处于更加困难的地步。

——摘编自李维林、赵梦涵《商鞅的农本思想与激励政策析论》

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革始于齐国，集大成于秦国。齐相管仲顺应历史潮流，进行了社会体制上的变革。《管子》卷八《小匡》记载，“乃制五家以为轨，轨为之长；十轨为里，里有司；四里为连，连为之长；十连为乡，乡有良人，以为军令”，“是故卒伍政定于里，军旅政定于郊，内教既成，令不得迁徙”。由于打破血缘氏族，以地域为行政单位，宗法壁垒被削弱，过去分属于各诸侯邦国的个人成为国家编户的成员，以华夏为主体的“大九州”观念产生了。其后楚、魏、秦的变法，本质上都是管仲变革的继续与延伸。变法既成功地将古老的族姓宗法政治体制转化为王权直接统领下的君主专制的官僚政治体制，使君主集权下的新的阶级分层有序化；同时又在富国强兵的基础上，以强兼弱，西周时千邦林立的分散局面被十几个强大的邦国并立的局面所代替，而“诸夏”也在这种时代的进程中逐渐凝合为具有利益共同性的“华夏”（汉）民族共同体。

材料二   两汉时，匈奴与西域各族人民，往往称汉朝百姓为“秦人”“汉人”，汉朝百姓亦自称“汉人”，汉官吏、军队则自称或被他称为汉吏、汉军、汉兵。当时人还常将胡汉、夷汉等并称，汉朝灭亡后，“夏”“汉”作为习惯的族称被保留下来。《南齐书·王融传》记载，王融曾上疏称：“又虏前后奉使，不专汉人，必介匈奴。”唐时，边疆民族称华夏人为汉，自己不讳言蕃。在唐军队中有“蕃汉”将领分掌兵权，在唐朝廷中有“蕃汉官”治事。“汉”作为专指族称逐渐被固定。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李禹阶《华夏民族与国家认同意识的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