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为求自身的长足发展，儒学迄今已兴起三次较大的复兴运动。第一次复兴在汉代，确立了儒学作为封建大一统帝国的官方哲学的地位。第二次复兴在宋代，这次儒学复兴运动既消解了佛学对儒学的威胁，亦消解了由于唐末五代的道德沦丧所造成的文化意义危机，重新确立了儒学在中国文化中的正统地位。第三次复兴在二十世纪初，这次儒学复兴运动一定程度地消解了西学对儒学的威胁，某种程度上确立了儒学的普世价值。

——蒋国保《儒学三次复兴的当代启示》

材料二汉继绝学，既是汉承天命的有力佐证，也是汉代儒学的自我定位。此后的儒学史叙事中，这一模式反复出现，典型的如北宋儒学复兴运动、南宋理学对佛、道的回应等。在这种“绝学——复兴”的古典道统式叙事中，儒学彰明了自身独立于古代王朝兴废的内在价值——自秦至清，虽然王朝权力可以如秦时那样对儒学传承造成一时的破坏，但作为关乎天道的传承之学，灭儒便等于不能“得道”，不能“得道”便不获天命，不能长久。

——李梅《古今中西视域中的“儒学复兴”》

材料一   汉代儒学经历了从“经书”到“经学”的发展历程，中国传统社会的“经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其属性正在于它的权威性、神圣性、非批判性。汉武帝即位开始，儒学之士所研习的传统典籍开始了一个日益被推崇的上升之路。汉武帝之后，在汉代儒学发展史上发生了两个异乎寻常的重大事件，即皇帝亲自出席、“称制临决”的石渠阁会议和白虎观会议。两次会议的目的完全一致，即评定《五经》异同，使关于《五经》的解释“整齐归于一是”，并“永为后世则”，以皇权认同的《五经》作为经国治民的根本大法。在汉宣帝立十二博士后，儒学出现了同一经而有数家博士并立的情况。于是，同经各家要相互区别，就有了对同一经的不同的解说、不同的章句；弟子们要记住自家老师的章句，就又演化出章句之学。严守自家师说，固守家师的章句，是师法的要害或本质。

——摘编自李振宏《汉代儒学的经学化进程》

材料二   经过汉代的发展，不但儒家本身凭借着经学的独特地位而成为知识体系中最主要的部分，而且儒家的价值观念也随着统治阶层的推行而成为一套规范人们行为的制度，也可以称之为“礼法”“名教”。但是，一种思想一旦占据独尊地位，就会出现许多负面的东西，比如有些人内心未必真正孝顺，但是他要通过一些表面上的仪式来获取“孝”的名声。因此，有一些人对这些礼法进行批判。东汉末年的政治动荡，使名士们对现实产生了强烈的不满。而汉代经学的不断烦琐化，使得儒家内部也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思想方式来超越经学的束缚。

——摘编自干春松《儒学小史》

材料一   韩非子的思想呈现为以法律为核心、术和势为两翼的架构,该思想架构是以君、臣、民为作用链条的。在此作用链条中,君主集法、术、势于一身,而臣和民不过是此宝塔式结构中下面的两个层级;该作用链条的作用顺序是人君驾驭群臣,群臣则要担负起治民的责任。

——摘编自陆玉胜《韩非子法制思想的再阐释及其现代意义》

材料二   秦汉“大一统”帝国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建立,必然要求树立与之相适应的“大一统”的思想权威,而“独尊儒术”是汉代统治思想确立的根本标志。董仲舒借鉴道家、阴阳家的理论，将儒学哲理化,完成了儒家道德学说的宇宙论证明,在儒学史上首次建立了儒学形而上学的基础。此后,儒学不仅由民间升入庙堂,而且更具有了“独尊”的地位。董仲舒经学思想的传播,导致儒学的“子学时代”终，“经学时代”始。

——摘编自陈寒鸣《“天人三策":武帝对儒学的选择》

材料一   西汉初年，“大侯不过万家，上者五六百户”，到文景之时，“流民既归，户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万户，小国自倍，富厚如之”；汉初思想文化的混乱，黄老思想以“无为”为基调，导致政府处理问题时，不得不依靠法术。同时大量食客游走于诸王之间，思想得不到统一；地主豪强“众其奴婢，多其牛半，广其田宅，博其产业，蓄其积委”致使“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汉初匈奴越来越猖獗，“汉文帝十四年，单于十四万入萧关、杀北地都尉，虏人民畜产甚多”，“军臣单于立四岁，匈奴复绝和亲，大入上郡、云中各三万骑，所杀掠甚众而去”。对于这些问题，汉初诸帝也先后采取了一些措施，但由于没有一种全新的政治思想做指导，因此缺乏有效的对策。日趋严重的内忧外患急需变无为而治为有为政治。

材料二   此时的儒学是经过董仲舒改造的，具有适应当时社会需要的合理部分，因此，受到汉武帝的高度重视。汉武帝在思想文化界首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政策，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统与主导地位，使得专制“大一统”的思想作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成为定型，所谓“内圣外王”，刚柔相济，人治社会的政治理想第一次因为有了一套完备的仕进制度而得以确立；使得大家族的生活方式成为一个社会牢固、安定的势力，并进一步推而广之，最终使之成为整个法制国家的基础。

——上述材料均摘编自司马迁《史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