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庆历初期，国家面临空前的内外压力，各类社会矛盾愈益突出。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人抨击积弊，力倡新政。范仲淹进《答手诏条陈十事》，指出“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提出“端本澄源”的原则，这一奏章成为“庆历新政”的纲领性文件。富弼上章《乞编类三朝故典》，强调“法制既立，然后万事有经而治道可必也"。批评时政的士大夫力主复振祖宗之法。祖宗之法是新政派复振纲纪的楷模，也是他们主观上保护自己的屏障。

改革措施针对既得利益集团，如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等五条建议，在推行过程中遇到很大困难。新政的倡行者们，在变革启动阶段，谨慎小心。范仲淹，富弼、韩琦等人入朝之初，主要精力用于对付西北边患。仁宗朝，朝政宽松，却又暴露出国家行政施为滞缓的问题，庆历改革未能成功。庆历之后，社会上仍然涌动着变革的思潮。

——摘编自任逸飞《宋仁宗的庆历新政，败给了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