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在地方管理方面，（北宋）初设诸路转运使监管地方财政，兼及行政监察，号为“监司”。但以后又增设多种名目的路级监司：提点刑狱司主管司法，提举常平司主管仓储，安抚使司主管军事、治安，合称“四监司”。他们互不统属，路之辖境划分不尽相同，或虽相同而治所未必一地。

——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二大明政权建立之初，地方上承袭了元代的行中书省制度。明初承袭了元代行省权大且集中的基本特点，“举凡钱粮，兵甲，屯种，漕运军国重事,无不领之。”朱元璋认为这无疑会对其新王朝构成潜在的威胁,便把元代行省的权力一分为三,即以承宣布政使司管理地方政务，提刑按察使司管理司法狱政，都指挥使司掌地方军权。但其不可克服的缺陷也日益凸显:地方最高权力向三司分流,从而使地方明显缺乏自己的政治“中枢”，严重影响了地方行政管理的效力，并且过于分权与钳制也不利于中央集权的强化。督抚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以监察官的面目出现，并在实际行使权力的过程中迅速成为地方政权的最高中枢,弥补了这一“真空”，并凌驾于“三司”之上，总领一省、数省的军政、民政,从而日益走向封疆大吏。

——搞编自史云贵《承袭与变异：明清督抚制度述论》

材料一   明朝前期实行海禁政策，不许百姓私自下海，只允许官方控制的朝贡贸易。从国外看，海外各国普遍希望获得更多的中国丝绸、瓷器和其他商品。沿海闽粤地区，人多地少，百姓以海为生，为了生计和谋求财富，便走上了下海走私的道路。同时，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减少。隆庆元年（1567年），"福建巡抚都御史请开海禁，准贩东、西二洋"。在此之前，明朝政府已允许外国商人以私人身份到广东贸易。但明朝的开海贸易仅限于漳州月港，真正适于开展对外贸易的地区并未开放。

——摘编自孙玉琴《中国对外贸易通史》

材料二   自明中叶以后迄清康雍乾之际，历时200余年的禁海与开海之争，从本质上讲是以闽广两省为代表的东南沿海地区与全国主体部分经济结构差异所致，反映到政治上，则是闽广江浙地区的经济利益必然会程度不同地左右着中央关于海禁的决策。明中叶以来，在禁海问题上中央欲禁而不能，足以证明闽广江浙地区经济、政治实力绝不容许漠然置之。而立足于全国而制定的包括对外贸易政策在内的中央政策，为传统的政治体制和文化观念所制约，自然难于兼容东南沿海地方特殊的经济利益，不管出于何种理由，禁海一而再、再而三地定为国策，实在也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据。

——摘编自郭成康《康乾之际禁南洋案探析——兼论地方利益对中央决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