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湖南教育在宋代出现了第一个发展的高潮，书院、官学、私学成为宋代湖南3种主要的教育形式。湖南则是书院教育发展之重镇，在全国非常突出，更出现了当时闻名全国的岳麓书院和石鼓书院以及书院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朱张会讲”（朱熹张栻在岳麓书院诘难辩论）。宋代时期，湘西少数民族地区的学校教育也有较大发展。宋代湖南进士中试人数为唐代的37倍，黄宗羲所著的《宋元学案》中共写宋代学者988人，其中湖南有141人，位居全国第5。

——摘编自冯象钦刘欣森《湖南教育史》

材料二   湖南近代教育改革在民国建立后拉开帷幕。湖南军政府先后设立学务司、教育科，裁撤清末各县劝学所，县署内设第三科掌管全县教育事务。学务司颁布了《湖南暂定学制大纲》，将全省教育系统分为保育、普通教育、专门教育、实业教育、师范教育、女子教育6大类。各级学校取消读经讲经课，代之以民主自由；课程设置注重学生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教学上开始摆脱填鸭式的传统方法，重视并实行多元互补的现代教学方法，注重提高学生的自主能力。湖南各级教育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初等教育、留学教育均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

——摘编自罗慧《民国初年湖南教育改革的历程与现实意义》

材料一   汉王朝在开疆拓土的过程中，成功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边疆政策，促进了疆域的巩固和发展，增强了国家的凝聚力。汉王朝对匈奴采取了优待和赏赐匈奴降众的政策，尊重他们的政治地位，保护他们的经济利益，使匈奴纷至沓来。尊重西域各国制度习俗，得到诸国拥护。扶植和发展边疆的农业，缩小了经济差距。推进文化交流，汉王朝在边疆地区实行的鼓励文化发展、文化交流的政策，丰富了中国文化内容，促进了中华民族文化共同提高。

——摘编自马大正《中国边疆经略史》

材料二   唐朝时周边各族迅速发展。7世纪前期，吐蕃赞普松赞干布统一青藏高原。他多次遣使向唐朝求婚，唐太宗把文成公主嫁给他。文成公主入藏时带去大批手工艺品和多种技术，医药书籍等。9世纪中期，吐蕃与唐会盟，此后，唐蕃间基本上停止了纷争。唐玄宗统治时期，东北的林羯族粟末部强大起来，唐玄宗封其首领大祚荣为渤海郡王。

——摘编自《中外历史纲要（上）》

材料一　(嘉庆皇帝)谕：军机处为办理枢务承写密旨之地，首以严密为要，军机大臣传述朕旨，令章京缮写，均不应稍有泄漏。自去年正月以后，军机处颇觉整饬严肃，闲杂人等亦觉稀少。近日又觉废弛，军机处台阶上下，窗外廊边，拥挤多人，借回事画稿为名，探听消息。折稿未达于宫廷，新闻早传于街市，广为谈说，信口批评，实非政体。

——《枢垣记略》卷一四

材料二　作为清朝中央决策特色机构，军机处的出现绝非针对内阁，而是试图将已经形成的皇帝“乾纲独断”局面制度化和规范化。然而，决策制度化在方便皇帝独裁的同时，在另一方面又因其改变了顺康以来传统统治方式和权力结构，逐渐给皇权带来了一些新的异己因素，就是其创始者始料不及的。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清朝专制皇权的形成与加强，绝非军机处或内阁一两个官僚机构所能促成，它是历史传统、思想文化和制度改革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皇帝的个人素质(主要是其统治思想)，尤其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清朝政治的演变方向。

——高翔《略论清朝中央权力分配体制》

材料一   在边疆治理上，秦始皇“并一海内，以为郡县”，设官置守，进行管理。在东北设立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等五郡，在东南设会稽郡，为了有效管理边疆，秦始皇还大规模向边疆地区移民，仅向岭南地区就移民55万人。通过移民垦殖，秦朝统治者还把统治核心地区的农耕技术和经济模式推广到边疆地区。

——陈跃《中国古代王朝治边政策的双重变奏》

材料二   唐朝将安西都护府移驻龟兹后，在西域地区设置羁縻府州、建立镇戍守捉等军事防御体系，而连接这些府州、镇戍的道路，就是具有法令意义的“官道”或叫“驿路”了。按唐制，官道上三十里置一驿，非通途大道则立馆。当地出土文书记载的馆驿名称以及与馆驿有关的赋税记录，证明了唐安西四镇地区馆驿的广泛存在，唐朝的馆驿是当时西域地区最小的行政单位，它和烽铺往往同设在一处，所以兼有防御和交通功用。唐朝以安西为中心的驿路系统的开通，以及馆驿制度在西域地区的建立，成为唐朝军政人员、公文、物资往来的途径与支撑，同时也为丝绸之路上兴贩贸易的商人，提供了有安全保障的通畅道路。

——摘编自荣新江《唐代安西都护府与丝绸之路——以吐鲁番出土文书为中心》

材料三   清入关后，密切关注边疆事务，励精图治，苦心经营，完成对边疆地区的统一，建立起一个比以往任何朝代都巩固的“大一统”帝国。为了树立“大一统”正统王朝的形象，清朝抽去了“大一统”理论中“华夷之辨”的内容，改造为四海之内共尊一君的君主专制“大一统”观念，形成以推崇“大一统”政权为核心、以政权承绪关系为主线、取消华夷之别为特征的正统论，并将其贯彻于历史评断中，使之更有利于清廷的政治统治和思想控制。

——摘编自刘正寅《“大一统”思想与中国古代疆域的形成》

材料一   贞观三年，太宗派兵十万征讨东突厥，擒拿颉利可汗，东突厥十万余口尽数投降唐室，唐室将降部安置在东起幽州（今北京）、西至灵州（今宁夏灵武）的边塞地区，设置州县并任命原东突厥贵族突利、阿史那思摩两人为都督以统理之。此外，东突厥诸首长“皆拜将军、中郎将，步列朝廷，五品以上百余人”。太宗说：“诸部落悉归化，我略其旧过，嘉其从善，并授官爵，同我百僚，所有部落，爱之如子，与我百姓不异。”

——摘编自王义康《唐代册封与授受四夷官爵试探》

材料二   17世纪后期，漠西蒙古准噶尔部的首领噶尔丹势力强大，先后征服南疆的回部，占据天山南北，还进兵青海，笼络西藏，侵扰甘肃地区1696年康熙率军亲征，平定了噶尔丹发动的叛乱。1720年，康熙帝又派兵进入西藏，驱逐了准噶尔的势力。清朝也十分重视边疆治理，对边疆上层人物加强控制的同时在待遇、名位和礼遇方面加以厚待；在蒙古草原和青藏高原积极倡导喇麻教，发挥宗教聚集人心、教化风俗、缓服边地的作用；在中央设立理藩院，掌管内外藩蒙古、回部及诸番杂部；在北部、东部、西北部、西部边疆设置军府，派将军、都统、大臣等官员监督、管领当地的军事与行政。通过上述的治边方略，清朝对边疆地区的治理卓有成效。

——摘编自方铁《论元明清三朝的边疆治理制度》

材料一   汉武帝元光元年“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举后直接授官，充分适应了君子贤人任官以“轨德立化”的思想。自东汉光武帝始，察举实施中“授试以职”，举主对秀才、孝廉先委以一定职务，以此检验其是否“便习官事”，合格者方举至中央。顺帝阳嘉元年考试经术笺奏，从而出现了一个新环节，构成了察举制向科举制演进的初阶。

——阎步克《察举制度变迁史稿》

材料二   曹魏黄初元年，魏文帝采纳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乃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选，择州郡之贤有识鉴者为之，区别人物，第其高下。”

——《通典》卷一四

材料三   唐代科举考生可以“怀牒自列于州县”，允许自由报考，当时的取士原则兼顾着士子的平日才学和科场表现，若仅就规则而言，尚不周严。为杜绝舞弊，自宋真宗朝始，各级考试的试卷一律“封弥”、“誊录”，由皇帝主持的殿试也实行初考、复考、详定三级评定制度。在宋代，科举入仕者逐渐增多，成为文职官僚队伍中的核心力量。赵宋统治者鼓励敞开言路，士大夫们在处理各类国家事务之际亦敢于负责而直抒己见。

——袁行霈《中华文明史》

材料一汉武帝元光元年“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举后直接授官，充分适应了君子贤人任官以“轨德立化”的思想。自东汉光武帝始，察举实施中“授试以职”，举主对秀才、孝廉先委以一定职务，以此检验其是否“便习官事”，合格者方举至中央。顺帝阳嘉元年考试经术笺奏，从而出现了一个新环节，构成了察举制向科举制演进的初阶。

——摘编自阎步克《察举制度变迁史稿》

材料二唐代科举考生可以“怀牒自列于州县”，允许自由报考，当时的取士原则兼顾着士子的平日才学和科场表现，若仅就规则而言，尚不周严。为杜绝舞弊，自宋真宗朝始，各级考试的试卷一律“封弥”、“誊录”，由皇帝主持的殿试也实行初考、复考、详定三级评定制度。在宋代，科举入仕者逐渐增多，成为文职官僚队伍中的核心力量。赵宋统治者鼓励敞开言路，士大夫们在处理各类国家事务之际亦敢于负责而直抒己见。

——摘编自袁行霈《中华文明史》

材料三唐代朝廷经常派遣监察官员或特使巡行各地，在视察地方政治的同时，监督校核官员课绩。宋代地方监司既管监察，又掌考课。宋代中央监察部门以整肃吏治为己任，也时常过问官员的善恶、能否。宋廷考察地方官吏时并不专一倚重地方监司，而经常是通过监司、御史台各自系统独立检举、相互核查。

——摘编自邓小南《课绩·资格·考察——唐宋文官考核制度侧谈》

材料一   为防止袁世凯专权，3月11日，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名义颁布了临时参议院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约法规定：中华民国的主权属于全体国民；国民不分种族，阶级、宗教信仰，一律平等﹔国民有人身、居住、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宗教信仰及请愿、考试、选举、参政等自由和权利；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员、法院行使其统治权，国务员须副署临时大总统公布的法律及命令；等等。

——《中外历史纲要（上）》

材料二   ︰由于我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从历史上考察是缺乏法治文化传统和法律制度背景的。因此可以说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法治建设的基础是非常薄弱的，法治建设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然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政府和人民不畏艰辛，60年来在法治建设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只要与我国的国情相结合，走中国特色的法治之路，就能克服法治建设的阻碍，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伟大目标。

——摘编自郭庆珠《新中国法治建设历程》

材料一 历代统治者为巩固统治都重视边疆的治理。两汉时期，在边疆设立了众多郡县和属国，在辽的西北边疆地区设立西域都护府，管理民政、军政等事务。为了维护边疆地区的稳定，唐王朝确立了军镇屯戍制度，大的军镇兵力多则数万，少则数千。唐朝政府安排边疆民族子弟学习汉族文化，并将众多汉文经典书籍颁赐给边疆民族。元代，在边疆设立了宣慰司，“有招讨、安抚、宣慰等使，品秩员数，各有差等”；任用大量土官，因俗而治：建立了从首都行政中枢到遥远边疆地区的驿站制度。清代，雍正皇帝在西南地区推行“改土归流”.乾隆皇帝表示：“蒙古、汉人，同属臣民。”清政府对蒙古等少数民族的上层采用封爵、给俸，实施年班朝觐和联姻政策。

——摘编自马大正《中国古代的边疆政策与边疆治理》

材料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