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南宋淮东转运副使虞俦指出，淮东钱法屡变，致使币制不被民众信任，货币流转不畅。解决之道在于“事体既定，不可复有纷更”，如“四川铁钱、钱引行之二百余年，公私流通，未有议其为不便者，良由事体素定，民听具孚故也”。以北宋交子的流通为起点，纸币登上了历史舞台。进入南宋后，作为交子继承者的钱引继续行用于四川，朝廷又在不同地域内长期并大量地发行东南会子、湖北会子、淮南交子等多种纸币，使纸币流通基本遍布南宋全境，对国计民生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摘编自王申《理想模型：南宋货币议论中的北宋交子形象》

材料二   北洋政府财政部部长熊希龄在1913年10月向袁世凯提议由财政部派监理官前往各省分驻官银钱行号监视包括纸币发行在内的一切业务，并由财政部拟具《各省官银钱号监理官章程》。北洋政府制定了很多推广中国银行纸币的法令措施，1913年还专门颁布了《中国银行兑换券暂行章程》，规定一切官款出纳及商民交易，完纳各省钱粮赋税，发放官俸军饷等，一律通用中国银行兑换券，如有拒不收受及折扣、贴水等，从严取缔。中国银行纸币很快树立了良好信誉，发行量迅速增加，从1912年的106万元，增至1927年1.59亿元，成为当时最重要的中资发钞银行。

——摘编自石涛《近代中国纸币发行权演变研究》

材料三   当时主持国家经济工作的陈云于1950年10月1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过去一年财政和经济工作的状况》，指出：“统一现金管理办法，是把所有属于政府的但是分散于各企业、机关、部队的现金，由中国人民银行统一管理、集中调度，这就不但避免了社会上通货过多的现象，而且大大增加了国家能够使用的现金。”后来，他又在《加强财政、金融和投资的管理》一文中提出：“建立决策制度，实行预算审核，加强投资的计划性，实行进一步的货币管理。”

——摘编自孟建华《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我国主要的货币理论思想》

材料一   古代中国乡村社会的管理主要依托乡里组织展开和进行。由一群少拿或不拿官俸的乡里民众来担任各种职务。乡里组织作为法定基层组织，拥有国家赋予的控制基层社会的权力，与世世代代聚族而居的血缘群体不同，乡里组织是政府强制在基层社会推行的，以地缘为特征构建的法定行政区划，是官府控制地方的重要工具。以相近地域和血缘结合起来的宗族组织及宗族制度占有显著地位，它们交织缠绕、影响以至操纵乡里组织。在中国古代基层社会有一个独特的群体——“士绅阶层”，成为基层社会的治理力量，士绅阶层包括士族和乡绅。他们拥有柔性权力与威望，依靠这种影响力而成为治理者，治理着当地的社会。而治理中所依据的礼法，除了国家制定的明文律法和制度之外，士绅们可以结合当时当地的历史文化，习俗传统及现实需要，制定相应的家训族法和乡规民约。

——摘编自薛凤伟《中国古代基层社会治理思想、策略及目标探析》

材料二   20世纪50年代，中国逐渐形成了域乡分立的两种基层治理体制。全国绝大多数城市都建立了居民委员会，建构了以居委会为基础的“街道—居委会”城市基层组织和治理制度。在农村，逐渐建立了“政经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每一个农民都被纳入公社组织和体制之中。20世纪80年代初，广西宜山、罗城等地的村民群众自主探索，率先创造了村民自治制度，国家在城市普遍推行居民自治。进入21世纪以来党和国家更加强调统筹城乡发展、城乡一体化、城乡融合发展，在基层治理制度建设中积极推动城乡基层基本治理制度的一体化。同时开展了城中村改造、特色小镇建设、田园综合体建设等一系列新型城镇化行动，进而生成了城中村、特色小镇、田园综合体等不同于传统城乡社会的特殊社会样态。

——卢福营，沈费伟《中国基层治理的空间格局：历史演变与影响维度》

材料一   革命根据地建立之初，境内流通着各公司银行和各地商会发行的货重。这给交易和汇兑带来重重困难。造成现金外溢，影响根据地经济的独立自主。为扭转这种不利局面以及筹集军需，1929年8月～1931年5月，各革命根据地先后建立自己的银行，铸造和发行银币和铜辅币，后来印刷和发行纸币，货币多种多样。

抗战初期，各个新开辟的抗日根据地市场上流通的主要是法币。1941年初，因法币迅速贬值影响抗日根据地经济生活以及根据地财政困难，陕甘宁边区政府禁止法币流通，随即又授权边区银行发行在边区范围内流通的货币，群众称之为边币。边币发行之初，由于对货币作用认识不足和缺乏经验，发行过于谨慎，影响了市场开拓。以后逐渐走向有计划发行，使物价与币值保持了平稳。边币发行后，还面临着货币斗争的任务，斗争对象主要是伪币和法币，斗争内容包括阵地斗争、比价斗争和反假票斗争三个方面：赀币斗争的方法采取行政措施和经济手段相结合……最终，稳定币值的努力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中共也从中取得货币战与反通货膨胀的经验。

——摘编自赵德馨著《中国近现代经济史（1842～1949）》

材料二   中国共产党和各抗日根据地政府十分重视发展各级各类教育。根据地的教育大体可分为干部教育、群众教育、儿童教育三个部分。1937年中共洛川会议上提出“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1938年4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国防教育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进一步重申“用教育来支持抗战，……发展抗战教育”。因此提出如下文化教育政策：第一，改订学制，废除不急需与不必要的课程，改变管理制度，以教授战争所必需之课程及发扬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为原则。第二，创设并扩大增强各种干部学校，培养大批的抗日干部。第三，广泛发展民众教育，组织各种补习学校、识字运动、戏剧运动、歌咏运动、体育运动，创办敌前敌后各种地方通俗报纸，提高人民的民族文化与民族觉悟。第四，办理义务的小学教育，以民族精神教育新后代。

——整理自常云平、罗玲著《调适、规划与重建：抗战时期的中国教育近代化》

材料一   秦始皇统一六国，北击匈奴，南平百越，并西南夷，建立中央集权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皇帝被称颂为天下的主宰，“六合之内，皇帝之土”，“法令由一统”，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大大推动了华夏民族的发展，促进了各民族的融合，加强了华夏与周边各族的联系与交流。汉承秦制，是秦统一王朝的继承与发展。至汉武帝时期，在实现了政治上高度中央集权和经济上空前繁荣的同时，积极致力于边疆的统一与发展。秦汉根据边疆各族发展的实际情况，实行不同的管理办法，丰富和发展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治理体制与政策，成为保障“华夷一统”的有效措施。

材料二   辽宋夏金时期的民族大迁徙、大融合，促进了各民族的交融发展，加强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内在统一性。辽、金统治者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皆以中原王朝自居；西夏虽偏居西北，亦自认华夏。辽、金、西夏政权通过学习中原典章文化，尊孔崇儒，“修文物彬彬”，强调自身已达到“不异中华”的文明程度，以此自居华夏；同时坚持本族旧俗，有意识地保持民族文化传统。这时的华夏认同已超越了族类语言、习俗的认同，上升为更高层次的政治与文化认同，成为中华各民族共同的认同，从而使中华整体意识得到升华。

——摘编自刘正寅《中国历史上华夏认同的演进与升华》

材料一   “国际法”一词最早是18世纪末英国哲学家、法学家边沁提出来的，他所指的“国际法”是在此之前一个多世纪就已形成的一种源于欧洲国际社会的国际法律规则体系。这样的国际法最初出现于17世纪的欧洲——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所体现出来的以国家主权和主权平等原则为基础的欧洲国际法。国家主权平等原则后来成为国际法的普适性基础。但们并非天然就具有普适性。国际法在其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伴随着殖民主义和所谓文明优越的原罪。在殖民时代，欧洲列强不仅对所谓的未开化地区实行直接殖民统治，否认其国家与欧洲圈的“文明”国家之间存在着平等关系，无视或贬低其主权，甚至以“欧洲中心论”否认非欧洲文明和国家权利、如印度这样的古代文明，欧洲就实行完全剥夺其主权的做法。

——摘自何力《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下的国际法史与文明互融》

材料二   清末民初关于中国古代国际法的研究，以时代的世界的眼光重审视中国古史。宋育仁不仅以“春秋公法”比拟西方公法，更利用国际法的规则与概念，如“身治”“实际”等，来论证《春秋》具备适用于世界的、永恒的普世价值：《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实历四交公法，即万世之公法。如会盟朝聘、侵伐平乱、行成存亡、继绝灭亡、会盟班次，无事不备，无义不特·此类皆西书公法所斤斤聚讼讫无定论者。《春秋》三传各有义例，合之乃成完备。如自治境内，义在《谷梁》；交际礼仪，例在《春秋》；驾驭进退，权在《公羊》。胡薇元在《公法导源》对包溶于礼、伏笔于传的中国古代外交思想进行挖掘和重新阐释，从《春秋》等古史中梳理出与近代国际法规范相匹配的知识资源，实现了中西法系之间的交流与互动。

——摘自金瑶《东方国际法谱系的重新发现》

材料三   20世纪下半叶、非洲国家开始在国际舞台上自由表达主张、开展法律实践。1960年，22个非洲国家联同部分亚洲国家向联合国提案，并一致投票支持通过《关于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的宣言》，民族自决的原则得到落实。1964年，非洲统一组织通过了《关于非洲国家之闻遭界争端的决议》，首次在国际法律文件中提出成员国保证尊重国家独立时业已存在的边界。经非洲国家广泛实践，该项内容被奉为国际社会处理边界问题的圭臬，并由国际法院确立为一项国际惯例。1972年，塞内加尔首任最高法院院长凯巴·姆巴耶首次将发展权定义为人权。发展权自此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被1979年联合国《关于发展权的决议》确立为一项基本人权。

——摘自洪永红《试论非洲国家对国际法发展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