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欧洲民族国家的出现是受到内、外两方面原因的推动。从内部看，在欧洲近代社会大规模转型、原有的国家功能受到挑战后，新的社会力量和知识分子开始反抗传统的宗教文化，并致力于形成自身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从外部看，由于欧洲各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国家间存在天然的竞争，而发展现代经济，无疑是在竞争中获胜的重要筹码。因此，谁要想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不落后，就必须尽快地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
——杨解朴《从文化共同体到后古典民族国家：德国民族国家演进浅析》
材料二 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在西方殖民主义的冲击下，传统中国基于儒家文化之上的王朝国家观念被完全突破。以梁启超，孙中山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在近代中国国家转型的大背景下，试图重新建立对于现代中国的理解，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观念开始形成。辛亥革命的意义则在于，它不仅在形式上推翻了封建君主专制政权，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更在于它从社会制度和观念文化层面，实现了中国人国家观念由传统向现代的初步转型，并由此开启了近代以来中国民族国家建设的历史进程。从辛亥革命开始，民族国家的建构始终是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的主题。
——孙军《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民族国家观念的确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欧洲民族国家形成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影响近代中国民族国家观念形成的因素。
(3)综合上述材料，分析近代民族国家形成的积极意义。
材料一 中国古代为了巩固政权的基础，发展农业经济，尤其重视县以下的基层组织建设。夏商时期，出现了乡里制度的萌芽。战国时期，随着以郡统县的“郡县制”在各国的推行，乡里行政组织渐成雏形，成为基层组织。汉承秦制，县以下基层组织为乡、里，既发挥基层政权的作用，又带有半自治的性质。还于每十里处设亭，是专门从事“求捕盗贼”的警察性组织，另设游徼，掌捕盗贼。唐朝，基层组织已有城乡之分，农村以村为单位，城邑以坊为单位，乡有乡长，里有里正，村有村正，官方控制与统治不断增强，乡和里的功能逐步弱化。从王安石变法开始，乡里制度转变为职役制，治权所代表的官制从乡镇退缩到县一级。明代城中称坊，近城称厢，乡村称里。凡一百一十户为一里，设里长，里下为甲，设甲首一人。清代基层组织在明里甲的基础上，创设了保甲。地方基层组织以十户为牌，设牌头；十牌为甲，设甲长；十甲为保，设保长。保甲对乡里的控制更加严密。
——摘编自张晋藩《中国古代乡村基层治理经验》
材料二 近代以来，西方各国在继承地方自治传统的基础上，加强了对基层治理的管理。美国建国后，基本保持了地方自治的传统，乡镇是最基本的地方自治单位，承担着除司法之外的所有公共服务功能。法国大革命后，形成了以自治市镇为基层单位的制度，每个市镇的市长和市议会都由普选产生，市长同时对中央政府和本地选民负责。英国在1835年颁布《市政法案》，确立了英国近代自治市制度。法案规定自治市政府和议会都由当地选民选举产生，地方征税所得也由自治市自主开支，但必须接受选民监督。随着城市人口激增，失业、贫困等社会问题使传统的社会救济出现变化，把城市分成若干小区，每个小区组织志愿者，负责救济的分配，并协调慈善团体和救济机构的工作，社区组织开始形成。
——摘编自人教版《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基层治理变革的基本趋势及其积极影响。(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古代与近代西方基层治理的不同，并说明近代西方国家基层治理发展的原因。
材料一 汉朝对西南边疆地区的统治主要是通过控制当地的部落首领或酋长来实现的。这一治策被此后的中原王朝相继沿用，地方大姓、“夷帅”、羁縻府州等西南边疆历史要素都是该治策的具体体现。元朝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创设“蒙夷参治”制度。当时云南参政、平章、宣抚、安抚以及路、府、州、县等官，皆由大批的蒙古人、契丹人和当地人担任。吴永章曾言：“有元一代创立蒙夷参治之法，而官有流土之分，于是始有土司之名。”明代将元朝的“蒙夷参治”发展为“土流并治”的治理思想，使其普遍运用于西南边疆地区。清因明制，大体皆如此，在西南地区的基本治策是：以土官“钤制”地方，再以流官对土官进行“弹压”。
——摘编自张楠林《明清时期云南“土流并治”管理模式与边疆治理逻辑》
材料二 西藏和平解放及西藏自治区成立以来，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和自治区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在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持下，西藏各族人民认真贯彻执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使西藏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各项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据统计，1998年，西藏全区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已达49851人，占全区干部总数的74.1%,在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占80%,在自治区主席、副主席中占77.8%。至2021年年底，全区地区生产总值达到2080.17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56831元，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950元。西藏和平解放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一直十分关心西藏各项事业的发展，不仅给西藏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和措施，而且还专门召开了三次西藏工作会议，从人力、技术、财政、物资等多个方而给以援助。
——摘编自姚俊开、马汉斌《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在西藏的实践》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代之后封建王朝管理西南边疆地区的政策，并分析这些政策的历史作用。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改革开放以来西藏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原因。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古今中国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原则。
材料一与先秦羁縻政策比较，汉唐时期的民族羁縻政策不仅在形式上有较大发展，也在某些基本原则上有较大的突破、创新。首先，就多民族统一原则来看，汉唐时期大大强化了周边民族对中央政权的隶属地位，作为少数民族的首领，其所担当的职权往往以受内地政权的册封为根据，并直接受汉唐所设的羁縻政策州府官吏的监督或汉唐驻军的控制。其次，汉唐的羁縻统治进一步发展与健全了先秦时的“依俗而治”原则。“依俗而治”不仅要强调“依俗”，更要在“治”上作文章。“依其故俗”只是治理的一种方法，其实是以设立羁縻机构职官及派军队等政治军事管理行为为前提的。其三,汉唐的羁縻统治民族政策把协调民族关系、维护民族团结放在了较重要的地位。汉设西域都护客观上起到了协调民族关系的作用。唐在大漠南北及西域设置的羁縻府州，也有利于防止西北各少数民族之间的相互攻伐。最后，汉唐的羁縻统治把加强民族间经济文化联系提上日程。汉唐时内地政权与周边民族间开展了多种形式的经济贸易活动。
——摘编自杨永俊《我国古代民族羁縻统治政策的变迁及其原因探究》
材料二宋朝先后与契丹族建立的辽、党项族建立的西夏、女真族建立的金长期并立。辽、西夏、金、大理等政权都吸收了中原王朝的政治制度、治理经验和文化。即使在局部政权割据、争战状态下，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也从没有中断过……清朝设立理藩院管理边疆民族事务；通过满蒙联姻，加强对漠南蒙古的控制；通过军事斗争平定漠西紫古准噶尔部叛乱，土尔扈特部回归祖国，巩固了西北边疆；分别册封五世达赖与五世班禅为“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在青海、西藏地区设西宁办事大臣、驻藏办事大臣；在西南，沿袭土司制度，后来逐渐进行“改土归流”，废除世袭土官，选派有任期的流官进行管理。
——摘编自选择性必修一《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唐时期民族羁縻政策的措施和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历代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主要方式。
材料一 夏商周的统治基础是内外贵族的联合，重要的辅助大臣都由宗亲贵族担任。官员世袭作为古老的选官方式，并未随社会进步销声匿迹，汉代“任子”、唐宋“恩荫”、清代“荫典”均为其遗存。汉代以察举、征辟选官，荐举选拔标准有三，“一日德不当其位，二日功不当其禄，三日能不当其官”。然而，举荐者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凭意志取人成为定式，举荐者与被举荐者之间往往体现为官宦之亲、门生故吏等特殊关系。隋唐五代的科举选官，受选地域由城市趋向广大乡村，受选者的社会地位越来越低，受选对象数量日渐增多。同时，限制条件也增添了许多新内容，如唐代的任用标准增加了身、言、书、判等条件。隋唐以后，科举考试选官逐渐成为主流的官员选拔方式。
——摘编自朱绍侯等《中国古代史》
材料二 近代西方国家参考和借鉴中国科举制度，制定了近代文官考试选拔制度。西方文官制度的一条基本原则是文官政治中立，不参与党派活动，文官自身更不能组织党派或政治组织，使政府工作在政党轮流执政时可以稳定运行。文官考试重视公平公正、人人平等原则，重视业务素质与能力，还制定不同职务的具体选拔标准。
晚清选官制度，虽模仿西方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但这一切本质上都是为了满足皇权统治需要，而不是整个社会需要。在官员选拔中，满族贵族始终保持特权地位。中国自古就是儒家思想与教育体系和选官制度合而为一，晚清时期儒家经典依然是选官考试的主要内容。
——摘编自张靖《晚清选官制度变革研究》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选官制度发展的特点，并分析其影响。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晚清与近代西方在文官选拔上的差异，并归纳官员选拔中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
法律是国家的统治工具，着眼于防范和惩处；教化是社会治理的工具，着眼于教育和引导。
材料一 董仲舒认为，汉朝建立后“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主要原因是政治指导思想不统一，“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因而统一法度必先统一政治指导思想，只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才能使“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这一主张的具体含意是要求汉武帝用儒术，特别是“公羊”家所阐释的“《春秋》之义”去改造法律，将儒家衡量是非之尺度纳入汉朝律令之中，从而将承秦而来的汉朝法律改造成推行道德教化的工具。
——摘编自袁行霈、严文明等《中华文明史（第二卷）》
材料二 唐律继承了汉晋以礼入律的传统，《唐律疏议》明确说：“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唐律的法律形式也已经相当完备，“凡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设范立制，格以禁违止邪，式以轨物程事”。在法律的实施上，唐代统治者强调慎狱恤刑，特别是完善了死刑复核程序，唐太宗就曾说：“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简宽。”这样，在一定程度上有效防止了刑罚的滥用。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十五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概括董仲舒的主要思想主张，并简析这些思想主张所产生的重要历史影响。
(2)根据材料二，归纳“唐律”所具有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说明《唐律疏议》的重要历史地位。
材料一 北宋前期实行高度集权的财政体制，原则上一切财赋都属于中央。但实际上国家财赋分为以两税收入为主的直属中央的“上供”部分，和以盐茶专卖、酒利、商税等经费为主的拨留于地方的“留州”部分，自北宋中期起，由于中央征调频度的持续增长与地方开支的扩大，加之中央收缴原属州县的大部分盐茶之利，地方财政入不敷出，至南宋更趋困窘。为解决财政困难，地方州县巧立名目，新增税费，赋敛于民。对于这种制度之外的税费征收，朝廷只得默许。
——摘编自包伟民《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
材料二 明代至清代前期，中央和地方以“起运”“存留”的方式，将征收的钱粮按比例划分。太平天国运动时期，为解决军费紧缺的问题，清廷认可地方督抚抽取厘金等“就地筹款”的措施。至此，财权下移。其后，“无论田赋、盐茶，一切征榷悉归地方督抚”。1906年清廷改户部为度支部，旨在“综理全国财政”。1909年初，清廷颁布《清理财政章程》，在度支部设立清理财政处，在各省设立清理财政局以统一财权，并划分国家税与地方税。
——摘编自陈锋《清代中央财致与地方财政的调整》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两宋时地方财政的主要来源。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归纳宋代至晚清不同时期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的特征。
材料一 殷商、西周时期，我国实行“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秘密法，这时多靠礼法制度和道德治理国家。公元前536年，郑国的执政子产把《刑书》铸在鼎上，公之于众。据《左传》记载，铸刑鼎后，“郑人游于乡校，以议执政”。不久，晋国也铸刑鼎。铸刑鼎这一行为，遭到了坚持以德治国者的强烈批评，孔子反驳到：“……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
——摘编自张晋藩总主编《中国法制通史》
材料二 刘邦入关后宣布废除秦的苛刑酷法，又命萧何在秦律的盗、贼、囚、捕、杂、具六篇外又增户、兴、厩三篇，形成《九章律》；到武帝时，补充了《越宫律》和《朝律》等。汉律重视维护家庭伦理秩序，对于老人、儿童采取优待政策，亲属之间可以互相隐瞒犯罪行为而不向官府揭发，家族中的地位卑下一方告发地位尊高的一方，不但不会被受理而且会受到严厉的惩罚。汉律中有大量关于惩处官吏不法行为的条文，在案件侦破、裁判中，官吏存在包庇、审判不公行为的最高可处以死刑，同时处罚受贿和行贿行为并且按照赃款数额比照盗窃罪处罚。汉代继承了秦朝乞鞫制度对案件进行再审以保障处理结果的公正，乞鞫的基本流程包括：罪犯提出复审、复审官吏书面查阅原审案件、开庭审理核实证据、作出复审判决、确为错案进行善后处理。
——摘编自曾宪义《中国法制史》、张晟基《张家山汉简蕴含古代刑事治理智慧》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子产“铸刑鼎”的作用。
(2)根据材料二、归纳汉代法律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成因。
| A．忽视低级官员的管理 | B．强化了以德治国理念 |
| C．重视官员的综合素养 | D．完善了地方考核系统 |
| A．欧洲法律体系都是罗马法的延续 | B．欧洲法律体系并非都源于罗马法 |
| C．地理环境决定了法律体系的特点 | D．罗马法具有超越时空的重要意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