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商鞅在秦国担任丞相十年，“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不告奸者与降敌同罚。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戮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这促进了秦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但因为“凌轹公族，残伤百姓”，“用法严酷”，以至于“车裂以徇，尽灭其家”。

——摘编自司马光《资治通鉴·周纪》

材料二   苏轼认为，商鞅虽使秦国走向富强，但政令严苛，使民众产生怨怒与抵触；“其民见刑而不见德，知利而不知义，卒以此亡”。因此，“帝秦者商君也，亡秦者亦商君也”。

——摘编自杨胜宽《苏轼与郭沫若对商鞅评价的分歧及其原因》

材料一 下图是出土文物商鞅方升。

战国中期青铜量器，现藏于上海博物馆。左壁刻有铭文：“十八年……冬十二月乙西，大良造鞅，爰积十六尊（寸）五分尊（寸）壹为升。”

材料二 “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

“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

“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

“治国能抟民力而壹民务者，强；能事本而禁末者，富。”

——摘自《商君书》

材料三 用商鞅之法……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见税什五。

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贪暴之吏，刑戮妄加。

——班固《汉书·食货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