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9世纪初，江河日下的奥斯曼帝国对内不能阻止统治区域的民族起义运动，对外无力阻止沙俄对自己的步步蚕食，英法对自己帝国腹地的步步紧逼。法国大革命后，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等理念逐渐传入土耳其，这让土耳其宫廷内也产生了实行宪政的制度革新思想。1839年11月，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苏丹阿卜杜勒·麦吉特颁布了“花园御诏”，御诏用“旦齐马特”称呼改革，意为卓越高尚的改革。宣布允许臣民不分民族宗教，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并保证他们的生命、名誉和财产的安全。随后，苏丹颁布了受法国法律影响的刑法和允许成立欧洲式的银行的敕令。1845年又颁布了办好教育的诏书，开始试图建立新式学校。之后，在英法等国的要求下，苏丹又颁布了诸如土地法、新刑法、商业法、海上法、省区行政法、新民法等。改革加速了土耳其国内封建制度的解体，也培养了一大批现代人才，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但是由于土耳其自身的问题确实太多，这些问题不是一场改革就能解决的，何况土耳其也没有和平稳定的局面来保证改革的继续。这场被寄予厚望的改革，最终因为改革者的决心不足，“动机不纯”，加上外部压力的不断加大，在立宪和民主的浪潮中，奥斯曼帝国在20世纪初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走向解体。

——摘编自杨帆《奥斯曼土耳其试图复兴的一次努力-旦齐马特改革》

材料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我国铁路传统的集中计划体制开始松动，国家对铁路实施了放权让利的改革；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铁路进行了现代企业制度和“网运分离”的试点等；21世纪初，铁路机车车辆工业总公司等非运输企业和高等院校与铁道部脱钩；2003年后，铁路加大主辅分离和社会职能移交的力度，先后将铁路物资、设计、施工企业移交国资委及所属企业管理，将铁路中小学校、医院全部移交地方管理；2013年3月，国务院新一轮机构改革对铁道部实施政企分开，组建了中国铁路总公司和国家铁路局。铁路总公司承担铁道部的企业职能，承担铁路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国家铁路局承担铁道部的行政职能，负责拟订铁路技术标准，监督管理铁路安全生产、运输服务质量和铁路工程质量等。政企分开，标志着铁路体制改革的重大进展。

——摘编自魏际刚《新时期深化铁路体制改革思路研究》

材料   西汉建国之初，刘邦为防止同姓诸侯王坐大谋反，欲以“孝”道牵制诸侯王觊觎皇位之心，却没能及时具体施行。汉文帝即位后，决定从心理层面教化民众，他把《孝经》提到与《论语》和《孟子》同等高度，并列为官学，使之成为社会教化的方式。他又颁布“养老令”，通过受鬻法对年迈者给予衣食方面的供应；通过赐物存问对八九十岁的老人赏赐帛絮和酒肉等日常物品，以表示对高龄老人的尊重与慰问。汉文帝对具备一定年龄条件、政治地位的老人赐予王杖，给予一定的政治、经济和法律等方面的特殊待遇。汉文帝通过法律手段推行“孝老”与“尊老”，举孝廉入仕，对不孝者严惩，形成尊老敬老的社会氛围。

——摘编自徐鑫鑫、岳燕雪《汉文帝孝亲养老政策探析》

材料   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革命烈士和革命军人的家属，其生活困难者应受国家和社会的优待。”1950年，内务部通令各级政府在清明节纪念革命烈士。各地建立烈士纪念碑、塔、亭、林、墓等。1952年，《人民日报》先后刊载了邱少云和黄继光等烈士的事迹。沈阳市市北区在中秋节和国庆日前夕向烈属、军属发放慰劳高粱米近20000斤。在农村，代耕工作成绩显著，烈属、军属的农作物亩产量已接近当地农民的平均水平。1955年，有414000多名革命烈士子女在国家资助下入学，另有3300多名烈士遗孤得到政府教养。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崇尚烈士、尊敬烈属的社会风气逐渐形成。

——摘编自熊彤《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革命烈士褒扬抚恤工作》

材料 北宋店宅务，是国家行政机关之一，负责管理和维修国有房产，并向租住公房的人收取租金。当时京城及各州县均设有店宅务。京师店宅务，先隶三司，后改隶太府寺，设有“监官四人、专副四人、勾当官二人”；另有“掠房钱亲事官”各四五十名，负责招租、收租；又有“修造指挥（维修工）”各五百人。大中祥符八年（1015），朝廷颁布法令：“市中（失火）延燔官舍，其修盖讫移居者，免僦（租赁）居二十日。应僦官舍居赋直十五钱者，每正（元旦）、至（冬至）、寒食，免三日之直”。天圣三年（1025），京城店宅务辖下的公租房为26100间，当年的租金收入为134629贯，平均每间房屋的年租金5贯多一点，月租为400多文钱（大致是市井平民收入的十分之一）。

——摘编自吴钩著《宋潮：变革中的大宋文明》

材料   “明教化”则是通过倡导、劝勉的手段，统一人们思想，造成忠于封建皇朝、恪守封建纲纪伦常的社会风气。武帝时，更加重视“教化”，将乡里的教化跟严格遵守封建等级秩序直接相联系，认为在乡间尊敬年长者跟在朝廷尊敬爵位高者，同是自古以来不能违背的规矩，能够这样严格遵守封建等级秩序就是有道德。武帝又将教化与举贤良密切结合起来，按照封建纲常伦理为标准举荐出人材，这些人既能为封建政权效力，又可成为乡里的表率，使有更多的人效法他们。兴太学和郡国学也是武帝“明教化”的一项内容，武帝在长安建立太学，课程为儒家五经，“令天下那国，皆立学校官”。这样，从皇帝、丞相、博士到地方官都会讲经学，上下一同灌输忠于皇帝、遵守封建等级和伦理秩序的意识，“明教化"以统一思想的目的达到了。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 宋仁宗继位之初“赋役未均，田制不立，因诏限田”，但“终以限田不便，未几即废”。欧阳修试图在河北、河东、陕西等“民有遗力，地有遗力”之地实行“营田”：“官贷其种，岁田之入与中分之，如民之法募吏之习田者为田官，优其课最而诱之”，并实行官方代为买牛和“免其役”的优惠政策。后又招募流散农民和组织闲置劳动力——乡兵，开发京西荒地，改变“尽禁沿边之地，不许人耕”的消极的边防政策……

朝廷采纳欧阳修建议，实行“千步方田法，括定民田，首括一县得田二万六干九百三干余顷，均其赋于民”……针对农业人口流失问题，欧阳修提出“乡兵本农也，籍而为兵，遂弃其业。今幸去农未久，尚可复驱还之田亩，使不得群游而饮博，以为父兄之患。倘若能使乡兵皆耕，而久废之田利又数倍，则岁谷不可胜数。”

此外，欧阳修还提出“休其本以胜之”的辟佛主张，主张在农民“不耕体力之时，而教之以礼”……针对“民户贱卖其田，或逃而去”，欧阳修反对“量国用而取之民，未尝量民力而制国用”，主张遵循传统的“量入以为出”的古训，上爱其下，下给其上，使不相困。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欧阳修被排斥出朝廷，改革被废止。

——摘编自铁爱花《试论欧阳修的农业改革思想与实践》

材料   努尔哈赤晚年，后金政权面临明朝、漠南蒙古、朝鲜李氏政权的严重威胁，内部满汉分离、社会秩序混乱、君权受到其他贝勒牵制等一系列问题。皇太极即位后，毅然说服众贝勒，提出了“治国之要，莫先安民”的方针，强调满、蒙、汉人之间的关系就像五味，“调剂贵得其宜”。他对汉族民众政策作出调整：汉人壮丁，分屯别居；汉族降人，编为民户；善待逃犯，放宽惩治。同时，皇太极不失时机地大力推行优礼汉官的政策，将归降的汉官给予田地、马匹等赏赐，并委任官职。皇太极即位之初，按照努尔哈赤生前规定，采取四大贝勒按月轮值，共同掌管国家机务，皇太极的实际权力并不大。1626年九月开始，皇太极增设了总管旗务“八大臣”和佐管旗务“十六大臣”，有的与诸贝勒坐在一起“共议国事”，有的直接参与“佐理国政”，有的专门负责“出兵驻防”，稀释了三大贝勒的权势。

——摘编自杨新刚《大清风云——皇太极》

材料   唐玄宗以前，政府对盐业产销并未实行龚断性的禁榷制度，安史之乱爆发后，平原太守颜真卿为筹措军费对抗叛军，“以钱收景城郡盐，沿河置场，令诸郡略定一价，节级相输，军用遂赡”，实施榷盐制度。唐肃宗时，第五琦出任盐铁转运使，沿用汉代的盐业专卖法，在生产、统购、销售等方面设置监、院等政府机构，运用国家政权统购亭户折纳租庸之外的全部产盐，加以榷价后再由政府有关部门运输销售，不许盐业私营。此后，禁榷范围扩大到茶、酒、铁、锡、铜等重要领域。唐武宗时期，在《禁园户盗卖私茶奏》《禁商人盗贩私茶奏》等规定的基础上制定了榷茶法，对茶叶实行周密的管理制度，垄断经营，以解决财政危机。

——摘编自刘玉峰《唐代禁榷制度的发展变化》

材料   解放战争后期，中国共产党根据形势的变化对解放区前期实行的选举制度进行了调整和断发展。1947年1月，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就指示：“将土豪、恶霸垄断的村政权，发动群众，予以改选。”1949年1月《东北解放区县村人民代表选举条例草案》中就取消“不分阶级、党派"的内容。在老解放区，继续沿用普遍的直接选举方式，而在新解放区，由于情况各异，实行选举与其他方法如推选、选派、邀请等并存的方式。增加代表的竞选机制和人民选择的自由。《苏皖边区乡镇选举条例》就规定：“乡（镇）选举委员会应将以不超过应选人3倍之候选人名额，于选举前5天合理地分配给各法团。”帮助选民更多地了解候选人，当候选人过多时，还要进行预选。发动群众检查政府工作，特别着重检查土地改革、村财政以及干部作风，通过开办民主会的方式解决群众提出的问题。

——摘编自王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选举制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