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952年8至9月，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秘书长荣高棠、教育部长马叙伦分别上书政务院，建议在政务院下设一个全国体育运动事务委员会。邓小平副总理做出指示，要求荣高棠立即开始“搭架子”，筹备全国体育运动委员会。同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19次会议决定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简称“国家体委”）。在地方，县以上政府也逐步设立了各级体育运动委员会。1954年9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周恩来总理的提名，任命贺龙兼任国家体委主任。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在体育管理的组织体系方面，逐渐形成三大系统，即国家行政部门系统、军队系统和社会系统。

——据傅砚农《新中国体育指导思想研究》

材料   隋朝建立时，由于以前在门阀士族把持地方政权的情况下，州主簿、郡功曾的权力很大，州郡长官的实际权力受到限制；而掌握军权的地方都督长期干预地方行政，导致地方治理的混乱。开皇三年，隋文帝对地方行政体制进行改革。从制度上取消州郡长官自辟僚属的权力，规定地方佐官一律由中央任免；在地方另设由中央吏部统一任免和考课的品官；将原属都督僚属的长史、司马任命为州府的主要属官。这样既加强了地方行政长官的权力，同时也有利于防止地方势力的膨胀。州县设官分职的状况也有所调整，基本确立了与中央六部的对应关系，地方行政管理的专业化程度得以提高。

——摘编自《中国大通史·隋唐五代（上）》

材料   中国和越南两国都照搬过苏联模式，实行改革政策以来，中国先后经历了启动、探索、框架初步建立、完善和全面深化等阶段；越南则经历了启动、推进、展开和攻坚等阶段。中国始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党的领导不动摇，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不动摇，落实改革的措施既要先行先试，同时又要统筹兼顾，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越南则以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建设为目标导向，在有必要在继承历史的前提下，提出“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刀目标，革新的目的是为人民谋福利，将开发外力作用与发挥内力作用衔接起来，在新时代背景下将人民和时代的双重力量结合起来。

——摘编自孙小清《论中越两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异同》

材料一   齐桓公向管仲征询治理乡村的方法。管仲提出按土地肥瘠征收赋税，则百姓不会随意迁移；山泽依时令开放，则百姓不会随意侵用；土地均平，则百姓不会怨怼；不侵农时，则百姓富足；祭祀不夺牲畜，则牛羊增多。

——摘译自《国语·齐语》

材料二   桓公问管仲说：“我想要征收房屋税，你看如何？”管仲回答说：“这等于叫人们拆毁房子。”“我要征收树木税呢？”管仲回答说：“这等于叫人们砍伐幼树。”“我要征收牲畜税呢？”管仲回答说：“这等于叫人们杀死幼畜。”桓公说：“那么，我依靠什么来管理国家呢？”管仲回答说：“只有专营山海资源才是可行的。

——摘译自《管子·海王》

材料   安史之乱冲击了公私兼营的盐业宽松政策，导致“纲目大坏，王赋所入无几”。之后，朝廷采用食盐专卖法筹集到了军费，但机构臃肿、管理成本增加、官吏假公济私等弊端凸显。760年刘晏出任盐铁转运使，实施新的榷盐法：鼓励民间盐业生产并加强监管；采取“借商销盐”之法，允许盐商参与食盐销售，将盐政官员从运销事务中解脱出来；精简盐政机构，建立独立的盐业产销系统；创行常平盐制，“其江岭间去盐乡远者，转官盐于彼贮之，或商绝盐贵，则减价鬻之”。新法实施后不久，“民得安其居业，户口蕃息”，盐税也占到国家财政总收入的一半。刘晏盐法改革尊重价值规律，引入商业竞争机制，这对后世有借鉴意义。

——据刘玉峰《唐朝刘晏盐法改革评议》等

材料   “卢沟桥事变”后，国民政府为应对事态的扩大，积极准备救护工作，根据此前中华公共卫生护士学会理事花新人等的建议，于1937年颁布《非常区域救护事业办法大纲》，要求属于非常区域的各省市，成立救护委员会，实施卫生人员征调，征调人员涉及医师、药师、助产士、护士等，其目的就是要充实地方的救护组织。

护士征调政策是国民政府在全国抗战的非常状态下制定的政策，带有强烈的战时特征。虽然，该政策的实施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政策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摘编自张金艳《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护士征调政策探析》

材料   山东是晚清时期全国推行新政最早的地区之一。1901年9月，袁世凯将《山东大学堂章程》草案上奏清政府，称“国势之强弱，视乎人才，人才之盛衰，源于学校……”因此奏请在省城设立大学堂，并分设大、中、小学学制。官立山东大学堂很快在袁世凯的主持下建立起来。1902年春，中小学堂、蒙养学堂均已具有规模，颇具时代气息。1904年，山东巡抚周馥上奏清廷“筹办农商工业实业，并筹商务”，借此发展山东新式教育。截止到1909年，山东已拥有高等农业学堂和中等农业学堂各一所，此外还有数量不等的中等农业学堂、初等农业学堂及其他实业学堂，共有学生200多人。另外，女子学堂、政法学堂也相继创办。清末新政时期山东的教育改革，尽管不可避免地保留着很多传统教育的弊端，但毕竟通过这十年的努力，使西学在山东大范围得到传播，为民国年间山东新式教育的发展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摘编自李刚《辛亥前夜·大清帝国最后十年》

材料   晚清时期学制改革措施

——摘编自关晓红《晚清学部研究》

材料   二战结束后，日本战时教育体制下宣传的“皇国思想”、“极端国家主义思想”、“军国主义思想”既不符合美国占领当局推动日本民主化改革的政策，也违背了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理念，所以日本教育改革势在必行。以南原繁为代表的日本知名学者组建教育刷新委员会，制定了《教育基本法》等相关教育法律。《教育基本法》作为日本教育改革的基本大法，规定所有国民都有接受教育的机会。比如，小学与初中为免费的义务教育；国家扶植成人教育与成人夜校的开展；支持高等教育平民化，扩大高等教育范围……这些教育改革措施对日本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同时也为一些右翼保守分子选择美化日本侵略的历史提供了正当的理由。

——摘编自张旭扬《南原繁与日本战后初期教育改革》

材料   1955年，随着我国国内经济形势继续好转，新一轮工资改革也应运出台。这次改行工资制待遇后，工作人员住用公家房屋和使用公家家具、水电，一律缴租、纳费。这次工资改革，建立了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等几大类分配制度，其中党政机关实行职务等级工资制，企业工人分为8个（个别工种为7个）技术等级。专业人员，如工程技术人员、教师、医务工作者、文艺工作者也都相应有了自己的等级系列。与此同时，依据各地自然条件、物价和生活费用水平、交通及工资状况，并适当照顾重点发展地区和生活条件艰苦的地区，将全国分为11类工资区。工资区类别越高，工资标准越高。定级标准采用依据职务，参考德、才和资历进行评定。这次评级，担任重要职务的党外人士受到一视同仁的待遇，甚至被高评。广大党外人士对共产党的胸怀普遍赞赏，并欣然领受。

——摘编自黄新原《五十年代的工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