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禁榷是金代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府对某些商品实行专卖的一种制度。金章宗继位之初，对禁榷商品的管理采取较为宽松的政策。1194年，金章宗为了应对西北部族的叛乱，加强了对禁榷商品的管理，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章宗加大了对私贩的打击力度，不断加强立法，严格管理商品的禁榷；章宗在原有的禁榷管理机构之外又增设按察司管理走私，并在户部之外设置三司，将禁榷商品的管理由户部转移到三司；章宗重新制定考核办法，通过考核办法的调整来促进禁榷管理机构对禁榷商品的管理。章宗还将进士及文士中的清廉者作为盐使司主要的职官人选。还制定官员升降格，并使之成为官员升降及转迁的重要依据；章宗曾四次对盐价进行调整，盐价的变化一直呈上升趋势。除盐价外，章宗对禁榷商品的课额亦有更定，但无论是调整盐价还是更定课额，都是为了应对困局而做出的政策调整。

——摘编自罗继岩《金代禁榷制度研究》

材料   道光、咸丰以来，四川吏治腐败，盐政废坏。1876年，丁宝桢任四川总督，经全面调查了解，缜密谋划，奏疏朝廷，改革川省盐政。1877年起，他在泸州建立滇黔边官运盐务总局，总理川盐的采购、运输、批发、征税等事务；批准由商民自愿捐资筹款，采取以工代赈的形式，对川江险滩进行了疏凿修淘，重点整治了河道共2000余里线路，50余处险滩；融通畅滞，清理积引，调剂盐场与销岸的供求平衡；为确保运道畅通，组建安定营五营，专司黔滇边岸缉私和巡护，派巡防营在水路要隘驻扎，“穷民称便，枭匪势散”。丁宝桢督川十年，共上奏有关盐政的奏疏60余折片，虽谤声四起，备受攻击，仍大义凛然，独持正义，辟众谤而谋全局。但对以官运商销为核心的盐政改革，时人褒贬不一。有人认为“改行官运，办运者则扣费以入私囊，批销者则卖私以取盈余，上下分肥”。1901年清朝在电旨中指出“从前四川盐务，经丁宝桢破除情面，切实整顿，至今增款甚钜”，并要求各省督抚“仿照妥办”。

——摘编自王红《清末丁宝桢四川盐政改革及启示》

3 . 材料   甲午战争失利，是中国近代军事教育的转折点。相较于“专用西法”的日本军事的飞速发展而言，中国无疑已经落后了。迫于内外压力，1901年光绪帝下诏宣布：“武科一途，本因前明旧制，相沿已久……著即一律令永远停止。”张之洞主张通过仿效开办军事学堂，大量培养中下级军官，鼓舞士气，提高军队的战斗力。与此同时，袁世凯在小站练兵编练新式陆军之际，兴办起一系列随营武备学堂。这一时期的军事学堂结束了以往各自为政、混乱不堪的局面，军事教育开始走向正规化、制度化。为了统一各学堂的学制和教学，清廷开始着手建立军事教育管理机构及军事教育体系。为了满足新军扩编对新型军事人才的需要，清政府广泛设立新式军事学堂，并积极派遣留学生赴外学习。辛亥革命前，军人的文化知识和军事教育水平都有了很大的改观。军人成为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已经登上中国的政治历史舞台。

——摘编自甘少杰《清末民国早期军事教育现代化研究（1840—1927）》

材料   隋朝开皇十六年（596年），隋文帝“诏九品以上妻，五品以上妾，夫亡不得改嫁”。贞观元年（627年），唐太宗颁布“劝勉民间嫁娶诏”，规定：“男年二十、女年十五已上，及妻丧达制之后，孀居服纪已除，并须申以媒媾，令其好合。”唐太宗还明确规定：“刺史、县令以下官人，若能使婚姻及时，鰥寡数少量，准户口增多，以进考第。如其劝导乖方，失于配偶，准户减少，以附殿失。”“故（唐朝）公主再嫁者达二+三……太宗女六。”对此，朱熹指出：“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据统计，“贞观初，户不及三百万”，到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全国户数接近380万户。与此同时，粮食价格从贞观八年（634年）、九年（635年）的斗米四五钱，跌至贞观十五年（641年）的斗米两钱。

——摘编自孙顺华《唐朝妇女观之嬗变与社会政治》

材料   1985～1994年，科技体制改革进入调整和创新阶段。国家先后出台了《专利法》《技术合同法》等一系列保护知识产权和激励技术交易的法规。1993年，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科学技术进步法》，其中规定了科技事业的基本方针，并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要求科学技术经费的投入占比，建立高新区并实行优惠政策、发展技术市场，这从根本上明确了科研机构与科研人员的权利与义务，为中国科技法制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科技管理机制的改革释放了全国各类科研院所的科研动力，科技拨款制度的改革刺激了科技创造的源动力，科技人员管理改革激发了研发主体的创造力。此外，科技服务业在这一时期迅速发展并在全国扩张，为我国经济建设提供了新思路、新方向。

——摘编自姜江《新中国成立70年科技服务业与体制改革》

材料   甲午战后，湖南人因甲午惨败，创痛剧深，变保守为激进，出现了官绅一体共谋维新的新气象，湖南一跃而成为了全国最富有朝气的省份之一。湖南保卫局是黄遵宪仿照日本与欧美的警察制度，结合中国传统城市管理特色提议建立起来的，目的是为湖南的维新变法运动提供良好的社会条件和治安环境。其部分章程如下

——摘编自许顺富《湖南保卫局与近代长沙城市管理制度的变革》

材料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前，我国逐步形成了以国家、地方体委为主导的体育管理体制。改革开放后，国家体委成立了训练竞赛六司，开始优先发展竞技体育，通过加大竞技体育财政投入等方式，推动我国竞技体育水平迅速提高。1986年是我国体育管理体制改革的元年，国家体委颁布了《关于体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草案）》。草案的总方针是“推动体育社会化、科学化，促进体育事业的全面发展”。由于此次改革存在不完整与不健全性，国家体委于1993年制定《国家体委关于深化体育改革的意见》。该《意见》明确要求体育体制应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并首次提出要将政府与社会力量相结合，推进政府部门简政放权，政事分开、管办分离。在北京奥运会后我国又进行了新一轮的体育改革，重点围绕政府、协会、竞赛等管理体制进行了改革，其效益正逐渐对全民健康产生影响。

——摘编自穆文浩《我国体育管理体制改革：回溯与构想》

材料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重点强调，“党对文艺工作的领……是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1983年，中央提出了文化体制改革的具体目标，即“改革是为了促进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提高作家、艺术家的思想艺术素质，提高作品的思想艺术质量”，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文化体制改革的进程。1988年，文化部第一次在政府文件中使用了“文化市场”的概念，文化市场开始在国内孕育成长，中国文化体制改革取得了预期的效果。在改革的起步阶段，我国确立了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根本的政治原则。在这一时期，党对如何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文化体制改革有了更加明确的认识，文化体制改革所取得的成就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

——摘编自孙泽海《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历程及内在逻辑》

材料   中国的屋舍之税起源很早，且与城市的发展密切相关。先秦的“廛布”首向官府管辖市场中的商业用房征税。汉代的“市肆之税”指向官府和私人用房，既有商业性用房也有居住用房，具有城市土地利用、屋舍和经营税共征的特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店舍之征开始对房屋划分等级，屋舍之税的征收办法开始具体化。唐代“间架税”具有单一屋税的性质，征税办法的操作性强。五代十国时期“屋税”之名正式出现，且成为国家常赋。宋代确立城郭之赋以及宅税和地税的分野。由此，屋税正式成为一个独立税目，改变了此前屋舍、土地利用和经营税混而征之的情况。这一嬗变，是我国古代城市不断发展、人口增多、城市建筑用途多样、城市空间结构不断变化和发展的结果。

——据吴晓亮等《先秦至唐宋屋舍之税嬗变研究》

材料   19世纪后期，外国银元大量涌入中国市场，中国多次发生金融恐慌。1887年，两广总督张之洞请旨在广东开设铸造局铸造银元。1894年，湖北省也开始设局铸造银元。1904年，为统一铸币权，清政府决定在天津设立国家造币总厂。清政府还设置币制局，负责统一币制等事务。1909年，度支部制定《通用银钱票暂行章程》，由大清银行垄断纸币发行权。1910年，度支部颁布《兑换纸币则例》，明确规定纸币的兑换发行权统一由大清银行管理，抛弃了宋金以来发行不兑换纸币的弊法，但滥发纸币的现象依然存在。同时，度支部拟订了《银本位币制则例》，建议七钱二分制为银元单位，还对新式币制的种类、重量、成色、铸造、发行以及流通等都做了具体规定。清末，由于赔款、编练新军以及举办新政等等，政府财政收支不断恶化，币制改革所需巨额开支无法负担。辛亥革命爆发后，政局变动，晚清的币制改革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摘编自邹丽霞《晚清的币制改革及失败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