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新疆自古以来是多民族聚居区，各族人民群众长期处于黑暗的封建统治之下。1941年7月，毛泽民调任新疆民政厅代理厅长，他的第一个措施是彻底革除“农官乡约”这个捆绑在人民群众身上的封建制度枷锁。毛泽民参照陕甘宁解放区实施的民主选举办法，结合新疆实际情况和特点，亲自起草拟定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村制组织章程》，由区、村代表会议来选举区、村长，在市镇由居民直接选举街长。毛泽民还亲自草拟了《各区、县救济院整顿大纲》和《救济院平民管理及办事细则》，在他的整顿下，全疆设立了17所救济院，收留鳏寡孤独的无家可归者三四千人。1941年9月，毛泽民当选积谷备荒分社委员长，亲自带队下到田间地头，给农民讲解把自己余粮捐给积谷备荒分社的道理，号召每个人都贡献自己的力量，这大大激发了农民上交余粮的积极主动性。他在多次视察新疆的医院、药房等实际情况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如扩建新疆医院和诊所，改建及完善医疗卫生制度，改建病房条件，添置医疗设备，培训专业人才，加强行政管理和卫生防疫等方面工作。毛泽民同志在就任期间，拖着病体，勤恳工作，置自己安危于不顾，开创了新疆民政工作的新局面。

——摘编自马琴琴《毛泽民主管新疆民政时期的措施及贡献》

材料   1985～1994年，科技体制改革进入调整和创新阶段。国家先后出台了《专利法》《技术合同法》等一系列保护知识产权和激励技术交易的法规。1993年，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科学技术进步法》，其中规定了科技事业的基本方针，并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要求科学技术经费的投入占比，建立高新区并实行优惠政策、发展技术市场，这从根本上明确了科研机构与科研人员的权利与义务，为中国科技法制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科技管理机制的改革释放了全国各类科研院所的科研动力，科技拨款制度的改革刺激了科技创造的源动力，科技人员管理改革激发了研发主体的创造力。此外，科技服务业在这一时期迅速发展并在全国扩张，为我国经济建设提供了新思路、新方向。

——摘编自姜江《新中国成立70年科技服务业与体制改革》

材料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前，我国逐步形成了以国家、地方体委为主导的体育管理体制。改革开放后，国家体委成立了训练竞赛六司，开始优先发展竞技体育，通过加大竞技体育财政投入等方式，推动我国竞技体育水平迅速提高。1986年是我国体育管理体制改革的元年，国家体委颁布了《关于体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草案）》。草案的总方针是“推动体育社会化、科学化，促进体育事业的全面发展”。由于此次改革存在不完整与不健全性，国家体委于1993年制定《国家体委关于深化体育改革的意见》。该《意见》明确要求体育体制应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并首次提出要将政府与社会力量相结合，推进政府部门简政放权，政事分开、管办分离。在北京奥运会后我国又进行了新一轮的体育改革，重点围绕政府、协会、竞赛等管理体制进行了改革，其效益正逐渐对全民健康产生影响。

——摘编自穆文浩《我国体育管理体制改革：回溯与构想》

材料 北宋真宗章献明肃刘皇后，“性警悟，晓书史”，真宗“阅天下封奏”，凡有疑难，她都能援引此前事例、制度答对，“益为帝倚信”。真宗驾崩，“遗诏尊后为皇太后，军国重事，权取处分”。仁宗十二岁即位，太后“称制凡十一年”，先后提拔了王曾、吕夷简、鲁宗道等贤臣，能够虚心接受这些人的进谏。称制期间，太后也曾借口仁宗年幼，试图“欲独受群臣朝”，但终因大臣“力陈其不可”而作罢；与仁宗同往慈孝寺时，她曾让自己车驾走在仁宗前面，但当鲁宗道指出“（妇人）在家从父，嫁从夫，夫殁从子”后，她也欣然接受。唯有临死前，她“服天子衮冕（服饰）”谒太庙，群臣勉强依从。但太后终不愿意辜负真宗对她的恩遇，当有人献媚太后，呈上《武后临朝图》，“后掷其书于地曰：‘吾不作此负祖宗事’”。后人评论，章献明肃太后“有吕（雉）武（则天）之才，无吕武之恶”。

——摘编自脱脱《宋史·后妃传》等

材料　两宋的粮食仓储包括正仓、义仓、常平仓和社仓四种。正仓亦称官仓和省仓。正仓一般设在京城、各重要转输地点和边境驻军地区。正仓积谷数量很大，北宋京城正仓年积谷最多时达700万石。宋太祖乾德元年（963），令各州县开始设置义仓，直至1094年，中间历经五次设置和废止，此后未再废止，南宋时则一直存在。常平仓的设置比较广泛且经营规模甚大。1006年，在京东西、河北、河东、陕西、江南、淮南两浙等路皆立常平仓；1020年，荆湖、川陕、广南各路皆置常平仓。1021年，各路总籴数18．3万余斛。为了赡养州县郭内老幼贫疾不能自存者，仁宗嘉祐二年（1057），诏天下置广惠仓。原来没人绝户田皆由官府出售，后来枢密使韩琦建议，请留勿卖，募人耕种，收租谷另置仓储存，用以救济经常性的老幼残疾贫苦无依者。社仓多由民间劝输并由民间管理，接受地方官吏的监督协助。义仓多为官办，随同王赋输纳，不由劝捐。由于人口剧增，且大量劳动力从农业生产部门流失等原因，粮食在局部地区经常出现危机。例如北宋仁宗时朝廷每年要从江南等地买米200万石。

——摘编自吴宾《中国古代粮食安全问题研究》

材料   隋朝开皇十六年（596年），隋文帝“诏九品以上妻，五品以上妾，夫亡不得改嫁”。贞观元年（627年），唐太宗颁布“劝勉民间嫁娶诏”，规定：“男年二十、女年十五已上，及妻丧达制之后，孀居服纪已除，并须申以媒媾，令其好合。”唐太宗还明确规定：“刺史、县令以下官人，若能使婚姻及时，鰥寡数少量，准户口增多，以进考第。如其劝导乖方，失于配偶，准户减少，以附殿失。”“故（唐朝）公主再嫁者达二+三……太宗女六。”对此，朱熹指出：“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据统计，“贞观初，户不及三百万”，到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全国户数接近380万户。与此同时，粮食价格从贞观八年（634年）、九年（635年）的斗米四五钱，跌至贞观十五年（641年）的斗米两钱。

——摘编自孙顺华《唐朝妇女观之嬗变与社会政治》

材料一   “寇难（安史之乱）以来，函、陕凋残”，漕运五百里运输线上，“编户仅千余，居无尺椽，人无烟爨，萧条凄惨，栈车挽漕，亦不易求，于无人之境，难以兴此劳人之运”；“河、汴不复穿治，泥沙沉积，河床淤塞；戍卒久绝，县吏空拳，舟行所经，寇亦能往”；“淮阴至蒲坂三千里，屯戍相望。挽漕所至，船到便留，即非单车使者折简书所能制”。

——摘编自《旧唐书•刘晏传》

材料二   自刘晏漕运改革后“江湖米来，京师三辅百姓即顿减徭赋”；“东都残毁，百无一存。米运流通，饥人皆附，村落邑廛，从此滋多”；“诸将在边者，诸戎侵败王略者，闻帝乡军食丰衍，令夷夏震耀”；“舟车既通，商贾往来，百货杂集，航海梯山，渐追‘贞观、永徽之盛’”。

——摘编自《旧唐书•食货志》

材料三   诗人岑参歌颂刘晏：“刘公领舟楫，汴水扬波澜；万里江海通，九州天地通。”

——摘编自吴慧《中国古代经济改革家：镜鉴兴衰三千年》

材料   “师范学堂课程，分为九科：经学、文学、教育学、史学、地学、算学、格致学、农学、体操，学制为三年。小学堂学制为四年，课程设置为经学、文学、史学、地学、算学、格致学、农学、体操。”袁世凯在直隶各属中学堂还拟定了暂行章程，中学堂课程有中、西学两项。中学课程四科：经学、文学、史学、政治学。西学课程七科：英文、算学、地学、外国史、格致学、外国浅近政治学和体操。对普及教育中出现的问题“派查学员以纠其失”；在所辖州县划分学区，宣讲国民教育，“立劝学所以作其气”；在乡村及偏僻之地“立宣讲所、闻报所以破其蒙”；并积极要求制定癸卯学制所缺的女学章程。袁世凯不仅选送候补官员前往日本游历，而且饬令各属公派品端学粹士绅赴日本考察学务，规定前者在日本时间为3个月，期满回国，须交上日记，以观心得；后者考察期为4个月，除参观考察外，还要选修有关教育课程，这些官绅回国后基本上被安排在教育领域任职。

——摘编自牛秋实《袁世凯与近代教育改革》

材料   二战以后，英国工党政府掀起大规模的国有化运动。这些国有企业在制度上没有利润目标，经营责任不明确，再加上政府对国有企业经营的行政干预过多等，导致了国有企业经济效率十分低下。这直接导致工党推行的国有化政策逐步失去了公众的支持。1979年，保中党在大选中获胜，开始了大规模的非国有化运动。国有企业向社会转让股权后，政府不再以所有者身份干预企业的经营活动。为了防止出现垄断经营带来的低效率，英国政府除了宏观调控以外，还保留了对垄断性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进行社会性管理的权利，设置“垄断与兼并委员会”对拥有垄断地位的大公司进行管理和控制。同时，对事关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企业还设置了“特别股”，使政府对该企业的某些重大决策拥有特别否决权。同时，为了打破垄断、引入竞争，电信业从1983年开始先实行“两家垄断政策”改革，1991年开始又允许其他新公司竞争。英国经济在90年代走出滞胀的困境，进入了良性经济增长期，政府的财政状况根本好转。

——摘编自沈晓梅《英国国有企业民营化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启示》

10 . 材料   明代江南田赋繁重，农民大批逃亡，赋税拖欠。明宣宗派周忱以江南巡抚身份调查处理税粮积欠问题。当时江南田粮运送北京，有军运，有民运。“军船给之官，民则僦（租赁）舟，加以杂耗，率三石致一石，往复经年，失农业。”他与漕运总督陈碹议定，改由民运至淮安或瓜州交兑，再则漕军接运至通州。运输要加耗，“豪有力者只供正额，而一切转输诸费，其耗几与正额等，乃独责之贫民。”对此，他创“平米法”，不分大户、小户，均按正米及耗米合计。后来，他对原来税重的地方征收金花银，田赋实物税粮改折为白银，对纳税者免除了运输等盘费与麻烦。他还推行了一系列其他辅助措施。在他去职后，江南人民怀念他的政绩，给他建造生祠，他的改革还为明朝中后期赋役改革提供了借鉴。

——摘编自周志斌《明代周忱苏松赋役改革述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