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汉朝的户籍制度在沿袭秦朝的基础上有所发展，萧何编制的《九章律》中有一章为《户律》，规定了详细的户籍管理办法，《户律》规定“五家为伍，十家为什，百家为一里，十里为一亭，十亭为一乡”，从而在基层建立起严密的居民组织。户口登记的内容包括户主、户内成员的姓名、性别、年龄、土地、房屋、财产等情况，并以此作为征发赋役的根据。《户律》还规定，所有人都必须登记入籍，隐瞒不登记者当论罪处罚；凡登记在国家户籍上的人口不得随意迁徙，否则将被视为“亡命”，并受到严惩；出游之人必须持“符”，符上记载本人姓名、职务、籍贯以及身高、肤色等特征，以备查验。由丞相主管全国户籍工作，地方上多设三老、县设户曹，专门负责户籍的管理和人口的统计，每年的八月作为全国普遍实行人口调查的月份，根据实际情况随时增减，以保证国家对户口情况的最新掌握。

——据《编户齐民——我国古代户籍制度的完备》整理

材料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城市的快速发展和数量的增多，部分中心城市空间扩展受到周边城市的限制，相邻城市之间的摩擦也逐渐增多，城市之间的协调发展问题变得日益突出。在这种情况下，以“撤县（市）设区”为主要内容的行政区划调整作为解决问题的一种行政手段开始大行其道。早在20世纪50年代，上海等城市就曾经出现过这种调整，通常的做法是将大城市周边的县或县级市改为区，纳入到大城市行政区范围内，从而为大城市及其周边地区的统一规划和协调发展创造条件。撤县设区改革，在发展意义上，契合了由“农村中国”向“城市中国”的变革趋势。在实践中，“撤县设区”与改革开放进程中的工业化、城镇化基本是同步进行的。

——摘编自王禹澔等《“撤县设区”研究刍议与展望》

材料 据统计，解放前夕的北平全市有保长338人，甲长9955人。1949年4月7日，保甲制度彻底废除，新的街乡人民政府成立，村政权随之建立。5月份，北平城乡基层政权全部建立起来。1949年8月，京郊472个村建立了农会，109个村建立了农筹会。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规定：“乡村农民大会，农民代表会及其选出的农民协会委员会，区、县、省各级农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农民协会委员会，为改革土地制度的合法执行机关。”北京市先后于1951年3、4月和7、8月在郊区270个行政村召开了村人民代表大会，完成了人民政府的民主选举工作。到1955年京郊312个乡，均已建立党的组织。1956年共有党员10764人，占农业人口的2%。

——摘编自田涛等《新中国成立前后北京市乡村治理的变革》

材料1901年迄1905年，清廷最高统治者痛定思痛，决意变法。1901年7月，清政府宣布将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新设商部、学部、巡警部和练兵处、财政处5个中央机构，撤除地方和中央的闲散衙门。1905年前后，立宪国日本战胜君主国俄国的消息传来，慈禧太后震惊之余，“如梦初觉，知二十世纪中，无复专制政体容足之余地”，退决心仿行宪政，并于1906年9月下谕宣示预备立宪要先行厘定官制。1908年11月，溥仪继位，由其父载沣担任摄政王，主持国政，积极筹备立宪。原有之内阁、军机处、会议政务处、宪政编查馆、吏部、中书科、稽察钦奉上谕事件处、批本处等衙门一律裁撒。组建责任内阁，在13名阁员中，满、蒙贵族占9名，其中皇族5名。当时即有人预言：“窃恐内闾甫成立，而推翻之动机已伏矣。”果然，不到半年，武昌首义爆发。

——摘编自李志茗《论清末新政时期的行政改革》

材料1934年11月，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时任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再三强调：“我们苏区，决不允许有一个贪官。”陕甘边根据地在军队内部建立了保证官兵廉洁的制度，颁布了《赤卫军暂行简明军律》，对没收豪绅地主及反革命分子的财物而不报告者治罪。边区政府对贪腐行为采取零容忍的态度，利用重典打去贪腐分子。我党还要求领导干部带头示范，严以律己，做清正廉洁的典范。边区政府工作人员一律实行供给制度，所有物品均由财经委员会按每人的最低需要发给。苏维埃政府把加强干部教育，树立共产主义理想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作为廉政建设的重要内容。同时，我党还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苏维埃边区的廉政建设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摘编自陈红《陕甘边根据地的廉政建设》

材料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从东南沿海一直打到天津、北京，清王朝统治者“重陆轻海”“弓马定天下”的理念被彻底粉碎，晚清军事变革真正启动。面对当时险恶的形势，李鸿章发出了两个著名的慨叹：“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高度概括了国家安全的空前严峻性。此后，晚清国防和军队建设经过30年左右的发展，在陆军火器化、建立近代海军、创办近代军事工业、革新军事教育等方面都取得了比较大的成就，并在某些领域呈现出“彻底性、开拓性、先进性”等特点。特别是海防建设，代表了洋务运动期间军事变革的最高成就。从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引发清廷第一次海防大讨论，到1888年北洋舰队正式成军，清王朝建立一支规模宏大的海军只用了十几年的时间。

——摘编自舒健《晚清军事变革的历史思考》

材料   我国近代史上的文字改革运动，从晚清时期就开始了。从运动的整体情形看，它实际包含四项内容：施行汉语拼音、使用简化字、写白话文、推广普通话。四项中的每一项，又可以单独构成一场运动，四项内容在实际运动中往往结合在一起。运动大体以辛亥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在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下，文字改革的迫切性与必要性在文学革命的框架内，借着五四运动的强大气流，迅速升腾为席卷全社会的潮流。“五四”后的文字改革运动，不但得到了北洋及国民政府的认可，而且得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发展与弘扬。整场文字改革运动，在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上首次实现了“书同文、语同音”的目标。文字改革运动将汉字改造成为了一套科学符号，使其真正能够为广大民众所掌握，堪称中华民族文明史上的一大盛事。

——摘编自李洪岩《浅议近代的文字改革运动》

材料   秦孝公之后的历代秦君，在秦孝公《求贤令》的基础上实行客卿制度，并由此确立起布衣将相格局，保证了拥护和支持变法的智能之士得以进入国家政权机关并成为主导力量。他们执行变法的政策与法令，有效保证了秦国法治路线的连续性，从而有效地克服了宗室贵族专权的逆流，为秦国变法的最终胜利提供了保障。商鞅虽死而秦法未败，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客卿与秦君是一种基于交换关系之上的君臣关系，一旦不再符合秦国需要或触犯秦律，秦君便可以随时罢黜、惩罚他们。

——摘编自马卫东《秦法未败探析》

材料 租庸调制是唐前期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之上、对作为自耕农的成丁课以定税的税制。它规定,每成丁纳“租二石、绢二丈、绵三两”。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丁户逃亡,租庸调制地位日降。唐中期“安史之乱”(755-763年),造成了经济大破坏,国家赋税收入大减。随着大理财家刘宴对财政大力整顿,增加了财政收入,也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和商品货币关系的扩大大。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正月,正式颁行“两税法”。两税法规定以“量出制入”为征课原则,“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以产为征课对象,以货币计税,夏秋两征,钱粮和绢部同。

——摘编自瑶喜臣《试论租唐调制到两税法的变革》《旧唐书》

材料   北宋进一步改革了医疗福利制度。设立翰林医官院为中央最高医疗行政管理机构，地方也设有医官，政府要求这些机构“散药饵以救民”。医疗福利制度主要由政府建立，而宗族、邻里等组建的民间机构也发挥了辅佐作用。北宋医疗福利机构主要服务于皇族、官员、军人和处于贫苦状态的平民百姓。其中皇族、官员、军人享有较高水平和较为全面的医疗福利保障，而对贫民则通过安济坊提供最基本的医疗服务。北宋还通过法律的形式保障病者利益不受侵害。王安石新法中的“市易法”，将药品纳入国家统一管理，禁止不法商贩操纵药物，以假药、次药牟利坑害百姓。

——摘编自杜菁《宋代医疗福利制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