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1月，国家颁布了《关于统一全国税收的决定》，初步建立了我国的税收体系，搭建了现代税收体制的早期框架，并在随后几年不断简化税制。改革开放后，我国步入税制改革的快速发展期。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重塑了收入分配格局。1984年，国家施行“以税代利”，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1994年，国家实施分税制改革，此后，我国实现了税制的城乡统一、内外统一。为了有效吸引外资，2008年，正式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统一了内外资企业制度，不仅营造了更为公平的竞争环境，也为我国与国际税收接轨作出了重大贡献。2016年，国家颁布《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等文件，推进“营改增”，迈出了走向现代税收制度改革的重要一步。

——摘编自许安拓《中国税制现代化发展逻辑与“十四五”改革取向》

材料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为挽救日益衰败的农村现状，乡村复兴从口号变为社会实践运动。以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为代表的知识精英在各地创建县政建设试验区，率先进行乡村建设的试验。在试验区，乡建领导者加强乡村小学和成人学校的建设，改革教材、完善学制、改进教育行政管理工作。经济上，改良和推广优良品种，防治病虫害，并成立借贷处和信用合作社，向农民发放贷款，以解决农民生产生活的困难。根据国民政府有关自治事务的规定，不少实验区开展调查户口、整顿税收、成立民团或警察局、组建自治团体等工作。乡村建设虽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但总体上却出现了“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的局面。

——摘编自王建朗黄克武《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民国卷（下）》

材料   纵观我国长达几十年的户籍制度改革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个阶段：一是从1978年到1984年，户籍制度对人口流动迁移的限制由严格控制开始转向适度放松。以1984年国务院出台的《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为标志，严格的户籍政策开始出现松动。二是从1985年到1999年，户籍制度改革进入暂住证时代。1985年，公安部出台《关于城镇暂住人口管理的暂行规定》，实行暂住证制度。三是从2000年到2013年，以服务为导向的户籍制度改革全面铺开。2013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并予以农业人口的市民化政策财政支撑。四是从2014年至今，户籍制度改革进入居住证时代，改革向纵深扩展。2015年国务院出台了《居住证暂行条例》，在全国开始逐步建立起了以居住证为载体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机制，户籍制度改革实现了新的突破和依托。

——摘编自李丹阳、汪勇《新中国70年来户籍制度改革的演变历程、逻辑与趋向》

4 . 材料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政权分裂。南朝成为继东晋之后，由汉族建立起来的王朝，在中国历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南朝疆土，宋时最大。宋孝武帝刘骏在位期间，面对战乱及经济重心的南移，政治上，推行了一系列改制举措，削弱士族权力，大力提拔寒门势力，整顿刑律，并改置州镇和设立典签，加强中央集权；经济上，继续推行“土断”，赦免奴婢和军户，抑制土地兼并，限制士族封山占水，始行“检籍”，设立台使，改革税制，并改铸钱币；军事上，以颜师伯为青州刺史，又重用殷孝祖、卜天生等将领，击溃北魏军队，取得了宋魏第一次青州之战的胜利，收复了济水以北的失地，并进行了军制改革；文化上，尊孔崇佛，恢复礼乐。但统治末年，孝武帝大兴土木、滥杀无辜、奢侈无度，耽于享乐。为了巩固帝位，过度削弱宗室力量，引发宗室内斗局面，动摇刘宋统治基础。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第五卷·中古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材料 西藏地方行政体制是中央在藏权威的制度保障。晚清以降，以驻藏大臣为首的驻藏系统官员贪腐无能，特别是英国第二次侵藏中驻藏大臣有泰的"颛预误国"，导致以十三世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地方与驻藏大臣关系恶化，进而对清政府强烈不满的严重后果。加之政教合一制使西藏地方政教上层对清朝在藏施政形成了越来越大的抗阻力。张荫棠结合清末新政时期的行政制度改革，逐步提出了西藏地方行政体制的改革方案。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是裁撤驻藏大臣与驻藏帮办大臣，改设西藏行部大臣；行部大臣署内完全围绕经济改革对政府职能的需求新设了诸多职能部门，其他地方各级职能机构也按照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赋予了新的职能。行部大臣制度的相关新设职官向西藏地方政府的延伸，实际是对西藏地方政府的逐步改革，在当时中央在藏权威不足以直接改革西藏地方政府的情势下，不得不说这是改革的一种策略。然而，张荫棠的行政体制改革方案在实施上困难重重，随着他的离藏.其改革也不了了之。

——摘编自陈鹏辉《清末张荫棠藏事改革研究》

材料   据《隋书·食货志》记载，隋朝均田令规定：农民、奴婢、耕牛的授田皆以北齐制度，即一夫受露天80亩，妇人40亩；丁男另有桑田或麻田20亩，是为永业田；奴婢按良人办；丁牛一头受田60亩，限4头。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政府还大力鼓励百姓垦荒，并大量修复、改造水利工程。如蒲州刺史杨尚希颇有惠政，督导人民“引瀵水，立堤防，开稻田数千顷，民赖其利”；寿州总管长史赵轨“劝课农桑，更开三十六水门，灌田五千顷，人赖其利”。隋朝政府相继在卫州（今河南汲县）设黎阳仓，洛州设河阳仓，陕州置常平仓，华州置广通仓等。隋朝大业年间，又修建含嘉仓。据考古发掘，含嘉仓已经探出粮窖259个，其中大窖储粮一万数千石，小窖储粮数千石。直到唐王朝取代隋朝二十余年之后，隋朝库存粮食依然尚未用尽。隋朝一系列粮食安全举措，为开皇盛世的到来提供了条件，为隋炀帝的军事远征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摘编自刘长林《浅论隋朝应对粮食安全采取的举措》

材料   1867年议会改革有着深刻复杂的起因。它是1882年议会改革后，工业资产阶级向土地和金融贵族展开夺权斗争的继续，也是工业革命在政治上引起的必然反应。工人阶级是在工业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影响下介入议会改革运动的。

1867年议会改革后，工业资产阶级的目标达到了，1868年大选中土地贵族已失去了优势，就连对这次改革始终抱敌对态度的克兰博恩勋爵也不得不承认，“改革之后，贵族政治原则遭到毁灭，而民主的原则获得了胜利”。传统的代表城镇工商业利益的辉格党和代表乡村地主贵族利益的托利党之间的区别已基本消失，两党都已变成资产阶级政党，两党在组织上更完善化了。1867年英国议会改革使一部分工人获得了选举权，同时也改善了工人的政治地位，工会合法化了。

——摘编自施兴和、舒一新《一八六七年英国议会改革起因、动因、后果简论》

材料   安史之乱后，由于运河受战争破坏，关中地区发生粮荒。刘晏发展了开元时期的分段运输法，实行“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并在各河段之间设仓转储。刘晏还注意运河沿岸的水源保护和运河的流浚以使河槽不涸。又设厂制造专用船只，改进船纤材料，专门设计了“上门填阙船”，应对水流湍急的河段。为了组织一支高水平的运输船队，他以盐税雇船工，专司行船，减少了沿岸的力役证发，并分段由军队押送。至此，“岁转粟百十万石，无升斗溺者”，基本上缓解了关中粮食供应紧张的情形。

——摘自纪宝成《中国古代治国要论》

9 . 材料   况钟（1383-1443年）,南昌靖安人。1430年出任苏州知府。苏州一府六县税粮总额约为全国实物收入的十分之一。农民无法承受,纷纷举家逃亡，税赋无法足额征收,暴力抗粮抗税时有发生。况钟多次上奏疏请求，官田比照民田起科。在明宣宗亲自过问,才获户部通过。这不仅改变了实行二百年的“田分官民”的制度,也是对朱元璋对抄没官田课以重税决定的否定。针对历年欠赋,如果都缴粮食,困难很多。况钟提出:以“金花银”或绢、布交纳税,得到了朝廷的批准。既补交了赋税,又减少了民役负担,也开辟了官方承认银子进入货币行列的先例。这些措施扭转了明初以来的江南地区经济萎靡不振的局面,使之重新焕发了生机。.

——摘编自陆咸《况钟治苏的历史功绩》

材料   甲午战争以后，改革科举考试内容成为一个热门的话题。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提出了较为详尽的改革意见。他主张考试分三场进行，第一场考中学经济，内容包括中国史事、本朝政治论等；第二场考西学经济，内容包括各国地理、官制、学校、财赋、兵制、商务及格致制造、声、光、化、电等；第三场考四书文两篇，五经文一篇。并规定每场的录取名额，第一场允许参试的人数为拟录取人数的十倍；第二场，允许参试的人数为拟录取人数的三倍；第三场时名额没有具体限制，凡中试者均录取，不取者罢归，第一场考试合格者方准参加第二场考试，第二场考试合格者方准参加第三场考试。张之洞认为这样做可以“先博后约，随场去取”，即首场先取博学，二场于博学中求通才，三场于通才中求纯正。张之洞还主张凡京官考试，诗赋、小楷与时文应一并扫除。其后不久，张之洞改革科举内容方案，得到清政府的首肯并命礼部详议条目，立即通行各省。

——摘编自黄新宪《张之洞与晚清科举考试制度的改革及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