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唐朝后期，藩镇军士是雇佣职业兵，不同于亦耕亦战的部曲家兵，他们以当兵为职业，"仰镰廪养父母妻子"。因此，一旦谁损害他们的利益，必然会激起强烈反对，不惜作"忘身徇利"的斗争。这种斗争自然既带有反暴性，又具有嗜利性。同时，藩镇军士对主帅的关系带有契约性，这是唐代农民人身依附关系减弱的反映。至德元年朝廷下令，所在军镇"应须士马、甲仗、粮赐等，并于当路自供"，"四方大镇"则"自给于节度团练使"。这即是军费开支地方化，地方财权由藩镇节度使掌握。这种情况一方面巩固了藩帅的权势和藩镇的地位∶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兵士与藩帅在本镇财赋分割上处于尖锐对立状态。因此，兵士在为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或为邀求赏赐而掀起动乱时.其矛头所向必然是本镇节度使.而不是中央政府。

材料   1880年法国政府通过《卡蜜儿·赛改革方案》，规定年轻女子可通过省市举办的考试入校接受教育。该法案最初并不在初始改革方案中，执政党为了和当时右派势力划清立场，抵制教会教育，才支持女子教育改革方案。学校开设教学内容包括道德教育、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类、地理与天文学、历史类、家庭经济类、艺术类、体操等课程。学校提供寄宿，待遇与市立中学享受同样的待遇。奖学金数额由公共教育事务部、学校所在的省市共同协商来决定。学校允许学生在正常教学以外的时间进行宗教教育，但必须经过公共教育事务部部长的准许。每所学校都由一位女校长管理，任课教师必须拥有常规的学位。卡蜜儿作为改革的推动者指出：女性来到世界上不是为了宗教信仰，而是为了成为妻子、母亲。这说明当时的共和派并无意通过教育改变女性社会地位。

——摘编自卞翠《法国高校招生考试制度研究》

材料   从1865年起将海关全部收支总账分为海关经费支出账、海关没收和罚款收入账、吨税收入及用于航务设施的提成账、所有其他规费收入和开支账。所有海关可自行处理的结余，一律存放在指定的银行，没有得到总税务司的允许各关不得截留。1870年又公布了十项有关会计收支的条例。1873年成立了贸易造册处，负责印刷各口贸易统计季报和年报，编写贸易总报告。统计内容涉及中国财政、经济、货币、金融等方面的资料，尤其是关于鸦片、茶、丝、黄麻和大豆等大宗进出口商品。为加强海关财务检查，在总税务司之下，专设掌管会计的稽查账目税务司。“该部门税务司总管辖海关之会计并审查各地海关之会计，至少每年到各地巡视一次，副税务司驻留北京总司署负责审查各关报表”。海关税收从1865年的830万两增加到1875年的1200万两，而1885年增加到1450万两。

——摘编自段晋丽《赫德与近代中国海关制度的建立》等

4 . 材料1927年，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作出决议，全国各县一律实行县长制，县政府和县长分别代替县公署和县知事。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公布《县组织法》。1929年，国民政府重新修订《县组织法》，强调：“吾人今后必须矫正从前重省轻县之传统观念，而易以总理重县轻省之新观念。总理于民权主义与建国大纲中，汇精聚神，唯在直接民权对于县自治之实际行使。由此可知，县自治者，实三民主义之基本知识。”被任命为县长之官员，应先试署一年，考核成绩优良者予以实授，以三年为一任，期满成绩优良者可以连任或升迁。但在实施过程中，如1930～1934年的福建更动县长289人，最短的任期只有4天。规定考试应成为县长任用的主要途径，但据1932年内政部统计，各省通过考试取得县长职位的比例最高的是安徽，但也仅有17.6％。蒋介石也承认：“县为执行一切政令之中坚，其重要如此，而行政经费之微薄又如彼，实无从充实组织，延揽人才。”事实上，无论是地方自治的推行，抑或省、县行政结构的建立，国民政府只能在无情的现实面前屡屡碰壁。

——摘编自李新总编《中华民国史》（第七卷）

材料   1793年6月初，雅各宾派上台之时，国内面临严峻形势：物价飞涨且保王党叛乱，外来势力干涉压境。为了摆脱困境，雅各宾派着手解决土地问题。同年6月3日，雅各宾派促使国民公会通过法令，规定将没收的大量逃亡贵族.王室和僧侣的土地分成小块出卖给农民，购买者可以分期付款，10年还清。同年6月10日，国民公会又颁布了第二个土地法令，规定把近两百年来被地主、贵族夺去的农村公有土地以及牧场和森林归还给农村公社。如果农村公社中有三分之一（及以上）的居民赞成，就可以把公有土地按人口进行分配，不论男女、老幼，也不分新户、老户，在家或外出，凡在农村公社中居住满一年者，每人都能分到同等的一份土地。同年7月17日，国民公会颁布了第三个土地法今，无偿地废除了一切封建权利和义务，以及各种苛捐杂税，烧毁全部地契、文据。至此，法国大革命中的中心问题——土地问题，基本得以解决。

——摘编自吕桂霞《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土地问题》

材料   新疆自古以来是多民族聚居区，各族人民群众长期处于黑暗的封建统治之下。1941年7月，毛泽民调任新疆民政厅代理厅长，他的第一个措施是彻底革除“农官乡约”这个捆绑在人民群众身上的封建制度枷锁。毛泽民参照陕甘宁解放区实施的民主选举办法，结合新疆实际情况和特点，亲自起草拟定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村制组织章程》，由区、村代表会议来选举区、村长，在市镇由居民直接选举街长。毛泽民还亲自草拟了《各区、县救济院整顿大纲》和《救济院平民管理及办事细则》，在他的整顿下，全疆设立了17所救济院，收留鳏寡孤独的无家可归者三四千人。1941年9月，毛泽民当选积谷备荒分社委员长，亲自带队下到田间地头，给农民讲解把自己余粮捐给积谷备荒分社的道理，号召每个人都贡献自己的力量，这大大激发了农民上交余粮的积极主动性。他在多次视察新疆的医院、药房等实际情况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如扩建新疆医院和诊所，改建及完善医疗卫生制度，改建病房条件，添置医疗设备，培训专业人才，加强行政管理和卫生防疫等方面工作。毛泽民同志在就任期间，拖着病体，勤恳工作，置自己安危于不顾，开创了新疆民政工作的新局面。

——摘编自马琴琴《毛泽民主管新疆民政时期的措施及贡献》

材料   战国时期的楚国在县以下设立了地方基层行政机构，即里、社、州、乡。里设里公，州设州加公，乡设乡师，这些职官是地方基层行政机构的最高长官，他们担负着直接治民的重要职责。楚国的基层行政机构是与楚县相一致的中央集权统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还有地方政权组织的补充——战国时期楚国封君制的设置。然而，在战国时期，楚国境内还存在着大量的封君封邑。这些封君封邑是西周、春秋时期分封卿大夫的继续，但又和旧的封建诸侯和卿大夫的制度有着实质性的不同。尤其是从战国时期政治、经济等发展的总趋势来看，封君在国家政治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及影响日趋微弱。封君是楚王所封，在封邑内仅有衣食租税之权。因此可以认为，战国时期楚国的封君制，是郡、县地方政权组织形式的补充。

——摘编自谭黎明《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官制研究论纲》

民国初期，北洋政府对边疆事务的关注首重于藏、蒙、新边事，处理散布于西南、西北地区的残留土司，基本因循逊清成例，游移于土司存废之间。在民族主义思潮高涨的近代中国，面对边疆危机的外在冲击，边疆问题关系到民族国家统一整合的成败。土司问题的解决，一直到南京国民政府名义上统一全国后，才出现转机。在国家政体转型后，追求政体统一、民族平等和“还政于民”，民国时期的在西南边疆废土归流以整合边疆为目的。将废除土司同革除封建残余、追求社会平等、融合民族关系、树立土民国家观等相联系。南京国民政府厉行废土归流，意在消除中国历史上长期形成的多元政治共存的局面，将边地整合进统一的国家体系中。然而，现实的政治困境却令中央与地方政府就土司问题的解决各持己见，国民政府有意淡化民族意识，强调政治统一，而土司则重在对边疆各族社会文化特殊性的突出。中国作为多民族构成的国家在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时的阵痛，而民国时期对于“中华民族”统一性的过分强调，终未能解决民族与国家、多元与一体的矛盾性。

——摘编自李沛容《国家转型下的边疆整合困境》

材料   明朝的“海禁”政策源自开国皇帝朱元璋。十六世纪以后，东南沿海居民的海上走私贸易活动开始频繁发生，尤其是走私分子与沿海豪势相勾结的集团化走私活动日益猖獗。嘉靖三十一年，江、浙、闽、粤数省沿海发生大规模海盗抢劫和烧杀事件，史称“嘉靖倭乱”。面对“嘉靖倭乱”，明朝几乎动员了全国的力量，直至嘉靖四十三年才将这场动乱平定。隆庆元年，福建巡抚涂泽民奏请开放海禁，“准贩东、西二洋”。这一奏议得到朝廷批准，从而形成隆庆开海的局面。当时，中国商船在东洋的主要航行目的地是吕宋岛上的马尼拉港。这样一来，中国商品不仅可以运往东南亚各港口，还可以通过西方人建立的海上新航线，从东南亚港口转运到欧洲和拉丁美洲港口。有人测算，晚明流入中国的白银，十六世纪七十年代年均约28.5万两，八十年代年均约88.9万两，到1600年以后年均达到100万两的规模，从而为明代货币白银化提供了重要条件。

——摘编自陈尚胜《隆庆开海：明朝海外贸易政策的重大变革》

材料   自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的财政经济每况愈下。一方面是财政收入减少，但另一方面各种财政开支却直线上升。为化解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清王朝对全国范围内实施了税务政策改革与调节。1905 年，五大臣出国考察世界各国宪政，带回来了国外的财政税收制度。1903 年清政府设立财政处，统筹中国的财政税务。1910 年设立财政总处，将分散下去的各省税务权集中收回。清政府初步建起海关监督与税务司并立的二元体制，由税务司负责估税，海关监督负责收缴和分配海关税款。1910 年,清政府在调查各省财政收支的基础上实施一种新型的分税制财政体制，再明确划分国家税与地方税的职能，来明确国家和地方的权限与财政支出的情况。

——摘编自阳宏润《论清末税务政策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