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民国初年，孙中山指出：“又凡政治、法律、风俗、民智种种之事业，均需改良进步，中国始能与世界竞争”。受西方风俗习惯的影响，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一系列革除“旧染污俗”的政令，推进社会风习的改良。同时，蔡元培等发起成立社会改良会，力主“以人道主义去君权之专制，以科学知识去神权之迷信”……实行了禁缠足、禁鸦片、禁赌博；改称谓，废除“大人、老爷”等名称；废跪拜，易服饰；禁止贩卖人口，通令疍户、惰民均享有公权、私权；倡导女权和妇女解放；破除迷信，革除旧的婚丧礼俗，倡导婚姻自由等一系列措施。南京临时政府的措施促进了社会的改良变迁，并提高人们的生活意识和观念，进而促进了社会的整体进步。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材料   袁世凯政府成立后，为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稳固政权，维护统治，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改革经济的法规。1912年，工商部颁布《暂行工艺品奖励章程》，取消了建厂专办之权。1914年，农商部颁布《矿业条例》等降低矿产税，还颁布了《国有荒地承垦条例》实行地价优惠；国务院公布条例规定国币种类，旧有各种官局铸币由政府兑换改铸；交通部制定《交通银行则例》，规定交通银行掌管特别之国库金，发行兑换券，具有中央银行的性质；农商部会同财政部拟定《劝业银行条例》，鼓励银行投资实业、扶植实业。在人民群众爱国热情的推动下，政府提倡国货，减免捐税，宣布凡出口足抵外货者优给奖励。此后，北洋内阁虽更迭频繁，但基本上延续了袁世凯时期的经济政策。

——-摘编自章开沅《中国经济史》

材料   以范仲淹为首的改革派，是作为一个政治集团、政治派别或者“朋党”而出现在历史舞台之上的。这个集团并不像反对派污蔑的那样，为少数几个人的私利而结合起来的，即所谓的“结党营私”，而是站在地主阶级广泛利益的立场上，从官僚制度改革入手，强化国家机器，加强专制统治，以维护地主阶级的长治久安，改革压缩了大官僚贵势阶层的政治特权，开阔了以中下地主阶级为主，包括部分上层农民在内的中间阶层的政治道路，因而对这部分人最有利。改革以强化国家机器为目标，但这个强化包含了加强对辽夏的防御能力，在这一点上是符合广大人民的要求和愿望的；改革在发挥对内镇压作用的同时，也要发挥抚绥德职能，以缓和社会矛盾，减轻赋税负担，从而有利于社会生产。因而庆历新政也就具有积极的进步历史意义，值得肯定。

——漆侠：《范仲淹集团与庆历新政——读欧阳修＜朋党论＞书后》

材料 隋朝建立伊始，户籍极为混乱，一方面存在“诈老诈小，规免租赋”的现象；另一方面存在强宗大族荫庇户口的现象，重整户籍制度便成为当务之急。首先整顿地方基层组织，设保、里、党，由里正、党长负责检查户口，进行户籍整理。以北齐、北周旧制为基础，制订户籍新法，把人口按照年龄区分为：黄——3岁以下；小——3～10岁；中——10～17岁（以后改为10～20岁）；丁——18～60岁（以后改为21～60岁）；老——60岁以上。在这些年龄段中，最重要的无疑是“丁”，即成年劳动力，国家赋役的承担者。有家室的丁男，每年服徭役二十日，缴纳租粟三石、调绢二丈、绵三两。为了防止户籍年龄上的弄虚作假，州县官吏必须经常检查户口，称为“大索貌阅”。地方官每年要亲自实地查验户口、年龄、疾状（健康状况），称为貌阅（或称貌定、团貌），就是亲自察看一下人口的相貌，将逃避徭役租调的“诈老诈小”者清查出来。

——摘编自焚树志著《国史十六讲》

5 . 材料   明中叶，江南重赋，租税积欠。宣德五年（1430年），周忱出任江南巡抚，在应天府，针对“游荡失业者十室九空”给赋役编审带来的困难，将基准由人丁向丁田过渡。推行“里甲银”制度，把按户编派的里甲支费，摊入田粮，折成银两征收。在苏松，他创立“平米法”，将正杂二役混编合并。针对“事繁费冗”、里长“赔累不堪”，他通计一县一年应征之役，固定役额；力役折银；缩短应役时间。周忱在任期间，江南“百姓不知有凶荒，朝廷不知有缺乏”。

——据白寿彝《中国通史》

材料   南朝刘宋初期，国家游食者众多，田地多荒芜，而为了筹备北伐，民众赋税很沉重。宋文帝在东晋户籍的基础上，清理了户籍，使国家税源和兵源都有明确的依据。他下诏给各地方官员，让他们督课农桑，开垦荒地，让四方游食者归农，除了种植水稻，还从北方运来麦种。统治逐渐稳定后，经济不断发展，元嘉七年，宋文帝成立了自魏晋以来从未设立过的钱署开始铸造钱币，以满足市场交易需要。元嘉十七年，他下令将百姓积欠国家的债务酌情减轻，去掉了部分害民的税负。文帝对文化事业的建设也十分重视，他修复战争中破坏掉的校舍，召集生徒，亲自到国子学策试诸生。宋文帝的统治，史称元嘉小康。

——张鹤泉《魏晋南北朝史：分裂与融合的时代》

材料   19世纪初，江河日下的奥斯曼帝国对内不能阻止统治区域的民族起义运动，对外无力阻止沙俄对自己的步步蚕食，英法对自己帝国腹地的步步紧逼。法国大革命后，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等理念逐渐传入土耳其，这让土耳其宫廷内也产生了实行宪政的制度革新思想。1839年11月，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苏丹阿卜杜勒·麦吉特颁布了“花园御诏”，御诏用“旦齐马特”称呼改革，意为卓越高尚的改革。宣布允许臣民不分民族宗教，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并保证他们的生命、名誉和财产的安全。随后，苏丹颁布了受法国法律影响的刑法和允许成立欧洲式的银行的敕令。1845年又颁布了办好教育的诏书，开始试图建立新式学校。之后，在英法等国的要求下，苏丹又颁布了诸如土地法、新刑法、商业法、海上法、省区行政法、新民法等。改革加速了土耳其国内封建制度的解体，也培养了一大批现代人才，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但是由于土耳其自身的问题确实太多，这些问题不是一场改革就能解决的，何况土耳其也没有和平稳定的局面来保证改革的继续。这场被寄予厚望的改革，最终因为改革者的决心不足，“动机不纯”，加上外部压力的不断加大，在立宪和民主的浪潮中，奥斯曼帝国在20世纪初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走向解体。

——摘编自杨帆《奥斯曼土耳其试图复兴的一次努力-旦齐马特改革》

材料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我国铁路传统的集中计划体制开始松动，国家对铁路实施了放权让利的改革；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铁路进行了现代企业制度和“网运分离”的试点等；21世纪初，铁路机车车辆工业总公司等非运输企业和高等院校与铁道部脱钩；2003年后，铁路加大主辅分离和社会职能移交的力度，先后将铁路物资、设计、施工企业移交国资委及所属企业管理，将铁路中小学校、医院全部移交地方管理；2013年3月，国务院新一轮机构改革对铁道部实施政企分开，组建了中国铁路总公司和国家铁路局。铁路总公司承担铁道部的企业职能，承担铁路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国家铁路局承担铁道部的行政职能，负责拟订铁路技术标准，监督管理铁路安全生产、运输服务质量和铁路工程质量等。政企分开，标志着铁路体制改革的重大进展。

——摘编自魏际刚《新时期深化铁路体制改革思路研究》

材料   西汉建国之初，刘邦为防止同姓诸侯王坐大谋反，欲以“孝”道牵制诸侯王觊觎皇位之心，却没能及时具体施行。汉文帝即位后，决定从心理层面教化民众，他把《孝经》提到与《论语》和《孟子》同等高度，并列为官学，使之成为社会教化的方式。他又颁布“养老令”，通过受鬻法对年迈者给予衣食方面的供应；通过赐物存问对八九十岁的老人赏赐帛絮和酒肉等日常物品，以表示对高龄老人的尊重与慰问。汉文帝对具备一定年龄条件、政治地位的老人赐予王杖，给予一定的政治、经济和法律等方面的特殊待遇。汉文帝通过法律手段推行“孝老”与“尊老”，举孝廉入仕，对不孝者严惩，形成尊老敬老的社会氛围。

——摘编自徐鑫鑫、岳燕雪《汉文帝孝亲养老政策探析》

材料   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革命烈士和革命军人的家属，其生活困难者应受国家和社会的优待。”1950年，内务部通令各级政府在清明节纪念革命烈士。各地建立烈士纪念碑、塔、亭、林、墓等。1952年，《人民日报》先后刊载了邱少云和黄继光等烈士的事迹。沈阳市市北区在中秋节和国庆日前夕向烈属、军属发放慰劳高粱米近20000斤。在农村，代耕工作成绩显著，烈属、军属的农作物亩产量已接近当地农民的平均水平。1955年，有414000多名革命烈士子女在国家资助下入学，另有3300多名烈士遗孤得到政府教养。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崇尚烈士、尊敬烈属的社会风气逐渐形成。

——摘编自熊彤《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革命烈士褒扬抚恤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