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古代重视监察机构的设置，将之置于与行政机构并列的位置。在历史演进中，监察机构的体系越来越严密，相对于行政机构的独立性也越来越强。历代政府重视监察法规建设，坚持依法监察，监察法规逐步完善。监察机构职权涉及察德、察政、察能。同时，为防止地方分离，整肃吏治，历代统治者都重视中央对地方的监察。监察以常驻为主要形式，并辅以不定期的或定期的巡按制。此外，监察御史作为风纪之官，品秩虽低，权势却十分显赫，甚至享有“便宜从事”和“风闻奏事”的特权。但是，监察机关的独立是相对的，其监察功能的发挥受到皇权的极大制约。
——摘编自林志强、张旭日《中国古代行政监察制度特征研究》
材料二 监察官是罗马共和国时期比较特殊的官职，其产生、职权伴随着平民和贵族的长期斗争。随着共和国历史的发展，监察官基于实践的需要，其权力不断扩大，从最初的人口和财产调查权，到后来的公民道德监督权，再发展到元老遴选权，监察官的地位日益神圣和显赫。由此看出，监察官的权力扩张恰好对其他官员起着很大的制衡作用，从而推动着古罗马共和宪政的平衡与发展。
——摘编自连佳《浅议古罗马共和宪政下监察官制度及其启示》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代中国与古罗马监察制度的不同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指出古代中国与古罗马监察制度特点形成的原因。
材料一 在古代中国，刑即是法，法字从“水”象征法的公平。以农业立国、统一多民族的固有国情决定和制约着法律的形成、发展以及它的传统。据史书记载，西周时已有田律，农业立法和维护政权秩序的法律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重视。凡涉及民事纠纷、经济权益，国家均视为“细故”，尽量用调解而非法律解决。最具代表性的法典《唐律疏议》开宗明义在“名例”篇的序言中宣布：“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
材料二 1902年沈家本被清廷任命为修订法律大臣，他力主“变法图强”，近可以收回治外法权，远可以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他确定了以“参考古今，博稽中外”为修律指导思想，起草新式法律《刑事民事诉讼法》《大清商律草案》《国籍条例》等，基本建立了中国近代法律体系。由他制定的《破产律》完全抄自日本破产法，但与当时经济发展水平和运行机制产生严重抵牾而流于具文。他还亲自编译教材，创设法律学堂，造就司法人才。晚清政治改良的最终失败，使修律与司法改革未能达到预期结果，但却推动了近代法律的转型发展。
——摘编自张晋藩《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法律转型》
(1)根据材料一，概括我国古代法律传统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以晚清修律为例，指出与传统法律相比，近代法律转型有何变化，并分析其原因。
材料一：《隋书》云：“晋时，巴西陈寿（晋臣）删集三国之事， 唯魏帝为纪， 其功臣及吴、蜀之主，并皆为传，仍各依其国，部类相从，谓之《三国志》。”《三国志·魏书·武常纪》称曹操为“大祖”，封武平侯后称“公”，封魏王后称“王”，纪末“评曰”复归称“太祖”。《三国志·蜀书》称刘备为“先主”，称刘禅为“后主”， 孙权则径称其名。
——摘编自周振刚《<三国志>以魏为正统——兼论“蜀国”之称谓》
材料二： 关于三国时期的正统问题，朱熹说：“三国当以蜀汉为正， 而温公（司马光）乃云某年某月诸葛亮入寇，是冠履倒置，何以示训？”因为在朱熹看来，曹魏篡夺立国首先就违背了儒家的道德价值，不符合二帝三王的得国之道。按朱熹对君王治道“必以仁义为先，而不以功利为急”之要求，曹魏篡汉属于不仁义，治国又以功利为主，所以魏不当为正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进一步道：“（宋）高宗以后偏安江左近于蜀，而中原魏地全入于金， 南宋诸儒乃纷纷起而帝蜀。”梁启超进而说：“正蜀也，凡亦谓正宋也。”
——摘编自平先荣《宋代士人之三国正统观研究——以宋代史论为中心》
(1)根据材料一，概括陈寿的《三国志》以魏为正统的主要表现。
(2)根据材料一、二， 指出南宋时期三国正统观的变化， 并分析这一变化的影响因素。
中国古代保留了大量史籍文献，丰富的史料为后世研究提供保障。
A.《史记》 B.《资治通鉴》 C.《元史》 D.《清史稿》
(1)请将以上史籍按照体例分类（填写字母）
编年体：
(2)请将以上史籍与其记载的史实相对应。（填写字母）
史实 | 史籍 |
册封班禅 | |
陈涉世家 | |
藩镇割据 | |
行省制度 |
材料一 司马迁之父司马谈在《命子迁》中曾语重心长地执迁手而泣曰：“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史记》撤除了春秋战国以来“百国春秋”的藩篱，打通了历史脉络，创建了纪传体的史学范式。
——摘编自徐杰舜《从<春秋〉到<史记〉：中华民族历史链的视野》
材料二 就“正史”而论，有八部出在唐代，如《晋书》、《梁书》、《陈书》，占二十四史的三分之一；若再加上五代及宋人编纂的《旧唐书》《旧五代史》《新唐书》《新五代史》，则唐宋时期所修正史占二十四史的一半。……隋唐至宋编纂了各种大型类书和地志，包括《北堂书钞》《元和郡县志》以及南宋郑樵的《通志》等，将诸多传世文献和史料分类编排，给创作诗文和应对科考带来便利……唐代创立了一套体制性规定，从起居注、时政记、日历，到实录、国史等不同阶段当代史料整理和史书的编撰，都有规范的程序。史馆出现后并不禁止私家修史，《通典》《史通》等史学巨著，也都是私人著作。经世致用的中国史学发展到唐宋时代，尤其强调“会通”。所谓“会通”，需要史学知识的积累，也需要从历史走向当代、走向未来的宏大视野。《资治通鉴》是唐宋史学经世致用的典范之作。
——摘编自张国刚《唐宋经世史学之新高度》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史记》的写作背景并概述唐宋史学发展的特点。材料一 从16世纪中叶到18世纪末，中国出现大量农业家庭将自有之相当比例的农产品售出，并依靠市场交易取得日常消费品。跨区域的大额贸易也开始包括了主食作物，与其他单位价格较低的项目，如棉花、谷物、豆类、植物油、林业产品、动物产品与肥料。曾经是帝国稻米主要生产区域的长江下游三角洲，现在忽然因为栽种棉花导致粮食作物短缺，因而开启了其他区域出口导向之商业化稻作的大门。大量来自新世界墨西哥，经由菲律宾藉朝贡贸易输入中国的白银，使晚明时期帝国逐渐转变为银本位制，且“一条鞭法”等税赋改革所形成的财务政策在康熙朝达到高峰，其主要特征是以白银来估算并征收田赋。
——摘编自卜正民、罗威廉《哈佛中国史·大清》
材料二 史料1
史料 2
(1)根据材料一、二及结合所学知识，简述明清时期商业贸易的发展。
(2)根据材料二两则史料，自拟一个研究课题，并说明两则史料对该课题的研究价值。
材料一 鸦片战争前中国城市体系，约形成于唐宋时期。明清以来，虽然在东南沿海地区形成了专业性的工商业市镇网络，从而出现了具有近代意义的早期城市化趋向，但不少沿海城市出现了衰落的趋势。鸦片战争前，中国的传统城市从来不是一个独立的行政建置单位，而是省、府、州、县的活所，是周围乡村腹地的统治中心。步入晚清时期，中国被抛入世界资本主义的漩涡，传统社会逐步解体。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到辛亥革命之前，中国先后有112个沿海和内地城市被辟为通商口岸，其中，约开（依据条约开放）通商口岸77个，自开（清政府主动开放）通商口岸35个，从而促进了这些城市的发展，这种发展主要表现在很快涌现出一些与传统城市发展模式不同的新型城市。
——摘编自陈振江主编《中国大通史》
材料二 大约在1800年，大不列颠只有一个大城市——伦敦。伦敦仅有100万人口，但却是世界最大的城市之一。1850年伦敦人口增加到236.3万，大不列颠还有其他9个城市人口在10万以上，18个城市的人口分别在5万到10万之间。这28个城市的人口共计570万人，大约为大不列颠全部人口的五分之一。1851年人口普查表明，英国的城市人口已占全国人口的52%。同期，法国和美国的城市人口比例为25%和13%，俄国是7%。
——摘编自高德步、王钰主编（世界经济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概括明清时期部分东南沿海城市衰落及中国近代城市发展的原因。
(2)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英国城市化的背景与特点。
材料 “耕织图”是中国古代表现农业生产的图画。已发现的汉代牛耕图皆位于北方州郡，南方地区尚未发现牛耕图像。这些农耕图像的题材内容从表现人力锄耕逐渐变为“徙民屯田，皆与犁牛”。嘉峪关魏晋墓室耙地图有两幅，一幅系“二牛一人式”，一幅展现了另一种播种方式：前面一妇女播撒种子，其后一男以耰（yōu）打碎土块以覆盖播撤下的种子。唐五代时期的牛耕图多数展现了“二牛一人式”的耕作方式，少数为“一牛一人式”，主要发现于陕西三原李寿墓及甘肃莫高窟等地，且数量较多。宋代是我国耕织图发展的重要时期，楼璹（shú）绘制的《耕织图》系统描绘了南方农业耕作生产的全过程，后世依照楼图临摹和翻刻者众多。清代耕织图的创作最初由帝王命宫廷画师临摹楼图作画，再由帝王亲自题写诗文，装裱成为完整的书画作品后择其优者刊刻印行，刻立石碑，形成了形态各异的“耕织图”文献，或深藏清宫、或赏赐王公、或立碑长存、或流布民间、或广传海外。
——摘编自张铭《历代<耕织图>中农业生产技术时空错位研究》
(1)根据材料，概括历代耕织图呈现的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其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耕织图对研究古代百姓日常生活的史料价值。
材料一 民国初年，历史教育的内容和重心逐渐发生变化。以中华书局出版的历史教科书为例，此书陈述专制政体形成的原因及其弊端；对于历朝开国君主的横暴和末代亡国的经过予以渲染，“以警国民之顽固未化者”。晚清时期历史教科书中一般以“人种”来叙述民族。辛亥革命后，李大钊指出只要具有中华民国的国籍，就都属于新中华民族。钟毓龙编的《新制本国史教本》以五族共和为纲，“其(指其他民族)与汉族接触冲突之处，亦一律平视，绝无轩轾”。历史教育成为国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历史教科书开宗明义讲述历史与国家的关系，指出“人必能对国家尽义务，为社会尽责任，而后谓之有人格”。
材料二 抗战时期不少历史教材对我国民族强盛和衰落之原因，强盛时在世界文化上所处的地位等，“均不厌求详，期有以唤起民族精神，使知我民族在世界文化上地位之重要”。 此外，教科书对近代帝国主义之侵略，外交政策之失败等，为“最为注意之点”,求振奋民族之精神，洗雪我国之耻辱。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民族危机的严重，《殖民地独立运动》,《世界民族解放战争的教训》《世界弱小民族的解放运动》之类的著作出版增多，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这类著述显现出重要现实意义。抗战时期对“边疆”论述逐步课程化和专门化。有识之士主张强调边疆各民族与内地自古以来不可分割的联系，中国民族外来说逐渐被摒弃。
——摘编自邓燕《时代主题与近代中国的历史教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民国初年的历史教育的特点及其成因。
(2)根据材料二，概括抗战时期我国历史教育的重点内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时代价值。
环境污染是工业革命的“副作用”。
材料一 19世纪中期，英国环保运动业已兴起，贵族在一定意义上起到核心和关键作用。事实上，他们作为最富裕的人群，林田和地产广阔，受污染影响的概率更高。1864年，在德比伯爵和斯坦利勋爵共同推动下，《碱法案》通过，对工厂主排放污染的行为起到制约作用。英国近代环境保护思想最早可溯源于19世纪初的浪漫主义运动，以华兹华斯为代表的湖畔派诗人热烈赞颂湖区美景，唤起了人们保护环境的最初想法。著名社会改革家奥克塔维亚·希尔发起过“花园城市”运动和住房改革计划，致力于改善城市下层阶级的生活环境，以缓解日益紧张的阶级关系。此外，19世纪英国的一系列宪政改革削弱了上院职能。社会关系的新变化促使贵族主动投身环保行动，使自身成为了19世纪英国社会改革大潮的一部分。
——摘编自赵思安、刘景华《19世纪英国贵族与环境保护》
材料二 西方国家在环境污染发生初期,采取过一些限制性措施,颁布了一些环境保护法规。如英国1864年颁布的《碱业法》、1876年颁布的《河流防污法》等。1970年,国际社会科学评议会在日本东京召开“公害问题国际座谈会” ,发表《东京宣言》；1972年6月联合国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召开了“人类环境会议”。会后,西方发达国家开始了对环境的认真治理,工作重点是制定经济增长、合理开发利用资源与环境保护相协调的长期政策。20世纪70—80年代,这些国家在治理环境污染上不断增加投资,如美国、日本的环境保护投资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2%。此外,还大力开展环境科学研究,积极开发低污染和无污染的工艺技术。这样,到20世纪80年代,西方国家基本上控制了污染,普遍较好地解决了国内的环境问题。
——摘编自梅雪芹《工业革命以来西方主要国家环境污染与治理的历史考察》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19世纪英国贵族积极参与环保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西方国家治理环境污染的主要措施。
材料一 1870年英国政府颁布了“初等教育法”，重申国家对教育的补助和监督，在各学区设立国民学校（小学），承认教会学校为国家教育机关之一种，但要求学校中的世俗科目与宗教分离。1880年英国政府规定初等教育为强制教育。到1891年，开始实现初等教育免费的规定。至此，英国初等教育制度基本形成并为国家所控制。初等教育一般为6年，也有8年和9年。6年的毕业可进高小；8年的毕业可进职业学校、师范学校。
——摘自周愚文《英国教育史》等
材料二 1903年，清政府命张之洞等以日本学制为蓝本，拟定学堂章程并颁行《奏定学堂章程》，根据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等几个阶段的划分，对学校课程设置、教育行政及学堂管理作出明确规定，使教育体系更加完备。“癸卯学制”是近代中国第一部具有教育早期现代化并落到实处的法定学制，在全国制度、人事、机构建设诸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摘编自王萍《“癸卯学制”与中国教育体制近代化》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19世纪后期英国初等教育发展的背景。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19世纪后期英国教育发展和清朝癸卯学制的相似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