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中国历史上的环境变迁，始于秦汉。从北宋中期开始，中国环境质量整体渐劣；从全国宏观方面而言，环境最先受到严重破坏的是黄河中下游地区；宋代以后特别是明清以来，南方生态环境遭受空前的破坏，环境变化的原因主要为人口快速增长下土地资源的不当利用。为满足剧增人口的生存之需，人们不知疲倦地向自然索取，无限地垦殖耕地，毁坏植被。中国环境的变迁，除自然因素外，根本原因在于“人为”。
——摘编自陈业新《中国历史时期的环境变迁及其原因初探》
材料二
近300年来中国森林覆盖率变化趋势
——摘编自何凡能等《近300年来中国森林的变迁》
材料三新中国成立之时，全国森林覆盖率仅为8．6%。1949年10月，林垦部（后改为林业部）成立，负责全国林业经营和林政工作，积极组织、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参与林业工作。1950年，在首届全国林业工作会议上，提出了“普遍护林，重点造林，合理采伐与利用”的基本方针。1956年，中共中央发出“绿化祖国”的伟大号召。“大跃进”运动结束后，发展科学技术，开展木材综合利用、提高木材利用效率成为工作重点。这一时期颁布了一系列法规，禁止烧山及滥伐、滥垦，开展大规模造林，“造林后林权归造林者所有”。至1966年，全国已经成长起来的新造幼林超2亿亩。
——摘编自任铃《1949～1966年我国林业建设的实践探索》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古代中国环境变迁的特征。
(2)根据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近300年来中国森林覆盖率的阶段性变化及其成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中国林业建设的历史意义。
材料一 据统计，1922年中共二大时工人党员21名，占195名党员总数的10.7%，到1926年11月工人党员占比已达60%。但是，此后的革命形势发生变化。随着党的工作重心从城市转到农村，大批农民入党，使党的阶级构成发生变化。据统计，1928年6月全党党员发展到130194人，其中工人成分占10.9%，农民成分占76.6%。1929年，工人党员占比降为7%，1930年7月降为5.5%，1930年9月又降至1.6%。
——摘编自《中华文摘》文章《中共党员86年之交》
材料二 1953年，在636.9万名中共党员中，工矿企业的工人党员从1950年的32万余人增加到66.6万余人。到了改革开放新时期，党员队伍构成中的工人人数持续增加。截至2011年年底，从党员的职业来看，工人为704.7万名，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为699.9万名，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为1925万名，离退休人员为1518.2万名。同时，党组织逐步吸收新出现的社会各阶层中的先进分子，如私营企业主。
——摘编自李贺林《新时期党员队伍组成结构变化的主要趋势》
(1)根据材料一，指出1926~1930年中国共产党党员结构的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其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党员结构变化的主要趋势及意义。
材料一 在秦、汉之前的早期文献中所表现出来古代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毫无疑问大多是传闻和想象。古代中国人有一种把空间最大化的想象方式，就是把“天下”想象成“九州”以及周边，中国与“四裔”，或者是以“王畿”为中心逐级放大的“五服”。它体现了古代中国自居中央的天下观念，按照古人的说法，因为四裔不够文明，都仰慕中国，所以要来中国朝贡。“以中央王朝为中心，以周边四裔为附庸”的中国历史记载传统，延续了两千多年。
——摘编自葛兆光《传统中国史学中的世界认识》
材料二 道光年间，国门被迫打开，有关中国之外的世界知识逐渐受到关注，一些世界地理和历史的著作陆续问世，中国历史学家才真正开始有意识地超越帝国边界，并依靠异域自己的资料加上亲身经验和考察，开始试图叙述有关世界/全球的史地知识。随着中国内政外交的步步失败，关于世界地理和历史观念的巨变，仿佛在加速度地出现。早在同治六年（1867)清王朝成立同文馆，就决定同文馆要设立“读各国史略”一科：1895年甲午战败，1898年变法失败，1900年义和团事件之后，晚清政府不得不从政治、制度和教育上改革。在这种改革中，有关历史的观念，也终于迸入官方主导的学校教育。1904年《奏定学堂章程》中规定大学堂在中国历史之外必须讲授“万国史”、中学堂讲授“欧洲和美洲史”。正是在这种中国的大变局之中，世界历史也顺势进入中国。
——摘编自葛兆光《传统中国史学中的世界认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传统史学对世界的认识。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晚清以来中国史学对世界认识的变化，并概括造成这一变化的原因。
材料 所谓“崛起困境”，通俗地讲,就是 崛起国在崛起过程中所面临的日益增长的体系影响力需求同其他国家对其制衡不断加强之间的矛盾。“崛起困境”出现的原因无非两点:一是崛起国权力的增长。国家从“富起来”到“强起来”,这是大国崛起的一般规律。作为“强起来”的标志,大国在国际体系中须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和更大的影响力。而这必然被主导国视作挑战,引起主导国反制。因此，“崛起困境”更容易出现在崛起阶段的后半程,即崛起国具备挑战主导国的实力之后。二是大国制衡的存在。国际关系的均势理论认为，在无政府状态下,如果一国之崛起打破了现有的均势体系,其他大国将制衡该国,并使国际体系的实力分布重新恢复到大致均衡的状态。
——摘编自中国日报网《中国会不会陷入崛起困境》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世界史的相关史实，围绕“大国崛起困境”自拟-一个论题,并进行简要阐述。（要求:观点明确、论据充分、史论结合）
材料一 中西人口发展对比图
注：圆点实线为中国人口数字，菱形点虚线为西欧人口数字。
材料二 《汉书》中记载：“汉极盛矣，人口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八”。然而到了
三国时期，唐代杜佑写《通典》的时候，综合《三国志》裴松之的注释，以及晋代《帝王世纪》的数字，得出一个非常精确的人口数字：“七百六十七万二千八百八十一。”隋朝的人口高峰，正史记载是4600多万，唐代建立时人口有1000万左右。据《宋史·地理志》记载，崇宁元年（1102年）宋朝有户2000万（实际各路相加为1730万），大观四年（1110年）有20882258户、46734784口。
主编《中国人口史》的葛剑雄先生论证说，东汉三国间的人口谷底应该是2300万左右，而不是767万。至北宋末年中国实际人口数应当超过1亿。南宋和金的经济恢复使13世纪初全国人口（也就是宋、金、西夏、大理等）加到一起超过了1.4亿，成为中国人口史上第三个高峰。
——摘编自张宏杰《简读中国史》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与西欧人口变化主要特点的异同，并分别分析其主要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围绕“古今人口统计数据”展开论述。（要求：史论结合，论证充分，表述清晰）。
材料一 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后，孙中山自我检讨，“我们国民党革命了十三年，从未有指挥过自己的军队去打仗，差不多全是利用人家来打仗，一旦利害问题发生了，非但靠不住，而且会造起反来。”基于此认识，孙中山彻底放弃了依靠军阀打军阀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加快创建属于自己的革命军队。
——摘编自马苹《孙中山创建新型军队的积极探索》
材料二 1929年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规定：“每连建设一个支部，每班建设一个小组，这是红军中党的组织的重要原则之一。”毛泽东总结道，“党的组织，现分连支部、营委、团委、军委四级。连有支部，班有小组。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两年前，我们在国民党军中的组织，完全没有抓住士兵，即在叶挺部也还是每团只有一个支部，故经不起严重的考验。现在红军中党员和非党员约为一与三之比，即平均四个人中有一个党员。”
——摘编自王天宇《中国近现代军事思想探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孙中山关于革命问题的总结及所采取的改进措施。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红军中建立党组织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从我党的军队建设中得到的启示。
| A．不同史学家研究视角的差异反映意识形态 | B．历史学的价值判断是史料选择的首要依据 |
| C．历史系统性研究所追求的就是客观与纯粹 | D．历史研究应该提倡百家争鸣而非定于一论 |
材料一 明朝末年，利玛窦等欧洲传教士纷纷来华，揭开了西学东渐的序幕。这些精通天文历算的传教士用科学知识来吸引中国人接受天主教，并结交了徐光启等士大夫官僚。徐光启不仅向利玛窦学到了许多西洋科学知识，还在中国传统科学的基础上借鉴了西方科学成果与思想方法，提出了“欲求超胜，必须会通”的主张。明清易代后，康熙帝不仅亲自向传教士学习西方数学知识，还在畅春园开设“蒙养斋”，精选一批八旗、汉人子弟学习数学。康熙帝对西学的热情甚至扭转了部分士大夫的学术宗尚，使研究、传播和运用西学成为清初的一时之风。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西学首先在林则徐、魏源等思想敏锐的士大夫中传播。他们介绍西方的《海国图志》等著作虽弥足珍贵，但对社会影响力很有限。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教育界也吹起了改革新风。1862年，“京师同文馆”开设了英、法、俄等外语以及算学、化学、万国公法、医学生理、天文等课程。此后，西式学堂在华夏大地竞相出现。甲午战争后，激愤于列强瓜分中国而发动的百日维新虽短时而败，但“智慧骤开，如九流沸腾，不可遏抑”，维新志士们以进化论来论说变法的必要和紧迫，以自由平等的启蒙学说来阐释君民关系的新理念。中华文明由此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大转型。
——摘编自刘勇强编著《集成与转型·明中叶至辛亥革命的精神文明》
(1)根据材料一，归纳明末清初西方科技知识得以在中国传播的主要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中国西学传播的新特点。
(3)综上材料，简析明末以来的西学东渐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
材料— 19世纪末20世纪初，面对惨遭列强瓜分的中华大地和晚清政府的腐朽没落，大力推崇尚武精神培育的军国民教育理念进入中国。随着军国民教育思潮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各级各类学校纷纷开展以兵操或兵式体操为形式的军事教育活动。1903年，年仅18 岁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邹容在《革命军》中强烈呼吁"全国男子有军国主义之义务"。1903年，南京陆师学堂成立了军国民教育会，陆师学生章士钊、林立山等人分任教练，志愿入会者共96人，分为8个小队，早晚训练。1904年清政府颁发了"癸卯学制"，根据"癸卯学制”的规定，全国各类学校从小学堂到高等学堂，直至大学堂都要开设兵式体操课程，主要包括柔软体操、各个教练、小队教练、中队教练、枪剑术、野外演习及兵学等。1907 年全国各级各类学校接受国防教育的在校生为100万左右，民国初年则达到约293万人。
——摘编自陆华《清末学校国防教育的滥觞》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在肃清反革命武装、恢复发展生产的同时，国家对民众进行爱国、保国、爱军、拥军和实行普遍民兵制的国防教育。朝鲜战争和和平解放西藏时，进行了维护祖国统一的爱国主义国防教育。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几次边境战后，对全国军民进行维护祖国领土完整主权和加强战备的国防教育。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和平建设时期的到来，国防教育进入新的阶段，如鼓励青年学生报考军事院校，高校和中学进行军事训练，地方党校把国防教育纳入教学课程，组织边防英雄模范人物巡回报告，确立国防教育日等，加大了全民国防教育力度。2001年，我国颁布了第一部《国防教育法》。
——摘编自刘俊平《中国近现代国防思想史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清末国防教育产生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建国后国防教育的影响。
材料一 我国古代社会初期（即战国及其以前），在官吏的物质待遇方面，一般采用分封的形式，按奴隶主贵族的尊卑等级封予一定的土地和奴隶（或奴仆），以在该领地上的剥削收入供其支配享用。战国时期产生了封建官吏俸禄制度，当时各国的俸禄大多采用实物（主要是粟），其标准和计量单位也不统一，秦朝开始才有了统一的俸禄制度。与秦汉相似，隋唐时期官吏也分品级，唐代百官除正常的俸禄外，还可按月领取俸料，所谓俸料包括厨食料（如薪炭）、衣服料（如绸缎）、办公料（如纸笔）等都属于这一类。
——摘编自柏铮主编《中国古代官制》
材料二 明代官俸制度的最终确定是在洪武二十五年，“令公、侯、伯皆给禄米，论功定数，责成他们各归旧赐田于官”，把核定官俸与文武官员的品、阶、勋相结合，根据官制统一按月发放官俸。官俸折钞始创于明太祖，全面施行则从明成祖开始。与唐宋时期的厚禄相比，明代的俸禄可谓相形见绌，不可同日而语。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在总结明亡时深情地说道：“今日贪取之风，所以固胶于人心而不可去者，以俸给之薄而无以赡其家也。”
——摘编自张兆凯、陈长泉《论明代俸禄制度演变的原因及其影响》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古代官俸制度产生的原因，并概括战国时期到隋唐时期官俸制度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明代官俸制度与以往相比出现的新变化，并分析其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