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明清时期，传统社会保障措施进一步发展。如备荒仓储建设方面，地方有官府管理的常平仓和民间募集的义仓和社仓；救灾手段除蠲免赋税、开仓放赈之外，乡绅“粥厂”也被赋予辅助性作用。在救助社会困难群体方面，明朝政府下诏：“鳏寡孤独废疾不能自养者，官为存恤。”清政府还专设栖流所，以收养流民。在养老政策方面，明代对孤贫老人实行终身养老制度，清代对致仕官员实行“半俸”制度，即退职官员仍可领取原有俸禄的一半，以备养老之用。官府对于善堂和义庄等民间救助组织，也大加提倡。

——据王卫平、黄鸿山《中国古代传统社会保障事业述论》整理

材料二   德国的社会保险制度始于俾斯麦执政时期。德国统一后，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人运动高涨，俾斯麦政权在镇压工人运动的同时，也积极促进工人的福利，改革社会弊端。面对日益迫切的社会保障需求，德皇威廉一世于1881年发布诏书，要求“最大限度地保障需要帮助的人”，首次提出了建立“社会保险制度”的构想。在俾斯麦的推动下，议会先后通过了《工人医疗保险法》《事故保险法》和《养老保险法》。这既是德国现代社会保险制度的雏形，也是世界范围内现代社会保险制度的萌芽。德国是世界上首创立法实施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不但历史悠久，而且体系完善，为后来德国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保障与改善，社会的稳定与团结，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也为很多国家所借鉴。

——摘编自李愚昊《德国社会保障制度简述》

材料三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在改革中发展，在发展中完善，实现了社会保障内容从单一到多元的转变，社会保障覆盖范围从城市到农村的延伸，社会保障质量从低水平到高层次的提升，初步建成了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内含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的社会保障体系。

材料一   北宋防洪记载较多，除黄河下游大量修防外，海河水系和珠江水系也出现了堤防。将堤防按险要程度分为两类六等，冬春时备料修缮，调丁夫常达10万以上。宋代对黄河水文特征已有较多认识，将季节性涨水分为10期，根据经验可以预估汛水的到来。王安石提出新开浚手段，曾对黄、汴等河试行机械疏浚。有“铁龙爪扬泥车法”及“波川耙”等。北宋防洪议论很多，主张两河不能并行，迁城邑以避之，东西迁徙不要以人力干涉等，只能“因其所向宽立堤防，约拦水势，使不致大段漫流”等。北宋河防技术已有相当水平。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曾编河防书292卷，已失传。

——摘编自毛振培、谭徐明《中国古代防洪工程技术史》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一直把防洪当作安民兴邦的大事。健全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防汛组织机构，编制了各大江河流域综合规划、防洪规划和必要的补充修订规划。加固新建堤防海塘27余万千米，大中小型水库8.5万余座，大中型水闸3500多座，重点整治了河道，开辟行蓄洪区98处，初步治理水土流失面积80.9万平方公里；建立了报汛站8600多个，水文自动测报系统200多处；运用计算机、气象卫星等高科技手段预报洪水。制定和颁布了《水法》《防洪法》《水土保持法》和《防汛条例》等法律法规。成功地抗御了长江1954年、松花江1957年、黄河1958年、海河1963年、淮河1991年、珠江1994年、长江1998年、松花江1998年等20多次大洪水，累计减少经济损失1.5万亿元以上。

——摘编自程晓陶《新中国防洪体系建设70年》

材料一：政府遣使“问疾四方，赈济百姓”始于西周。到汉代，国家救助已涉及收养孤儿、贩恤鳏寡、救济废残、赈灾济贫等方面。唐代，政府还增设专门机构按资产多少、丁口强弱划分“贫户”，并分等级予以救助，为防作假，还定期检阅人丁形貌。宋以降，贫困救助开始引入经济手段和民间力量，如采用招商赈济、以工代赈，“纳业补官”（对参与扶贫的富户安排官职）等。此外，从先秦《周礼》中的“荒政十二策”到清代《荒政辑要》，中国古代在贫困救助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

——摘编自邓云特《中国救荒史》等

材料二：19世纪中叶以后，内忧外患下的清政府无法救助贫民和灾民，以士绅富为主的民间救助日趋活跃，作用越来越大。如光绪初年的"丁戌奇荒”，浙商胡光墉在陕西等省筹捐白银近9万两；经元善等成立“上海公济同人会”募捐善款。1902年北京一些富商创立“工艺局”，向城镇贫民教授凿井、铁工、玻璃制造、工业纺织等技以工代赈。此后，各地纷纷仿效，救助从多村向城镇延伸。同时，许多人开始研习西方社会救助思想，赵元益的《备荒说》就是典型，他阐述了救助从传统的“养民”转变为“教民”的必要。

——据陈桦《中国社会救助活动的近代转型》

材料三：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中国广袤的农村地区分布着2.5亿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的极端贫困人口，占当时农村总人口的30.7%。仅在1978至1985年间，中国农民收入增长了1.69倍，农村贫困发生率则下降了50%。2003年，中国农村外出就业的劳动力超过1.1亿人，全国农民人均劳务收入514元人民币，在当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加额中，劳务收入的贡献率达到52.1%o有世界银行专家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成为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减贫行动，尤其对减少农村地区的绝对贫困人数更是如此"。

材料一 明清时期，传统社会保障措施进一步发展。如备荒仓储建设方面，地方有官府管理的常平仓和民间募集的义仓和社仓，救灾手段除躅（ juān，除去、免除）争赋税、开仓放赈之外，乡绅“粥厂”也被赋予辅助性作用。在救助社会弱势群体方面，“鳏寡孤独废疾不能自养者，官为存恤”，还专设栖流所，以收养流民。在养老方面，明代对孤贫老人实行终身养老制度，清代对致仕官员实行“半俸”制度，即退职官员仍可领取原有傣禄的一半，以备养老之用。官府对于善堂、义庄等民间慈善事业和救助组织，也大加提倡。

——摘编自王卫平《中国古代传统社会保障事业述论》

材料二 改革开放 40年以来，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在改革中实现了社会保障内容从单一到多元的转变，社会保障覆盖范围从城市到农村的延伸，社会保障质量从低水平到高层次的提升，初步建成了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内含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的社会保障体系。

——摘编自向运华等《公平理念在中国：改革开放40年社会保障事业回顾和展望》

材料一   唐朝前期，政府沿用隋朝的粮仓，并在洛阳附近营建大型国家粮仓。其中含嘉仓规模最大，粮窖总数400个左右。第160号粮窖还保存有一窖已炭化的谷子，约50万斤。仓城设有专门管理机构，并有驻军守护。唐朝政府通过财务勾检，即财务审查、账目审计与法律法规来对粮仓进行管理监督。仓窖所储粮食主要是从华北地区运来的租粟和江南地区运来的粗糙米。地下储粮采用低温密封的科学原理。大型粮仓均分布于长安、洛阳方向的运量干道上，便于各州县的税谷、税草的输送。隋朝大运河修建时，也充分考虑了大型粮仓的位置关系。

——摘编自《洛阳藏宝中的历史》《王恺考古文集》等

材料二   粮食储备体系是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支撑。清代统治者高度重视仓储制度的建设，将粮食仓储视为“生民之大命”。属于国家专项粮食储备的有京仓、通州仓、水次仓、旗仓、营仓等，保证官俸、京城军粮供应。以积贮备荒为宗旨的常平仓、社仓、义仓是清代仓储的重要组成部分。常平仓作为官仓，是清代储备粮食救灾的主体，设于各直省府、厅、州、县，每年“春夏出粜，秋冬籴还，平价生息，凶岁则按数给散贫户”。国家对常平仓的管理非常严格，从修建仓库、储粮数额到仓库的日常管理都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并严定常平仓盘查追赔之制，严防仓粮亏空。义仓则为民仓，设于市镇，另外还有同属民办的社仓，设在乡村。

——摘编自赵晓华《清代粮食安全政策及其实践》

材料一   粮食储备体系是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支撑。清代统治者高度重视仓储制度的建设，将粮食仓储视为“生民之大命”。属于国家专项粮食储备的有京仓、通州仓、水次仓、旗仓、营仓等，保证官俸、京城军粮供应。以积贮备荒为宗旨的常平仓、社仓、义仓是清代仓储的重要组成部分。常平仓作为官仓，是清代储备粮食救灾的主体，设于各直省府、厅、州、县，每年“春夏出粜，秋冬籴还，平价生息，凶岁则按数给散贫户”。国家对常平仓的管理非常严格，从修建仓服、储粮数额到仓库的日常管理都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并严定常平仓盘查追赔之制，严防仓粮亏空。义仓则为民仓，设于市镇，另外还有同属民办的社仓，设在乡村。

——摘编自赵晓华《清代粮食安全政策及其实践》

材料二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为备战备荒，于1933年10月，制定了“兴办仓储计划”，将仓储分为国立储备仓、省立储备仓和县仓、区仓。同时，明确划分国家、省级、地方不同粮食储备主体的责任。1935年，实业部制定了《农仓业法》及其实施细则，大力推动新型农仓的建设，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当时的农民银行、中国银行等均在各地设立了仓库。《农仓业法》规定：“除堆藏及保管农产品外，可以兼营受寄物调制改装及包装，或介绍借款业务，并规定农仓于收受寄托物后，应发给仓单。”但由于政府财力匮乏，导致仓储设施简陋，储粮损失较大，加之可收购粮源有限，使得粮仓调剂余缺、平抑粮价的功能无法真正发挥出来。

——摘编自金梅等《粮食安全与粮食储备制度的发展演变》

材料一 在历史上，特别宋元时期，国家曾对瘟疫的救疗采取过较为积极的政策，如朝廷要求各地设立救济贫病的济民药局，在大疫之年设置病坊收治病人等。进入清代，这一趋势也随着新王朝的朝纲重整而得到扭转。地方官府实施疫病救疗采取的措施，概括起来主要有：（道光四年）六月，（苏州）时疫盛行。……于是郡中绅士韩、黄、许诸君子合告于藩泉两司及府县，请设医药局，以诊贫民之有疾而无力求药者。时方伯诚公、廉访林公允拨民捐赈余银，长元吴三县各一千两，以给经费，设局于郡城适中之。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夏，苏郡大荒疫，陈府尊鹏年捐俸复合避瘟丹施送，即“太乙丹”，“姜、许、徐等村庄，疫疠盛行，公亲诣散药"。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春，“疫病愤兴，民受其困。时大宪率属吏致斋告虎，思所以为民请命者备至。余请于上台，延师叔侄祈祷。继而甘霖立霈，诊气旋消，吴民大悦”。康熙十七年（1678年）；吴门时疫盛行，藩司“悯编户之疾苦，如痢瘰之乃身，遂下询疫所自始与所为治"，见周扬俊之《温热暑疫全书》颇有医效，遂“命急付枣，以公同志”。此外，官府奉国家之命对灾荒的救济，实际上也是一种间接的疾疫救疗行为。在出现疫灾时，官府对尸体的掩埋、病人的隔离以及卫生的管理等等。社会力量在促动和支持官府实行救疗的同时，自身也会开展一些救疗活动，这些活动大体可分为临事性救治和日常性施救两类。

——摘编自余新忠《清代江南疫病救疗事业探析：论清代国家与社会对瘟疫的反应》

材料二 中国古代卫生防疫虽然在理论和立法上，仍属于以“爱民”相标榜的国家和地方官府的职责范围，但由于它们大都并不直接关乎钱粮与社会稳定这样的大事，所以显示不是国家和政府的施政重点。官府作为与否，完全视当政者的道德责任感和行政能力、地方乡贤力量的活跃程度以及地方财力等多种因素随机而定，具有相当大的偶然性。所以，民间社会力量相对活跃的江南地区，特别是在苏杭等中心城市，这类事业往往有社会力量主动承担，而地方政府则给予名义和法理上的支持。但由于缺乏经常性保障，以及必要的管理、监督，故而也必然不可能使其实现制度化、经常化和普遍化。

——摘编自余新忠《清代卫生防疫机制及其进代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