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春秋时代社会剧烈变动，各派政治力量大分化大改组，社会中不尽如人意的弊端暴露无遗，思想家们力图提出稳定社会和安抚人心的原则，出于对现实的不满，他们不是向前看而是向后看，复古与怀旧成为一股思潮，孔子便是这种思潮的代表。

——樊树志《国史概要》

材料二   当历史向前演进，有识之士不能不想到，本土思想与佛教相比，自身有一些弱点、不足，例如，佛教讲祖统，禅宗最讲祖师法裔继承关系，而中国儒家没有这样的统绪。中国儒家谈“人道”，着重于人的道德实践，但缺少应有的抽象哲学理论。

——张岂之《中国历史十五讲》

“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

“天理人欲，不容并立。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存则天理灭。”

“一事不穷，则阙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则阙了一物道理。”

——朱熹《朱子文集》

材料三   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认为“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黄宗羲在《原君》中宣称皇帝乃是“天下之大害”；顾炎武在《亭林文集》卷四中提出“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三大思想家的政治思想在本质上仍是儒家的模式，但是在这一模式内部注入了时代的气息，是传统与时代、先验与经验的结合。

——黄晓军《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的政治思想》

材料一   七八千年前，中国北方和南方的农业与农耕聚落都有了很大发展。未耜的出现和普遍使用，粮食的储备，使人们的精神生活得到多方面的发展。

——摘编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简明中国历史读本》

材料二   在郭家庄发掘的160号商代墓葬中，出土青铜礼器40 件……器表均有精美的纹饰和族徽文字，还有28件青铜乐器和生产工具，220件青铜贡器和900 多枚铜镬……墓主人可能是地位较高的武将。

——摘编自文物出版社《新中国考古五十年》

材料三   《吕氏春秋》指出：“公作则迟，有所匿其力也；分地则速，无所迟也。”所谓“公作”，就是指奴隶在井田上的集体耕作，“分地”则是指封建制度下的租佃制。这反映了没落的奴隶制与新发展起来的封建制之间的鲜明对比。

——摘编自中国书籍出版社《中国古代史》

材料一   战国百家学士呈现了浓厚的政治取向，其学说“务为治者也”。士人阶层及其文化传统的强大影响，使得中国传统官僚政治呈现为一种意识形态政治，与学术文化变迁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战国秦汉间的政治进展对应着各家学说的此起彼伏，堪称政治文化史上的奇观。秦以三晋法家指导政治，文吏成为秦王朝的主要行政承担者，儒生则惨遭“焚书坑儒”的打击。汉初以功臣及其子弟占据要津，但具体政务依然委以文法吏。即使武帝之后，儒家独尊，形成了“学者兼为官僚”的“士大夫政治”，文法吏仍高踞政坛。

——摘编自袁行霈《中华文明史》

材料二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求变因素，集中于建构灵巧而有实效的治国之术。中国近代政治文化变迁的重要表征就是对国家政治宏观架构的重新思考。晚清的这种政治思维的出现是对中国近代政治危机进行全方位思考的必然结果。一旦把近代中国的政治体系放进整个世界文明中去考察，就会发现国家的衰败在一定程度上乃是因制度的僵化而引发的。中国几千年来的帝国体制演化到近代，由于自身内部的机制趋于老化以及外力侵蚀，已难以应付制度败坏的困境，新的帝国在旧的废墟上重新建构的可能性几乎丧失殆尽。当传统的政治演化机制面临几乎不可克服的困境时，人们只能到旧制度以外的文化视野中去寻求破解的办法。

——摘编自梁波《中国近代政治文化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