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白居易（772～846），太原人，字乐天，晚年号香山居士，二十八岁考中进士，主张“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但因政治抱负不得实现，毕生精力倾注在诗文方面。胡适说：“白居易与元稹都是有意作文学革新运动的人。他们的根本主张，翻成现代的术语，可说是为人生而作文学！文学是救济社会，改善人生的利器；最上要能‘补察时政’，至少也须能‘泄导人情’；凡不能这样的，都‘不过嘲风雪，弄花草而已’”。陈寅恪说：“唐诗有很多材料，可补充唐史料的缺乏。唐诗有种特性：与作者的社会阶级及政治生活有密切的关系”“元（稹）白（居易）诗证史即是利用中国诗之特点来研究历史的方法”。

——据钱穆《中国文学史》等

材料一   《韩非子·显学》记载，儒家思想自孔子以后便分化为八个不同的学派，尽管自汉武帝以来，儒学以经学的形式在此时期内取得了相对统一的和明显的发展，但仍存有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区分。魏晋以来，儒家思想不断受到其他思想的冲击。进入南北朝时期，儒家思想的地位也进一步动接，经学在此时期发展出了南宗和北宗两大派别。考察儒家思想的自身发展史，可以看出在唐代以前，儒家思想从未在真正意义上实现内部的统一，这一状况，一方面不利于重新恢复和稳定儒学在思想领域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对封建中央集权的维护。

材料二   随着唐代社会政治的统一，也就必然要求社会在思想文化领域统一。在这种背景之下，唐代统治者对于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的需求以及科举制在唐代的大力发展和完善促进了儒学在唐代前期的发展，其主要表现为经学在唐代前期实现了初步的统一。唐初、太宗李世民尊孔子为“先圣”，在全国范围内兴办教授儒家经典的学校，大力推行儒学。唐代的科举制度规定儒家经典为考试的主要内容。唐太宗于贞观四年（630年）命孔颖达等人撰写《五经正义》，主要以南北朝时期的经典义疏做底本，再由孔颖达作疏，在此基础上结束了儒学内部的派别之争，从而使儒家思想得到了统一，实现了儒学在其发展史上第一次真正的内部统一、作为科举考试的官方指定教科书，《五经正义》成为所有考生的必研之书，这就使得儒家经典得以在一个极大的范围内流传，大大增强了儒家思想在唐代社会的影响力。《五经正义》是由统治者官方颁布的标准定本，这就确保了儒家思想的官方正统地位，使得其成为唐代的官方意识形态，也确保了其在与佛教和道教的争夺中处于主导地位，由此儒家思想以经学的形式在唐代前期达到了其自身发展史上的一个繁荣时期。

——材料一、二均摘编自李冉《“安史之乱”与唐代后期的儒学复兴运动》

材料   北魏末年，战火频仍，自然灾害不断，百姓颠沛流离、贾思勰亲自从事农业生产实践，并结合劳动人民在生产生活中总结出来的经验，完成巨著《齐民要术》，以实现他“要在安民，富而教之”的宏愿。据统计，全书援引古代典籍157种，农谚最少45首；卷十记载当时167种可食植物，其中生长在黄河流域的62种、江南地域的105种。贾氏根据天象运行规律提出“有闰之岁，节气近后，宜晚田”的主张：对氾胜之“凡九谷有忌日，种之不避其忌，则多伤败”的说法予以否定。他重视遗传与环境的关系并提出“土地之异”“习以性成”的科学论断；对于救荒提出“种谷必杂五种，以备灾害”，如稗“宜种之.备凶年”。《齐民要术》将历代先进生产技术按体例分类载入书中，在当时是最全面最系统化的一部农业百种全书。

——摘编自李兴军《不齐民要术>农学思想主体精神及其文化溯源》

材料   梁武帝（南朝）的时候，已经是北魏后期，正是北方佛教发展的鼎盛时期。梁武帝认为，北方统治者崇尚佛教，佛教吸引了很多信众。南方要是打压佛教，那不是把人口都赶到北方去了？所以有很多因素导致梁武帝崇尚佛教。即位不久，梁武帝就下令修建了很多寺庙。在崇佛的同时，梁武帝也大力推广儒学教育。首先，他在建康设立主要招收寒门子弟的五经馆，并且免除他们的生活费，考试及格就给官做。随后，推广儒家教育的学校在各州郡遍地开花。紧接着，梁武帝又把学校开到自己身边，下诏成立国子学，让皇太子、宗室、王侯学习儒家经典。授课的老师中，时不时还会出现梁武帝的身影，梁武帝以儒治国，绕不开对古代礼仪制度的传承。在梁武帝的支持下，原来的礼仪制度和一些国家大礼一起被重新归类，一种新的五礼体系正在酝酿和走向成熟。梁武帝在对儒家礼仪制度进行规范的同时，也在对佛教的戒律进行着规范，制礼班子组建几年后，规范佛教礼仪的班子也建立起来了。

——摘编自卜宪群等《中国通史·三国两晋南北朝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