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摘编自张海鹏徐蓝等《中外历史纲要（上）》

材料二   陕甘宁边区以“三三制”为原则的参议会制度，是我们党在延安时期成功执政的政权组织形式。边区第二届参议员219名，除共产党员外，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占86人；常驻议员9人，其中党外人士6人；党外进步人士担任乡长以上各级行政领导的有3592人。边区浓厚的民主与抗日氛围，与国民党的假民主、真独裁形成了鲜明对比。在抗战最艰苦的时期，根据地各阶层人民出资出粮出人力，各方进步人士积极献计献策。如陕北著名士绅李鼎铭等11名参议员提交的“精兵简政”议案，在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推开后，达到了精简、统一领导、反对官僚主义、提高效能、节约五大目的。同时，抗战期间有4万多名有志青年经过敌占区到延安，爱国青年们讲：“打断骨头连着筋，扒了皮毛还有心，只要我还有一口气，爬也要爬到延安城。”

——摘编自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研究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从这里走来》

材料三

材料一   唐立国之初即改郡为州。贞观元年，鉴于州地域太小，数显过多，便设“道”，全国分十道，每道派出采访使，为代表中央的具有督抚监察职能的官员，后增至十五道。景云二年，唐政府正式置节度使，集军、政、财、监察权于一身……特别是边境藩镇，拥兵自重，威专一方。由此导致“安史之乱”的发生。平定后，唐朝出现落镇割据。黄巢起义之后，唐朝彻底失去了对藩镇的控制，已经名存实亡。

材料二   宋代地方行政组织分路、州、县三级，同时另有府、军、监等机构。宋仁宗时全国有州府、军、监一级政区二百二十二个。《宋史·职官志》说：“宋初革五季（五代）之患，诏各镇节度会于京师，赐第（宅）以留之。分命文臣出守列郡”。宋还在行政首长之外又增设“通判”一职。规定凡州府文件，必须经通判连署之后方能有效。宋还在州一级设“监当”一职，制衡知州或知府的财政权。宋代的这些政治措施，虽然能防范地方造反或违抗中央，但其弊端也很明显，便是造成内重外轻。

——以上材料摘编自林英男《唐宋时代地方行政体制和强干弱枝传统的形成》

材料五代时期，地方行政长官全属军人。宋太祖杯酒释兵权，把各将官的兵权削了，武臣不再带兵，自然也不再管地方民政。另外派去的则是文臣了，这就叫知某州事，知某府事。这些知州知府，本身另有官衔，都是中央官，附带着一个知某州某府事的临时差遣。在唐代，各道首长是观察使，观察使是由御史台派出去考察地方行政的，也并不是正式的地方行政长官。这些官，在宋代又称监司官，每一路共有四个监司官，称为帅、漕、宪、仓。这四个就等于都不是地方长官，而是中央派到地方来监临指挥地方的。此四司中，以漕使，即转运使为最重要，地方财政都在他手，他须把地方全部财富转运到中央去。在唐代，地方收入一部分解中央，另一部分保留在地方，宋代则全部上交中央，地方更无存储。所谓宋代的中央集权，是军权集中，财权集中，而地方则日趋贫弱。至于用人集中，则在唐代早已实行了。唯宋朝地方贫弱，所以金兵内侵，只中央首都(汴京)一失，全国瓦解，更难抵抗。唐代安史之乱，叛军的军力并不比金人弱，唐两京俱失，可是州郡财富厚，每一城池，都存有几年的米，军装武器都有储积，所以到处可以各自为战，还是有办法的。

——摘编自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