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宋朝的发展轨迹上，承载着晚唐五代以来太过沉重的历史教训。“祖宗之法”立意于防范“意外仓促之变”，以制度的平缓调适来保证政治的稳定。这一方针，有效杜绝了内部的重大变局，使得宋代以后，中国历史上再也没有出现通过兵变或所谓“禅让”等方式篡取中央政权而成功者，也没有发生严重的地方分裂割据局面。防范纤悉的小心与牵制，一方面使这一朝代政治上步履蹒跚， 因而难免“因循”之讥； 另一方面，却也出于对“防弊”的重视，使其制度建设颇为细密，且调整变革不断，渗透出务实与创新的精神。

——摘编自邓小南《创新与因循：“祖宗之法”与宋代政治变革》

材料一 汉初制度大多不切实际，要求制度变革的呼声甚高，却无法得以实施。直到汉武帝时期，才大刀阔斧地推行了制度变革。这是一个事功显赫的时代，也是一个垂范立制的时代。在协调地方与中央的关系、解决皇权与相权矛盾、强化对官僚队伍的管理、确立新的经济政策等重大领域，汉武帝固然采取过某些权宜性的措施，但对制度的变革与创新显然更为重视。

——摘编自孙家洲、王文海《制度变革与汉武帝盛世的造就》

材料二 唐朝三省六部制示意图

材料三 宋王朝建国的特殊性，使宋太祖为了避免五代以来的教训进行了比较大的官制改革，尤其是制约机制的设计相当完备。设官分职，达到了相互维系、相互牵制的作用，有利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强化了中央集权。

——摘编自王志立《北宋官僚制约机制产生的背景》

材料一   汉初制度大多不切实际，要求制度变革的呼声甚高，却无法得以实施。直到汉武帝时期，才大刀阔斧地推行了制度变革。这是一个事功显赫的时代，也是一个垂范立制的时代。在协调地方与中央的关系、解决皇权与相权矛盾、强化对官僚队伍的管理、确立新的经济政策等重大领域，汉武帝固然采取过某些权宜性的措施，但对制度的变革与创新显然更为重视。

——摘编自孙家洲、王文涛《制度变革与汉武帝盛世的造就》

材料二   唐朝三省六部制示意图

材料三   宋王朝建国的特殊性，使宋太祖为了避免五代以来的教训进行了比较大的官制改革，尤其是制约机制的设计相当完备。设官分职，达到了相互维系、相互牵制的作用，有利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强化了中央集权。

——摘编自王志立《北宋官僚制约机制产生的背景》

材料四   元朝大政委于中书省，今冀、晋、鲁等地由中书省直辖。中书省为全国行政中枢，总领各行省。地方设行中书省，简称“行省”。

——摘编自《史学集刊》

材料一   本朝……尽夺藩镇之权，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 一切收了，州县遂日就困弱。靖康之祸，虏骑(指金兵)所过，莫不溃败。

——朱熹《朱子语类》卷128

材料二   当财用匮乏时，枢密院却不断增加兵员；但民生日困时，三司却仍取财于民。中书见民生艰困，又不会着枢密院减省兵员和三司宽免赋税以解民困。

—— 据赵汝愚《国朝诸臣奏议》意译

材料一   宋代科举取士情况简表

——据张希清《论宋代科举取士之多与冗官问题》等

材料二   一方面承负沉重的外部压力，一方面鉴于五代时期内部变乱频仍、政权倏忽更迭的教训，“稳定至上”始终是赵宋王朝内政措置的目标。外部压力当前，宋代的军力不振，这点一直被人诟病：“一个以军人为首脑而组成的国家，偏在军事上的作为，不及其他任何主要的朝代。”

——据邓小南《一个“生于忧患，长于忧患”的朝代》

材料一   自魏晋以来，平时不设宰相，而尚书、中书和门下，迭起而操宰相之权。隋改中书为内史。唐初复旧，以三省长官为宰相。中书取旨，门下封驳，尚书承而行之。其后多不除人，但就他官加一个同平章事，或同中书门下三品的名目。而中书门下之事，实亦合议于政事堂，并非真截然分立的。尚书，历代都分曹治事。至隋才设六部，以总诸曹。自唐以后，都沿其制。

——摘编自钱穆《中国通史》

材料二   宋王朝建国的特殊性，使宋太祖为了避免五代以来的教训进行了比较大的官制改革，尤其是制约机制的设计相当完备。设官分职，达到了相互维系、相互牵制的作用，有利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强化了中央集权。

——摘编自王志立《北宋官僚制约机制产生的背景》

材料一   宋代是我国海外贸易大发展的时期。由于统治者和社会经济（医药、染色、制瓷、调味等行业）对香料等货物的需要日益增加、国际贸易使宋王朝获巨额收入、陆上通道阻塞和造船业技术发展，宋政府一直重视发展海上贸易。宋太祖开宝四年（963年）在广州设立市舶司，后又先后设置了杭州、明州、泉州等八个市舶司，对商舶货物进行抽解和征税等。当时同中国发生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多达数十个，进口货物在400种以上，宋王朝在海外贸易方面的收入不断增加。宋英宗治平（1064-1067年）时，年收入为63万贯，宋高宗绍兴（1131—1161年）初，年收入增至200万贯，占当时全部收入的1/20。宋代及其以后，海路已经取代陆路而成为中外经济和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海外贸易的进口货物以香料、药材为大宗，出口货物以瓷器、丝织品为主，这条海上通道可称为“陶瓷之路”。

——摘编自王嘉《两宋海外贸易发展的社会基础》

材料二   唐前期，继续推行北魏以来的“均田制”。在此基础上，进行租庸调制，“有田则有租（田租），有家则有调（纳绢布等），有身则有庸（每丁每年服力役二旬，若不服役则纳布帛等代替）”。庸和调在整个国家财政中占据重要地位。唐中期以后，随着人口增加，土地兼并加剧，均田制急剧崩坏，租庸调制难以维持。“有幼未成丁，而承袭世资，家累千金者，乃薄赋之；又有年齿已壮，而身居穷约，家无置锥者，乃厚赋之，岂不背谬！”百姓举家逃亡，规避赋税，被称为“客户”。

公元780年，唐期推行两税法：以国家财政开支所需为总额，所谓“量出以制入”。所有民户在现居地登记，根据财产情况定户等，按户等高低交纳赋税，“户无主客，以见居为薄；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分夏秋两季征收，“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郡县税三十之一”结果“赋不加欲而增入，版籍不造而得其虚实，贪吏不诚而奸无所取。自是轻重之权，始归于朝廷。”每户负担并未增加，但国家财政总收入增加，对户口的掌握也更为准确，“天下便之”。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等

材料三   北宋之初，宋太祖鉴于晚唐、五代十国时期的教训，认识到了藩镇割据的危害性，对节度使“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逐步收回了节度使的权力，由中央直接统辖州、府、军、监。这样，宋初的政府层级体制实际上又变成了州县二级制。但由于州、府、军、监数量过多，中央政府管理幅度太大，需要对管理层次进行调整，于是又在州、府之上增设转运使提刑按察使、安抚使和提举常平使，这些“使”的管辖区域也称为“路”。当然，宋朝设立的“路”并不是一级行政区，而是中央在地方的派出机构。各路官员均由皇帝直接任命，对皇帝负责，彼此互不统属。各种“使”只是在财政、刑罚、监察、仓储等方面分别履行某种单一职能，他们所管辖的“路”在区域划分上也并非彼此一致。故宋代的路只是介乎行政区域监察区之间的一种安排，而不能作为一级完整的实体政府切实地控制一个地方。从权力的分配来讲，可以把宋代的这种“条块结合”的政府层级体制称为二级半制或虚三级制。

——摘编自《地方政府层级改革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