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战国至秦 | 官吏俸禄形式主要以斗发给粟米 |
西汉 | 官的大小和俸禄级别以“石”表示，俸禄以斛为计量单位，按月发给粟米；汉宣帝时因“小吏皆勤事，而俸禄薄，欲使其毋侵渔百姓，难矣。其益（增加）吏百石以下俸十五” |
魏晋 | 帛、粟、钱各占⅓ |
唐代 | 唐初大体沿隋，俸禄有粟、田、钱，俸禄依官的品级九品正、从分为十八级。唐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将各种粮钱合为一起，以月俸为名，随月发钱 |
宋代 | 官员的俸禄丰厚，名目繁多，如最高文散官除每月给俸钱120贯钱外，还有绢绫罗锦以及职钱、公用钱、出差费和仆人费用等 |
元代 | 俸禄支付纸钞，也叫俸钞 |
清朝 | 在京文武官员每年俸银，一品180两白银，二品155两白银，以此减少。京外文官俸银与京官相同，但没有禄米，而武官的俸银减半。雍正帝，七品知县每年只有45两俸银，“不取之百姓，势必饥寒”，因此，推行养廉银制，其数目大大超过各级官员的俸银 |
——摘编自曾宪阳《浅议古代官吏的俸禄》等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围绕“中国古代官员的俸禄”拟定一个论题，并予以阐述。（要求：论题明确，论证充分，表述清晰。）
材料一 就其反对宋明理学来说，明清之际的思想家对程、朱、陆、王猛烈抨击，不遗余力……他们一反理学传统，把注意力从天上转向人间，从内心世界转移到客观现实。可是，当时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进程还没有为思想家开辟出更加广阔的天地，他们研究和探索的对象仍然是狭窄的，仍然是儒家经典和封建制度。
—摘编自苗扬《浅议明清之际的进步思潮》
材料二 五四运动前期，陈独秀勇敢地高举科学与民主的大旗，发表了《敬告青年》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等许多文章，对封建复古作了猛烈的抨击，并为了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而致力于人格问题的研究。他认为，"伦理思想，影响于政治，各国皆然，吾华尤甚"。人们在文化、经济、军事和政治等方面的觉悟，都不是最后的、最高的觉悟。只有"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
——摘编自徐少锦《"五四"前期陈独秀的伦理人格思想》
（1）根据材料一，指出明清之际进步思想家的思想探索，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他们的探索对象仍然狭窄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概括五四运动前期陈独秀的思想探索，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陈独秀倾心于这种探索的时代背景。
材料一 宋代商业已与国计民生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联系生产与消费、支撑城乡经济发展的经济命脉，对当时社会经济生活产生深刻影响，清晰展示出商业发展的历史脉络与演进态势，揭示出宋代工商业文明因素加速生长的时代特色。
——张熙惟《宋代：古代商品经济发展的高峰》
材料二 属于同一思潮下的各个学派和人物,其有共同的思想倾向性。但一种奔放前进的社会思潮决不仅仅是刻板单调,千篇一律的重复和事仿,而是在共同的倾向性中显示丰富多彩的内容和千变万化的风格,彼此影响,互相推动,形成具有时代特色和相当群众基础的社会思潮。
——苗 杨《浅议明清之际的进步思潮》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宋代工商业文明因素加速生长”导致的社会变化有哪些？
（2）根据材料二和所学知识，概括“具有时代特色和相当群众基础的社会思潮”的主要内容。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并运用一个史实加以说明。
材料 洪亮吉（1746-1809）是乾嘉时期知名学者，著有《治平篇》和《生计篇》阐述其关于人口的思想。他认为“治平百馀年，户口则视百年、百数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焉”，然而耕地“增三倍五倍而至矣”。他忧心忡忡地说：“户口既十倍于前，则游手好闲者更数十倍于前”。洪亮吉提出了解决的办法——“使野无闲田，民无剩力，疆土之新辟者，移种民以居之，赋税之繁重者，酌今昔而减之。禁其浮靡，抑其兼并。遇有水旱疾疫，则开仓廪，悉府库以赈之。如是而已，是以君、相调剂之法也”。洪亮吉生活的时期是清朝由盛转衰的一个特殊时期，在那个时候他能够敏锐地洞察到人口的增长所带来的影响，并且从多方面加以分析，他的人口思想对如今社会仍然有一定警示作用。
——摘编自姜雪娥《浅谈洪亮吉的人口思想》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评述洪亮吉的人口思想。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最为活跃，推动土地私有关系快速发展……战国时的地主大致有以下几种类型。一种是贵族地主，或从奴隶主贵族转化而来，或是因军功受到赏赐土地而来，另一种是通过购买土地形成。一种地主占有大量土地的私有制形式便逐渐形成了。春秋战国之际还出现了自耕农的土地所有关系。有的自耕农是因垦荒或立了小军功而得到少量土地，也有的是因旧贵族没落后成了自耕农，还有国家授田给农民，责其耕种。久而久之，渐渐演变成了私有小块土地的自耕农。他们构成了土地私有制的又一种形式。
——摘编自《中国古代经济简史》
材料二 贵族、官僚大量占田，同时工商业者和高利贷者也可以把他们获得的利润、利息用来购买土地……在历代封建王朝实行“重农抑商”政策下，工商业者、高利贷者常常“以末致财，用本守之”。既然明清的封建地主和工商业者积累起来的财富都竞相购置土地，而不投资于工商业，那么自然就不利于资本主义萌芽地迅速成长了。
——摘编自《中国古代经济简史》
(1)依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回答春秋战国时期土地私有制有哪几种形式。指出土地私有制形成的主要原因。(2)结合所学知识回答，材料二描述的经济现象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什么影响？
白银作为贵金属货币，并不等同于财富，只是作为交换手段和价值符号的货币，只代表着一种兑现财富的能力。所以，通过国际贸易，以大量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换取“饥不可食，寒不可衣”，也不能成为工业原料的白银，并不一定获得真正的利益。中国输出的商品是以资源的高耗费为前提的，包括大量的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而西方输出的是贵金属，这些贵金属是从殖民地掠夺而来的，西方人并没有为此支付应有的成本——没有为此耗费自己的生存资源。这意味着白银流入越多，中国民众赖以维持基本生存的资源流失越多，白银加剧了中国下层民众，特别是农民的贫困。
——摘编自李宪堂《白银在明清社会经济中生发的双重效应》
请简要评析材料中李宪唐关于“白银流入”的观点。材料一 宋之为治，一本于仁厚，凡振贫恤患之意，视前代尤为切至。诸州岁歉，必发常平、惠民诸仓粟，或平价以桨，或直以振给之……无可归者，或赋以闲田，或听隶军籍，或募少壮兴修工役。蝗为害，又募民扑捕，易以钱粟。诏州郡长吏优恤其民，间遣内侍存问。仲淹内刚外和，性至孝而好施予，置义庄里中，以赡族人。泛爱乐善……虽里巷之人，皆能道其名字。为政尚忠厚，所至有恩，邠、庆二州之民与属羌，皆画像立生祠事之。
——引自《宋史·食货志》、《宋史·范仲淹传》
材料二 盛泽始名“青草滩”，宋元以来，居民尚少。洪武时课民种桑，始有村落，居民止五六十家。嘉靖时居民百家，以绵绫为市。有力者雇人织挽，贫者皆自织。土人亦有精其业者，相沿成俗。康熙时商贾远近辐辏，居民万有余家，蕃阜气象，诸镇指为第一、乾隆时居民百倍于昔，绫舳之聚亦且十倍。乾隆五年移驻县丞，以资弹压，遂称巨镇。皖省徽州、宁国二郡之人，服贾于外者，所在多有，由盛泽镇尤汇集之处也。邑在明初风俗诚朴，衣服器皿不敢奢侈；至嘉靖中，庶人之妻多用命服，富民之室亦缀兽头。万历以后迄于天崇，民贫世富，其奢侈乃日甚一日焉。其俗尊商贾，贱文士，豪侈喜夸，争通货利，人情趋利如弩，摩肩侧颈奔走恐后。
——摘编自《吴江县志》、《盛湖志》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指出宋朝社会救济与优抚政策的特点。说明宋代“振贫恤患”“视前代尤为切至”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概括明清时期盛泽的变化。以盛泽“遂称巨镇”为代表，简析该变化在明清思想文化领域的影响。
材料18世纪的中国，缙绅和绅衿成为大中地主的主要来源，他们靠特权积聚财富，其利益同商品生产和市场都不存在直接的联系，至少市场不是他们获取财富的最主要的途径。受儒家“重义轻利”的思想影响，“君子不言利”成为士大夫阶层的共同道德标准。中国封建社会只给读书做官的人以优隆的社会地位，经商致富的人始终得不到社会真正的尊重。从事商业化经营的地主一旦经营致富，便放弃直接经营，转入到出租地主行列：他们常会通过买功名、捐官爵，摇身一变为缙绅地主。
18世纪的英国，政途不是唯一的出路，地主依财产取得相应的政治地位，既可通过经济的手段(主要是作为一个地产所有者)取得社会地位，也可因担任政府高官显职获得爵位，殊途而同归，似乎不存在款优孰劣之分。在商业化的浪潮中，封建领主向地主转化，他们掠夺资源、看重功利和效益，不但经营企业化的农业，而且普遍涉足工商业。作为土地所有者，他们并非仅仪是坐收地租的寄生者，更是直接参与了资本主义农业的改造(圈地运动),而且成为地产改良的重要投资人。
——摘编自徐浩《18世纪中英商品经济发展中的几个问题》
(1)根据材料，概括18世纪中英两国地主对商业化经营的态度差异。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这种差异形成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18世纪中国地主对待商业化经营的态度给中国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
材料一 清朝前中期.景德镇制瓷业进入其制瓷历史的最高峰，景德镇瓷器代表了国内乃至世界制瓷的最高水平。清朝废除了官营手工业的匠籍制度，在景德镇建立起以雇役制为主体的御窑制。御窑厂的工人不再是强制征用，而是化钱从民间雇请。雇役制的实行促使御窑厂从脱离市场的生产方式转变为面向市场，并与民窑展开竞毛。另外，景德镇御窑厂还广泛采取“官窑搭烧民窑”，不仅节省了成本，容观上还带动了民窑的技术.提高。由于海外市场扩大和国内需求的增长，景德镇的民窑也兴旺起来。民窑与官窑的、竞争，推动新品种的不断出现。
——摘编自王馨《康雍乾三代—景德镇制瓷业的兴盛期》
材料二 1698年，法国传教士（股弘绪在法国政府的资助下到达中国。殷弘绪在景德镇居住了七年，搜集了大量关于景德镇制瓷技术的信息。1712年，在发往欧洲的名为《中国陶瓷见闻录》（信明，殷弘绪详述了景德镇瓷器的原料和制作过程，为欧洲制瓷研究指明了精确的方向。1721年，殷弘绪受命再次赴景德镇调查，并写成《中国陶瓷见闻录补遗》，对前封信你了补充，几乎涉及全部的制瓷工艺。殷弘绪的两封信在欧洲引起巨大石响推动欧洲掀起了制瓷热潮。到18世纪末，欧洲各国在皇室的支持下相继建立了皇家瓷器厂，并发展制瓷业。殷弘绪的两封信详细描述了康熙时期景德镇瓷器行业现状和陶瓷的生产情况，还包括当地的风土人情。同时代中国有关记述几乎凤毛麟角，因此，这两封信显得十分珍贵。
——摘编自许昆红《通过法国传教士殷弘绪的两封信研究景德镇清早期民窑制瓷工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朝前中期景德镇制瓷业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殷弘绪的两封信在欧洲引起巨大反响的原因。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殷弘绪两封信的历史影响。
材料一 华夏服饰传承发展了数千年，形成了多样的服饰风格和丰富的服饰文化。春秋时期的深衣、汉代的曲裾和直裾、唐代的襦裙、宋代的圆领袍衫、明代的比甲等，展现了华夏服饰的美观大方与纷繁多彩。将华美的形式与威严的礼仪融为一体，是华夏服饰的一大特色。古代统治者将服饰视为一种礼仪、礼制，通过服饰的不同来区分尊卑，划分等级。长期以来，华夏服饰被人们视为道德的重要载体，表达着人的情感，传达着道德的规范和内涵。通过服饰与天地相和合，从而带来福瑞和平安，是古人美好的愿望，也是古人的一种习俗、文化和信仰。
——摘编自《中国衣经》《服章之美与礼仪之大——华夏服饰中的儒家文化内涵》
材料二 “服妖”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其一，对封建礼制中“服制”象征体系的背叛和挑战；其二，“服妖”为一种“妖风”“妖象”，可能对封建政治统治造成威胁。魏晋南北朝时期“服妖”现象多发，如最高统治阶层“好胡”之风，在很大程度上助推了社会习俗、服饰习惯等方面的“胡化”。唐代时出现“时世妆”一词，到明清两代“时尚”“时髦”一类名词的出现，不仅仅是服饰冲破礼教拘束的例证，更是从深层次反映了人们在服饰生活上对时尚的憧憬和追求。明末，“服妖”现象发展到极致，出现僭礼的现象。
——摘编自周韦《从“服制”与“服妖”论中国古代服饰的社会功能》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服饰文化的内涵。(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服妖”现象出现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