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4、15世纪，西欧学者与艺术家以崭新的活力，力图恢复正统的古代遗存，即古代希腊罗马的文化艺术成就，以促进正统的古代文明重生。那时，学者们对先前几千年所包含的几乎每个世纪都进行了研究。16世纪上半叶，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灵感激发了文学、艺术和知识的变革。这场变革从意大利兴起，迅速传播欧洲，形成传统上所说的文艺复兴运动。在整个欧洲，人文主义的兴起对基督教文化产生了持久的影响，激起欧洲人对更大世界的兴趣。
材料二 在中国，1644年从明到清的朝代更迭刺激了儒学的复兴。王夫之赞美11世纪儒家的价值观，并梦想在人间恢复“天道”。顾炎武疏远新王朝，转向儒学的生活理念。他像任何一位欧洲坚定的文艺复兴大师一样，致力于寻找古代遗存，他和他的学者同仁有意识地保护那时的古代遗存，以防它们被侵蚀、损坏和遗忘。这场中国的儒学复兴本质上类似于欧洲的文艺复兴，但却没能发挥同样作用。
上述材料均摘编自[美]菲利普·费尔南德兹-阿迈斯托《世界：一部历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文艺复兴运动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中国的儒学复兴“没能发挥同样作用”的原因。
材料一 中国明清之际确乎存在着一种其精神特质与欧洲启蒙运动的精神特质多少有些相似的思潮。但是，明清之际启蒙思潮与欧洲启蒙运动毕竟是在不同时代和不同文化背景下发生的，其精神特质有很大差异。首先，中国明清之际启蒙思潮发生在16-17世纪的资本主义萌芽时代。此时的中国，在产业方面，尚只是在工商业较发达的苏（州）、杭（州）等少数地区出现少量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工场。与之相应，社会中尽管逐渐分化出了一个强烈要求发展工商业的市民阶层，却尚远未形成一个资产阶级，就是市民阶层在社会上的势力也显得很单薄，根本不足以与当时仍然强大无比的封建势力相抗衡。其次，中国明清之际启蒙思潮，发生在一个具有以“天下为家”和皇权至上为主要特征的政教合一文化传统的社会里。这种文化的实质，在于封建宗法等级制度。这种制度，到了明清之际，主要由于受到商品经济的冲击和政治剧变等因素的影响，发生了空前严重的危机。
——摘编自周可真《明清之际启蒙思潮与近代欧洲启蒙运动》
材料二 启蒙运动时期，欧洲的启蒙思想家，特别是法国的哲学家，在中国形象中发现批评现实的武器。在推翻神坛的时候，他们歌颂中国的道德哲学与宗教宽容；在批判欧洲暴政的时候，他们运用传教士们提供的中国道德政治与开明君主专制的典范；在他们对君主政治感到失望的时候，他们又在经济思想中开发中国形象的利用价值，中国又成为重农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楷模。……值得注意的是，每一场争论的结果，似乎都对西方心目中的中国形象不利。宗教之争最后证明中国人不是无神论者，而是更为原始的多神论者；政治之争证明中国不是开明的君主专制，而是依靠棍棒进行恐怖统治的东方专制主义暴政的典型；经济之争最后证明中国不是富裕，而是贫困，不是社会靠农业发展，而是社会停滞于农业
——摘自周宁《西方的中国形象史研究》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明清之际启蒙思潮与西方启蒙思想的共性与不同。(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分析“中国形象”成为欧洲启蒙运动时期流行语的背景及“中国形象”在欧洲人心目中褪色的原因。
材料一：明朝后期，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国传统史学进入了一个转型发展期。延续数百年的程朱理学走向没落，经史考据之实学思潮兴起，并且出现了早期的启蒙思潮。士大夫对理学的批判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启蒙思想的发展。顾炎武作为明清之际的“三大家”之一，他在史学方面的建树，反映和促进了这一时期史学的嬗变与转型。顾炎武历史观中的唯物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民本思想，即对普通劳动者历史作用的认识和认识论等方面上。 顾炎武认为“天子一位”，君主只是一个爵位，是人民“推举”而来的，没有绝对的贵胄，君主要重视人民。 在认识论上，顾炎武的学识是建立在自身的实践基础之上的，他通过自己的学识与实践正确论证了“感性”和“理性”的关系。他认为，感性认识是理性认识的前提，必须建立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
——摘编自金海峰《浅析17-18世纪中西方史学的嬗变与转型》
材料二：对于20世纪20年代末出现的社会史论战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用唯物史观解释中国历史，与当时国内主流史学界并不符合。社会史论战本身既是由现实问题而来，又全然表现为回到现实问题中去。由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进而展开的社会史论战，因其较为明显的非学术色彩、普遍生硬的史论综合特征等原因，短时间内难以得到主流史学界认同。 社会史论战使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联结在一起勾勒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雏形，但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尚需从历史学研究的学术层面充实加强。之后的几年里，人们更注重反思社会史论战中存在的问题，在充实史料的基础上加强社会经济史研究。研究者及其观点也发生了各种变化，经过几年的讨论、研究、调整、淘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阵营在30年代末至40年代以后逐渐明确。
——摘编自张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与社会史论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顾炎武史学思想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社会史论战的特点和历史意义。
材料一 伴随着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和经济大变动，王官之学的退场，私学的兴起，最终造就了诸子百家争鸣的兴盛局面。
——摘编自袁行霈 严文明等《中华文明史》
材料二 宋明理学最初产生于北宋时期，盛行于南宋、元明时期，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它是融合了佛、儒、道三教，将三教理论融为一体的思想体系，是北宋时期之后社会经济政治高度发展的理论体现，也是中国古代哲学长期发展的结晶。宋明理学重视人的道德修养，但在它为封建专制的统治者作为官方思想去批判一切的时候，它最终便发展成为恃强凌弱而又扭曲的“存天理、灭人欲”。
——赵佳为《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下的宋明理学》
材料三 明末清初社会的激烈动荡，促进了思想界的活跃。李贽提倡个性解放；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痛斥封建专制制度是“天下之大害”；黄宗羲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提出“工商皆本”的口号；唐甄在《潜书·空语》中提及“凡为帝王者皆为贼”；王夫之在《张正自蒙注》中指出“理欲皆自然”。这些早期的启蒙思想在中国思想界掀起了狂涛巨澜，使中国思想界一度出现了群星璀璨的繁荣局面，他们对封建传统的批判精神，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陈寒鸣《中国早期启蒙思潮略论》
(1)根据材料一及所学知识，列举百家争鸣的代表派别、代表人物及代表思想。(2)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宋明理学具有哪些积极影响？
(3)依据材料分析明末清初这些“狂涛巨澜”出现的背景。
| 孔子 | 仁者，爱人 |
| 孟子 | 得民心者得天下 |
| 贾谊 | 夫民者，至贱而不可简也，至愚而不可欺也 |
| 唐太宗 | 朕每日坐朝，欲出一言，即思此言于百姓有利益否，所以不敢多言 |
| 朱熹 | 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 |
| 黄宗義 | 天下为主，君为客 |
——摘编自张晋藩《论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围绕“民本”思想，自拟论题，用中国史的知识予以说明。（要求：论题清晰，史实准确，论证逻辑严谨，史论结合）
| 作品 | 《牡丹亭》 | 《罗密欧与朱丽叶》 |
| 作者 | 汤显祖（1550—1616年） | 莎士比亚（1564—1616年） |
| 主人公 | 杜丽娘 | 朱丽叶 |
| 主人公生活的时代背景 | “手不许把秋千索擎，脚不许把花园路踏”，整日只能呆在闺房刺绣、读书。“门当户对”封建传统婚姻道德严重摧残着青年男女正常的人性，葬送了他们的自由爱情和幸福婚姻。 | 中世纪行将崩溃、新时代的曙光已经照临走在时代进步前列的意大利，有参加舞会、结识朋友的机会。 |
| 主要情节 | 杜丽娘争取的婚姻自由带有浓重的妥协色彩，她还魂以后还幻想让父母承认他们的婚姻，仍没有摆脱官本位的功名利禄思想，追求“夫贵荣”。 | 面对封建世仇对自己美好爱情、幸福婚姻的迫害和摧残，她表现出了大胆、开放、主动、坚强的思想行动，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和反抗。 |
| 结局 | 杜丽娘和柳梦梅做出了退让和妥协，重新回到了封建社会的“和谐”状态。 | 罗密欧与朱丽叶遭到了毁灭 |
| 对爱的追求 | 表现内在一些，隐密一些 | 外露、激越 |
| 在爱情遭遇考验时 | 都表现出执着的一面 | |
——摘编自黄江玲《戏剧人物杜丽娘与朱丽叶之比较》
请任选角度，自拟论题，结合材料，并运用所学知识加以论述。（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表述清晰）
材料 明清帝制国家始终参与商业，其程度趋于加深。帝制体系与商业繁荣之间的基本契合，一定程度上为明清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扩展了帝制国家财政收入的来源。明清商人也在这种环境中演化，与帝制体系交融，变成绅、商、地主三位一体的精英人群，构成社会支配阶层演变的一个侧面。此种契合关系的另一面，是商业较大幅度地被纳入帝制国家体系的控制范围，使得市场经济难以充分、自由地演变，商人也在此环境中异化为帝制体系的社会基础。
——摘编自赵轶峰《明清商业与帝制体系关系论纲》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中国古代史的知识，提取一个有关中国古代商业的论题，并予以阐述。（要求：论题明确，持论有据，论证充分，表达清晰）
材料一 明清之际，启蒙思想是当时资本主义萌芽在政治思想上的反映。这是一个对空谈心性的灾明理学末流进行批判、新旧思想观念激烈冲突的所谓“天崩地解”的时代，是在最广泛意义上开始探索新世界、设计人类社会新计划的所谓“天工开物”的时代。此时的启蒙思想家以各自的表现方式，比较全面地揭露了当时封建社会的腐朽黑暗和统治阶级的昏庸无道，批判了封建专制主义和各种禁锢人性的陈规与说教。这一时期，有的思想家提出了“自由私产”“夫私者，人之心也”“如服田者私有秋之获，而后治田必力”的主张，有的说“政教风俗，苟非尽善，即许庶人之议”，“必使治天下之举皆出于学校”，有的讲“法有可采，何论中西”，“寓通几（即哲学）于质测（即科学）”，倡导求实学风，对宋明以来“蹈虚空谈”的学风是一个否定。
——摘编自张华荣《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想简论》
材料二 中国近代启蒙是在民族救亡的大背景下发生的，由于知识分子的优患意识、危机意识的存在，外来思想输入中国后常常被赋予中国式的解释以达到政治目标，不可避免带有中国特点。即不同时代的启蒙思想和启蒙思想转变的内在理路，前者可划分为戊戌启蒙、辛亥启蒙和五四启蒙，后者可概括为传播现代理念、建构现代国家和塑造现代国民三个方面。从戊戌启蒙到五四启蒙都有近代欧洲启蒙的批判精神。然而，近代启蒙的遗产不是理性的实现，而是“工具理性”的实现，个人自由、解放服从于国家独立、富强，民族解放高于政治民主。清末民初，中国传统社会的观念、规范、制度还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而现代社会的规范、制度还没有真正确立，这是一个"两头都不靠岸"的时代，启蒙者忽视了启蒙思想内在的复杂性和深刻性，但是启蒙的批判精神仍是当今中国社会发展所需的推动力量。
——摘编自杨全顺《中国近代启蒙思想演进的逻辑与特点》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明清之际启蒙思想家提出的进步主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中国古代和近代启蒙思想的共同作用。
材料一 董仲舒认为，全国受命于君，身以心为本，国以君为主，所以“君人者国之元，发言动作万物之枢机”。就君民关系，董仲舒说：“传曰：君者，民之心也；民者，君之体也”，故君唱而民和，君动而民随；就君臣关系，董仲舒说，臣是受命于君的，所以，“君臣之礼，若心之与体，心不可以不坚，体不可以不顺，臣不可以不忠”。董仲舒认为，统治者是天命神授的，“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是？”
——摘编自丁银高《论董仲舒的王权思想》
材料二 黄宗羲对“以君为主”的君主专制制度有所不满，明确肯定了天下为天下人的天下，而不是某一君王的天下，所谓“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他对君主专制下的“臣”也进行了批判，认为“臣”的产生是要与君共治天下的。他把治天下比喻为“曳大木”，臣与君是“共曳木之人也”。`同时强调了“法”对“人治”的有效规范、引导与约束惩罚。
——据鲁敏《黄宗羲反君主专制思想解读》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董仲舒和黄宗羲的君权思想。(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两种君权思想产生的社会背景及其共同的历史价值。
材料一 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顾炎武，学识渊博，身体力行，把书本知识和实地调查相结合，写出《天下郡国利病书》等著作。在《与友人论学书》中，他谈到为学应该“博学于文”和“行己有耻”。他在其代表作《日知录》中提到“以天下之权，寄天下之人”，“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
——摘编自马执斌《明清时期的文化》
材料二 近代启蒙的根本含义是人性的觉醒、个性的解放、人格的独立。而中国从19世纪末开始的启蒙运动，是一场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兴起来的，以救亡图存为目的，以制度改革为主旨的政治启蒙运动，它对于个性解放并不很关注。“天赋人权”的呼喊和“新民”的鼓吹，是在20世纪的头一个十年出现的，但是它们却被淹没在政治论战和武装革命的波涛中，只是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的启蒙运动才把唤醒“国民之自觉”作为根本任务。
——摘编自张岱年等《中国文化概论》
材料三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精神，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价值观念。 国有四维，礼义廉耻，“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这是中国先人对当时核心价值观的认识。在当代中国，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应该坚守什么样的核心价值观?这个问题，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经过反复征求意见，综合各方面认识，我们要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摘编自习近平《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根据材料一，概括顾炎武的主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近代思想主张的变化并分析其成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