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汉民族主义是王夫之思想体系中尤为重要的部分.他认为、忠于割据之主是一人之义；忠于天下之主是一时之义；维护民族利益则是古今通义。若一时之义与古今通义相冲突，应抛弃君臣名分，维护本民族利益。

——摘编自陈仁鹏《论王船山民族主义思想的近代嬗变》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西方文化潮水般地涌入中国，蚕食传统文化的阵地。这种文化侵略行为，使向来有着文化优越感的封建士大夫们尤为反感。曾国藩的《讨粤匪檄》正迎合了士大夫们的心声，他用维护“中国数千年礼仪人伦、诗书典则”的文化民族主义来口诛笔伐，以图匡正秩序尊卑。

——摘编自文瑶、潘新辉《王夫之民族思想对曾国藩的影响》

材料三   中国需要一种包含着巨大内在张力的普世民族主义，它必须既是民族的，以便实现国家的动员与组织，应对险恶的国际环境；又应该是超越民族的、打开世界视野，从世界历史意义来理解中国……于是共产主义成为中国达致普世民族主义的必要精神介质，进一步，抗日战争使得中国共产党的各种努力与民族救亡嵌合在一起。

——摘编自施展《枢纽》

材料   儒学自孔子以来流传迄今，已逾两千五百年，现将儒家演变分为六个时期。

儒家演变历史分期

——摘编自《中国学术文化九讲》（钱穆讲授，叶龙记录整理）

材料一   11世纪宋代新儒学是一场儒学复兴运动。这场运动源于各方面思想资源的促成，佛老之学及魏晋玄学等外源因素需消化以外，儒学内部如汉唐经学的思想资源对于新儒学回归经典的创新更有直接关联。中唐思想文化特别是“是经疑传”等经学新风气，推动了唐宋之际“疑经改经”的思潮发生，新儒学通过创造转化汉唐经学知识的固有范式，实现了“经学理学化”的诠释学转向。最终，朱子学建构了一套“四书学”及“家礼学”的新典范，标志着新儒学“经典世界”的全面重建，有力地推动了儒学在哲学、经学及文化等方面的创新发展。

——摘编自吴震、金瑞《宋代新儒学与经典世界的重建》

材料二   考其所以蓬勃进步之由，实由于当时的社会经济有了变动，已呈现出资本主义活跃的前期形态，因而反映在思想的争斗上，一方面否定着旧的静止的烦琐的和专制的思想，另一方面则在创造着新的实践的科学的和民主的思想。

——摘编自杨荣国《中国十七世纪思想史》

材料三   五四运动使中国迎来了“社会改造”的时代。在“社会改造”的语境之中，“主义”在高度关注中“崛起”，并成为“社会改造”的根本性问题。于是，时人对于“主义”的认知和解读，皆与“社会改造”紧密联系在一起。正是由于“主义”因“社会改造”而崛起，故而“主义”又与从事改造社会的社团发生联系，并成为引领社团前进方向的根本要件，这又导致社团中关于“主义”的论争，继而使社团因“主义”不同而分化。但“主义”一旦进入中国并置身于“社会改造”话语体系之中，也就具有某种相对的独立性，并出现了“主义”的“本土化”趋向，从而最终促进了作为“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逐步地建立其话语权势。

——摘编自吴汉全《五四时期“社会改造”话语与“主义”的崛起—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

材料一

宋代理学的基本特点是把儒家的价值理念本体化，并贯穿至心性理论和为学功夫。理学作为儒家士大夫的文化，对民众生活起引导的作用，如朱熹的《家礼》对宋代社会观念和日常生活便有相当大的影响。宋代人口的增长和官府财政能力的限制，使得社会的教育需求远不能被满足，于是私人兴办的讲学书院应运而生。同时，书院作为与官学不同的社会文化力量，与理学发展结下了不解之缘。理学家批评科举与官学教育只引导学子追求功名利禄，他们大兴书院讲学之风，以书院为宣传理学的基地，从而扩大了书院的影响，推动南宋时书院进入鼎盛时期。

——摘编自陈来《宋代理学的特点及其对宋代文化的影响》

材料二

康熙帝有着极高的汉学修养，精通汉文化。他曾说朱熹的作品是“天地之正气、宇宙之大道”，还将朱熹提拔到孔庙第十一位配享哲人，给予尊隆地位。康熙帝命学者李光地删节修改《性理大全》，整理成《性理精义》，又主持编辑了《朱子大全》颁布于天下。康熙帝在位后期，程朱理学被尊为正统。雍正帝顺应三教并流的趋势，以儒释道相互补充。乾隆帝认为，程朱理学可以“化民成俗、修己正人”。乾隆帝下旨刊刻了《乾隆御定石经》，汇刻了《十三经注疏》等。理学当然不仅仅存活在庙堂之上，更渗透了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诸如烈女传、节孝坊、忠义故事等，无一不是理学思想的底层体现。

——摘编自雷晓凡《程朱理学是怎样在清朝确立统治地位的？》